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的目的是什么？《大学》中讲得很明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治国平天下就是济世，是修身的最大用场和最终目的。佛家、道家也讲修身，但是否济世或如何济世，同儒家的主张大不相同。曾国藩崇拜顾炎武“明道救世”之说，谨守修齐治平的信条，毕生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这方面是做得很完美的。

修身与济世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或者说，修身者一定可以济世吗？济世者一定是修身成功的人吗？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中的人物也是复杂的。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例。齐桓公时代，是齐国的鼎盛时期，齐国是治理得很好的，但他的自我修身情况怎么样呢？荀子说，孔子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以谈论五霸为耻。这是为什么呢？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以前他杀死自己的哥哥争取到国

家的政权；家内姑姑、姐姐、妹妹中没有出嫁的有七人，在宫廷闱门中，纵情享乐，奢侈无度，以齐国赋税的一半奉养他们还不够；对外则是欺诈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诸侯国。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阴险、污秽、淫逸、奢侈，他哪里有资格被孔子的门徒来称道呢！荀子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之本，没有把礼义推崇到应有的高度，没有使礼仪制度极有条理，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注重方法谋略，注意使百姓劳逸结合，蓄积财物，加强战备来掩饰争斗，打着仁爱的名义而谋求利益的人，是小人中的杰出者，他哪里有资格被孔子的门徒来称道呢！（详见《荀子·仲尼》）不过，齐桓公所重用的相国管仲，则是修身治国都有成就的贤人，在齐国的强盛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人称为思想家、政治家。如果齐桓公的相国也和他一样，可想而知，齐国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曾子在《大学》中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所絮之矩，就是在上位者必先修其身，带头老老、长长、恤孤，这国治天下平的标志就是民兴孝、民兴悌、民不倍，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道德觉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的优化。曾国藩就是循着这个理去认识去践行的。他说：“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以德济世在儒家说来，是硬道理，儒家所推崇的虞舜、夏禹、商汤、周武及汉文，无不如此。历代贤相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伊尹、周公、子产、晏婴，以及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可谓举不胜举。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与我们今天所提的“以德治国”、“反腐倡廉”当是一脉相承。至于不这么做，又会怎样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当然，位有高低，官有大小，济世的广度与力度也有宽窄强弱之别，但凡君子，济世必先修身，都须按照孔子所言“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舍此而无他法。正因为曾国藩熟谙其理，在自我修炼上狠下功夫，才能团结一大批有着大智大勇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拼，使大清王朝的东南半壁，不但没有塌陷，反而

一度中兴，而这一大批共同创业者个个立下卓绝功勋，他自己也登峰造极，善始善终。

曾国藩为了济世，不仅努力修身，而且随时准备献身。他说：“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他不仅自己有舍身报国之愿，而且多次劝导弟弟们，既然许身国家，还计较什么功名，因而动情地说：“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其真其诚，感人肺腑！

匹夫有责

《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阔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周易》中谈到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威望，要求被他国人信服，我们怎能不从自己做起呢？威望和信服，初听似乎让人觉得迂阔而不切合事理，实际上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简析】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是曾国藩的理想，但那个时代无法实现，他如果活了两百岁，就看到这个理想已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原来，美好理想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可贵的是，曾国藩在说出这个理想的同时，就有从自己做起的觉悟。

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译文】对于位高俸厚，处在百姓上面的官员来说，就负有拯救受苦受难百姓的责任；对于读书学习古代圣贤，略知大义的士人来说，就负有让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倘若只知道顾自己，而不知道教化广大民众，这就太辜负天地厚待我的情意了。

【简析】对于尊官厚禄、读书学古，曾国藩向不以为仅仅是个人所为而得，而是上天厚我所赐，因而就应敬天报恩，就应担当拯民、教民等相应责任。他自己如此看，教导儿子也应如此想。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一个人能受到较好的教育，能得到较高的位置，不止是自己的努力，更是社会和人民的赐予，因此，回报社会、服务人民是我们的天职，也是应尽的责任。

孔子日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译文】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欺。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用柔和的方式谋发展是这样，走自强的路去发展也是这样。

【简析】儒家的一贯理念是重则威。曾国藩治湘军，是要为朝廷立威；兴洋务，是要为民族立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而且在打造形象时，注意了自重与自谦并提，可谓立意甚高。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

【译文】外国人占领了我国的土地，却要求停战议和，这实在令人愤慨不已。古人曾经说过，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自在地鼾睡？现在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非常忧虑和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让外国人对我们敬畏钦服，我们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都没有什么作用。

【简析】曾国藩不停留在忧国忧民的“心到”阶段，他兴洋务，造兵器，自立自强，进入了“心行兼到”的阶段。他远非一般士人可比，完全够得上一位能造乾坤的政治家。

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1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注释】1顾亭林：姓顾名炎武，字忠清，16131682年，苏州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居亭林镇，人称亭林先生，清初著名学者、语言学家。

【译文】自古大乱的世道，必定先是非变乱，然后再政治颠倒，于是灾害跟着而来。赏罚的事，得看权位，有的人能将它处置得当，有的人却做不到。至于维持是非的公道，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匹夫有责。

【简析】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当然是指每一个普通人。诚然，人人都可以为国家独立富强出力献身，不过，权位愈高者，其政治能量愈大，如果倾其力为天下之兴负责，那效果即便千万普通人亦难与之比。曾国藩在与知府沈葆桢信中所言的“吾辈”，算是都有一定政治能量的人。

