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一直被看得很重。无论是君臣贤圣，还是士农工商，启齿所论，终身所修，往往就是一个“德”字。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心的根本在于修德，仁、义、诚、信、礼、节这些德的方方面面修到了家，才算是“尽性”，才算是“内圣”。尽管当今时代仁、义、诚、信、礼、节的具体内容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不尽相同，但终身修德的这种理念则是古今相通的。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修身经，在今天仍然吸引并感化着无数的士农工商，显示出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曾国藩对德的高度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德、立功、立言，他认定立德是根本，也最难立；二是德与才不可偏废，而德尤为重要。无才充其量是个愚人，而一旦无德则是小人，他坦然地说：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这一原则在他识人、用人和做人的各个环节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贯彻。

立德之所以最难，是因为德的形成要通过长期而艰苦的自我修炼。说其长期，指的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不能事事责报，更不能执意追求好名声；说其艰巨，指的是修身乃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严格甚至严厉检束自身行为的磨练，没有乐于自砺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是修不出真德来的。

德的内涵很宽泛。孔子讲仁、智、勇，管子讲礼、义、廉、耻，曾子讲格、致、诚、正、修，孟子讲仁、义、礼、智，贾谊讲仁、义、礼、智、信，明清大儒又讲忠、孝、节、义，一句话，德目包括了方方面面。从曾国藩一生所修之德中，“仁、义、诚、信、礼、节”六德最为突出。这六德中，最为可贵的又算“诚”德。《大学》中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曾国藩正是如此，修勤修慎，概以立诚为本；言物行恒，概入诚身之道；即便人以伪来，依然我以诚往。修性、行事、交友都诚贯始终。想想看，这样修德，何德不具？

曾国藩下如此功夫修德，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能修炼成君子，成圣人。他深信，“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自己只要倍加努力，一样可以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历史上每当出现大的动乱，往往就会出现非凡的人物，以功业而论，就有英雄豪杰者流；以道德功业综合起来论，则标准极高，时限更远。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看来修德成圣者史上并

不多见。他能不能成圣呢？曾国藩是一个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是终生行走在入圣的坎坷道路上。在未炼成圣人之前，他可以做君子。君子德不苟成，业不苟名，只要积铢累寸，“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那么，入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曾国藩毫不掩饰地说：“苦其筋骸以捍大患。”当时的“大患”，众所周知，是外夷入侵，内匪作乱，国家和民族深处大难之中，作为号称晚清大儒又身居高位的他，就很自然地走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后人评述曾国藩为一代中兴圣相，自然这“圣”，既是功业之圣，也是道德之圣，或者说是道德之圣而催化出功业之圣，因而这个评价，称得上是对他毕生修身立德一个恰如其分的回报。

今天，在和平环境下还要不要修身立德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错，刀枪乱舞、血肉横飞的战争过去了，但今天仍处在大变革时代，难以看得见的浓浓硝烟还在弥漫、难以识得破的串串流弹还在飞窜，在权钱交易、灵肉交杂的污泥浊水面前和德才权衡、义利争斗的复杂环境中，我们依然应该像曾国藩那样贵德不懈，使自己成为修齐治平的成功者。

德为人本

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

【译文】磨砺心志，坚韧性情，这是担当大任的基础。修炼身心，检束行为，是中兴社稷的根本。

【简析】曾国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修身进德。修身是途径，进德是目标，治国平天下则是终极目的。磨砺心志，坚韧性情，修炼身心，检束行为，是曾国藩“修身”的基本内容，是他担当大任、中兴社稷的功底，“修身”与“大任”、“中兴”的关系，他一言以蔽，精辟至极。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

【译文】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是最难的事。自从周、汉两朝以后，很少见到有凭道德传世的人。