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鳝1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之动，而莫之能御。

【注释】1鳝：(qiu)通“道”，迫近。

【译文】由一二个在大都市里发达的人提倡导引，渐渐地向四面八方广阔的地方流传，于是成为风俗。风作为一个物体，抓它像是没有，提它像是容易溜掉，可到了它成气候时，则拔起大树，掀倒大屋，一旦发作还会万里回应，就是穷尽天人的力量，也不能抵御。

【简析】由一二人影响四面八方，形成风俗，成为气候。这就点名了真正的英雄从不是单枪匹马救国，而是要充分地影响群众、深入地发动群众，英雄一旦与民众结合了起来，其力量才是所向披靡。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廉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袒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1，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

【注释】1浍：(kuai)田间大沟渠。

【译文】至于风气，它是没有固定的，随着人事而变迁。有一两个人爱学习，就有许多人都跟随着，都想努力追寻先哲，有一两个人爱好仁义，就有许多人都跟随着，都想为百姓求福祉。提倡的人开启源头，附和的群众延扩水波；

提倡的人可以影响一批同志，附和的群众又可以影响无数人。提倡的人如有源的泉水，投放到河川，附和的群众如同小溪支流，一同汇合。先觉悟与后觉悟，互相规劝诱导，好像大河小河，互相灌注。

【简析】先觉后觉，互相劝诱，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出力，汇聚一起，就是巨流。

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译文】转移习俗来陶铸世人，并不是只有处在高位的人才要这样做，凡有品衔的人，都在这点上有责任。

【简析】对于风气而言，影响力之大小，与其地位有关，也与其作为有关。

凡一命之官，皆有一方之责，勇于作为者，有的可以影响一县一府，有的可以驾驭一省一部。这样合力而为，便可陶铸一世之人。

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因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有愚顽百姓不听从教化的事发生就忧虑，有野蛮的外族侵犯华厦民族的事发生就忧虑，有小人占据要位，贤才受到压抑的事发生就忧虑，有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惠泽的事发生就忧虑。这就是所谓对天命不顺的悲叹和对世人困厄的怜悯，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与伸，一家的饥与饱，世俗对自己所加的荣与辱、得与失、贵与贱、毁与誉，这些事情，君子便没有时间去忧虑。

【简析】君子所忧在国家，在民众，不在己身、己家。这不是评头论足、空发议论，而是成为了曾国藩治军治政的强大动力。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于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译文】君子为人的原则，没有比用忠诚来倡导天下还重大。世道混乱时，上下都放纵亡身的欲望，彼此用奸伪相互吞食，用变诈相互角斗，一心谋求自己的安逸，将最大的危险留给别人，畏惧艰苦躲避祸害，竞不愿意捐一丝一粟的力量来拯救天下。这时有忠诚的志士毅然站了起来，决心改变这个状况，克制自己而仁爱别人，去掉虚伪而推崇朴拙，亲身经受各种艰苦，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共患难，大义浩然地捐献自己的生命，如同远游的人回到家乡，毫无顾惜与害怕。于是，众人学他们的样，也把苟活看做羞愧，把躲避事端当做可耻。

【简析】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最初组建团练时，招募的多为湘乡人，一方面，湘乡人经历战争的洗礼，也造就出了许多英雄与名人；一方面，在残酷的战争中，牺牲最多的自然也是湘乡人。因此在《湘乡昭宗祠记》中他讴歌了这批笃忠拙诚者，算是对为天下之兴而肩责的匹夫一种纪念。

国安民乐

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

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洋人放肆的这种情况实在有损我们国家的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以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表面上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也可以挫败列强的阴谋。各地都应该仿效推广，用这种策略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简析】曾国藩兴洋务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当其冲的就是为了国安民乐，而后才是国强民富。他视洋务为自强之本，这洋务即是洋为中用，以夷制夷，而不是全盘洋化。

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译文】念及外国侵略者在我中原腹地横行，而没办法抵御他们，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惊悸。

【简析】这里追溯自己兴洋务的缘起，乃迫于御夷之需。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有其具。

【译文】要寻求自强的路，总以修整政事、广求贤才为紧急要务，以学习制造炮弹、轮船等装备为下手工夫。只要让他们的长处，我们都具有，他们跟我们友好，我们回报他的惠德就有自己的实力，他们侵略我们，我们报仇雪耻也有现成的装备。

【简析】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并未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泥淖，而是修政事、求贤才、造炮弹多管齐下。我者一强，夷人无论顺逆，皆有回应之策。

曾国藩在外交上的基本思路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欲、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译文】古代圣明君王关于制作方面的事无论大小精粗，大致都本着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弊六个原则，不属于这六点，就不轻易去制作。

我过去的想法是用老庄的思想作为基础，按大禹墨翟的行为来应用，将不占有、不安逸、自认不称职的德性作为行为准则，若是再深入探求这六点的要旨而不轻易兴作，那么获咎就少了。

【简析】曾国藩向以兴作为慎重之事。对国家确有大利才兴，仅供自己或少数人享乐的就不兴，时刻以舜之不与、周文之不遑、汉文之不胜自警，众采道儒之善，使每件事都办得妥切。

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