【简析】人生三立，确是不易，儒家以之为人生最大荣耀。曾国藩一语道破：三立中，立德最难。中华历史数千年，文臣武将，立功者何其之多；儒法道墨，立言者何其之众；唯立德，自尧舜禹，至汤武，再至孔孟、汉文，有德者倒不乏其人，而修德至圣者，则寥寥寡见。曾国藩以毕生之力，在立德上苦下功夫，终成晚清大儒、中兴圣相，可与周汉一隔，竞达两千年之久。作此评论者，是非今崇古之心使然，还是后来人确为重功轻德或修德无圣呢？如果真是后者的话这就值得今人去深入琢磨一番了。

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如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如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源，才即其枝叶。

【译文】德与才不可偏重哪个方面。拿水来作比方，德指它滋润下物，就是它承载物体灌溉田地的功用。拿木来作比方，德指它是弯曲还是挺直，才就是它作船作浆作栋梁的功用。德好比水的源头，才就是它的波澜；德好比木的根本，才就是它的枝叶。

【简析】德与才相比较，曾国藩重才更重德。有人认为儒家只重德、不重才，因而导致阻碍科技发展，这是一种误解。曾国藩乃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制造局、翻译局不都是曾国藩力主办成的吗？事实上，只有重德的人，其才才会修炼得更好，才会用在刀刃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冲可矣。

【译文】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无德，就与小人相近。世上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所以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假若两方面不能同时得到，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途径，识人的方法，都可从这里入手。

【简析】愚人、小人都不可取，但小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愚人大，尤其是进入了权力阶层，小人就更危险了，所起的湮灭正义、毁坏风气、糟蹋人才的能量就不小了。曾国藩在这点上有清醒地认识，于是自修与识人，都从此入手，使得在他的手下小人很难得逞，这确是他的长项，凭此长项，他才有大德大功的出现。

德性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性既尊，然后吾之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1之材艺，孔子2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3，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4日业术虽无过进，而心志大定，寤寐5安恬。

【注释】1周公：姓姬名旦，又名叔旦，周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公元前1105年），西周初年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曾辅助武王灭商，为周成王摄政。2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3禀：(bing)受，承受。4迩：er近。5寤寐：(wumei)睡觉。寤指醒，寐指睡。

【译文】道德没有确立，求取学问就好比拔苗助长；道德确立了，我的知识多少就不显得很重要，少不是很可耻的事，多也不值得矜夸。周公的才艺，孔子的能干，我不如他们，我不惭愧。若从尽自己的力量去实践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从天地父母所禀受的，我也在天地父母那里禀受了，只要一息尚存，便不敢不勉励自己去做。因此，今后即使事业上没有一点进步，但心志上会大为安定，睡得安稳香甜。

【简析】道德一旦确立，增进学业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要问学，怎样问学，问学之后做什么用，都要以道德作为支撑，没有道德，学了又有何用？所以问学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曾国藩深信此论，一心修德不已，确信迟早能成就学问。

（汉文帝1）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

【注释】1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即刘恒，系刘邦之子，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

【译文】汉文帝在德行上是三代之后所仅见的贤良君主，他心里老是自愧不称帝王这个职位。能使居高位的人常存愧不称职的心理，他的过失必然会少，何况是心存这种意念的帝王呢！

【简析】无德者，可以不择手段谋取高位；有德者，获得高位却愧不称职，这是何等差异！曾国藩自己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谦之谨之，可以肯定，坚持这样做的人，即便有过失，也不会多；即便没有巨功，也不会有大悔。

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鬼责，身败名裂，无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译文】如果抛弃了修德和进业，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这就是所说的把守拦截在十字路口。如果不是天天向上进取，那么就会招致他人的非议和鬼神的责难，身败名裂的后果转眼之间就会到来，这不能不让人害怕啊！

【简析】人要经历过硬的进德修业，且要自觉将自己投入其中，让“人非鬼责”在等着你，才能逼自己天天向上进取。没有这动力、这压力，人的惰性、骄性就会抬头。

立身之道，以禹1、墨2之勤俭，兼老3、庄4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注释】1禹：姒姓，名文命，鲧之子，亦称大禹、夏禹，舜死后任部落联盟首领。2墨：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称墨子，宋国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3老：约公元前58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伯阳，称老子，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4庄：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称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战国时哲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

【译文】立身的原则，学学大禹、墨翟的勤俭，又学学老子、庄子的静虚，对于修身治国来说，或许两个方面都学到了。

【简析】能博采禹墨，老庄之长，是曾国藩成熟的表现。人成熟了，眼光才远大，胸怀才宽广，以德立身的过程中不要犯偏私一家、偏执一隅的毛病。

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译文】勤、俭、刚、明四个字，都是诉求于自身的事；孝、信、谦、浑四个字，都是施行到别人身上的事。孝施行于长辈，信施行于同辈，谦施行于下属，浑随处都适宜。大致说来，与别人争吵，不可以要求别人事事都对，说人的是非不可以过于武断。这些都是浑字最实用的地方。

【简析】德集中起来，只有一个字，分散起来则有方方面面。对别人不可面面苛求，对自己则应方方修到，这是曾国藩修身的基本原则，也是曾子所教导的“忠恕之道”。

修身立德

念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三者，《论语》1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2“取之为善，与人为善”之义，则将庶可为完人矣。

【注释】1《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曾子等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编辑，共20篇。2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战国时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重要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译文】想起“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这三句话，《论语》将它放在全书的末尾，的确是有深意的。倘若知道这三点，再加上明白孟子所说的“取之为善，与人为善”这两句话的意义，那就差不多可以成为完人了。

【简析】《论语》的“三知”是压轴之章，尤其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一句，对儒门弟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令人看来，所谓“命”，已经不是简单的命运，而是指时代潮流、客观规律以及诸多的变化因素，是一门极为深奥而又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曾国藩自己就是这样在时代大潮中击水飞舟，并且兢兢业业，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因而他修德进业的动力便是永恒的，经受得住任何名位功利的引诱和冲击。

天下事一一责报，则必有大失所望之时。佛氏1因果之说，不可尽信，亦有有因而无果者。忆苏子瞻2诗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吾更为添数句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注释】1佛氏：约公元前563前483年，乔达摩·悉达多，亦称“佛”、“释迦牟尼”，尼泊尔边境人，佛教创始人。2苏子瞻：10371101年，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之子，北宋时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译文】天下的事要想一一都有回报，必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理论不可尽信，也有有因无果的。想起苏东坡的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在此基础上再添几句：“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简析】这段话还是与知命有关。苏轼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但曾国藩还要加上几句，并不是要显示自己的境界比苏轼还高，而是要更具体地警戒自己修德重在诚，若想因此而求名、求功、求官、求利，则其诚就不真，其修就不实了。

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1之，不亦悲乎！

【注释】1骛：(wu)追求。

【译文】倘若是一位君子，深知道德修炼的含义，惧怕名声一旦增高，内心的道德修养就会一天天地变得虚浮，必然会获得耻辱。可是浅陋的人却争吵着去求取它，不也就太可悲了吗！

【简析】君子修炼以浮为耻，以浅为悲，以诚以实为贵，追名求誉只能成为伪君子。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1之不遑2；大，若舜3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

【注释】1文王：姓姬名昌，又称西伯昌，商末周族的领袖，周武王姬发的父亲。2遑：(huang)闲暇。3舜：姓姚，号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尧之后部落联盟首领。

【译文】古人关于修身治国的道理，不外乎勤、大、谦。勤，比如周文王的从来没有闲暇；大，比如舜禹的不结党与；谦，比如汉文帝的自认不胜任。致于勤、谦两个字，尤其应当贯彻始终，一刻也不能离开。用勤来儆戒懒惰，用谦来儆戒骄傲，能够做到又勤又谦，“大”就在其中了。

【简析】曾国藩随着自己地位的上升，以勤、大、谦自律也就愈加严格了。

他把这一阶段的修德任务集中用三个字概括，以文王、舜禹、汉文帝为榜样自励，要求不仅有勤谦之德，还要有宏大的胸怀。这样使一般之德提升为崇高之德，才能适应自己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