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被选任为翰林庶吉士。庶吉士期满，任翰林院检讨。道光帝二十三年（1843），翰林院大考，曾国藩名列二等，升任侍讲，并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1844），担任教习庶吉士，转任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后担任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担任会试同考官、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担任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翰林院大考，再次名列二等，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并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八年（1848），检查中书科事务。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任礼部右侍郎，并暂代兵部左侍郎职务。

道光三十年（1850），文宗（咸丰帝）即位。曾国藩上奏：

“现在最应该注重的，在于对人才的使用。国家并不缺乏人才，但是怎样培养人才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就全靠皇上的妙用了。用人之道，包括思想引导、培养教育，以及考核审查，三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以臣看来，现在京官办事有两大通病：一个是遇事退缩，缺乏担当；一个是拘泥于琐碎的事务，缺乏长远的眼光。而地方官做事，也同样有两大通病：一个是敷衍搪塞；一个是糊涂马虎。这是长期以来苟且因循养成的毛病，官员们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肯奋发作为。将来国家一旦出现危难，必定会缺乏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才。但是，急于求才，又怕一些急躁冒进的人借此投机获得高位。

以臣的愚见，想要让人才出现在既定的法度之内，最好是让他们从事学问，而且皇上一定要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把握住改变社会风气的根本。臣研究发现，圣祖皇帝登基后，用心于学问，儒臣每天都要进宫为圣祖讲课，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召见大臣时，也经常与他们反复讨论学问。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尽心于学问的人非常多。康熙末年出现的那些学识渊博、才能卓越的人，大半都是由圣祖皇帝直接或间接教诲引导而成的。现在皇上正当盛年，年富力强，与圣祖皇帝请大臣讲学时的年龄相仿。臣请求皇上在大丧二十七个月期满后，也实行每天请儒臣进宫讲学的制度，并将这种制度推广至全国，使大清臣民都能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在召见群臣时，可以从容辩论诘难。发现没有才学的官员，就勉励他们去学习，以求彻底改变他们敷衍疲软的作风；发现有真才实学的大臣，更应该勉励他们学习，以改变他们刚愎自用、刻薄傲慢的习气。这样坚持十年，国家的人才状况肯定会大有起色。这就是所谓的引导之道。

内阁、六部、翰林院，都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朝廷上的执政大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等大员，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些地方的人才，皇上不可能一一详细了解，因此，对于这些人的培养就必须责成堂官去完成。而所谓的培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悉心教诲，二是考核甄别，三是推荐举用，四是破格提拔。首先，堂官对下属司员的一句夸奖，就能让他们深受感动，从而振奋有为；同样，堂官的一句责备，也能让下属司员心生敬畏，从而改正错误。因此，堂官对司员的教诲不能放松。不除掉荆棘，兰蕙就会黯然失色；不除掉害群之马，千里马就会志气沮丧。因此，对司员的考核甄别也同样不能放松。嘉庆四年（1799）、十八年（1813），仁宗（嘉庆帝）曾先后两次下令让六部以及都察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吏部主事的身份被赏赐人参，并提拔为广西太平府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也由主事直接到翰林院任职，入南书房。这都是破格提拔的先例。打个比方，人才就好比庄稼，堂官的悉心教诲就好比耕耘播种，而考核甄别则好比除草，保举推荐就像灌溉，而破格提拔则好比降下及时雨，禾苗因此而茁壮成长。堂官经常到官署，就像农夫每天到田间地头，这样才能熟悉农事，掌握苗情。而现在各个衙门的堂官，大多是在内廷办公的大臣，有的长年累月不能到官署，除了那些必须在官署办公的掌印、主稿等官员外，更高级别的官员，司员一个也不认识。这就像在一块田地里，听任禾苗与杂草一起生长，农夫却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上面提到的悉心教诲无从实行，而考核甄别也同样惰废。近来，皇上下诏让臣工们保举人才，但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地方官员，而没将京官纳入。这样看来，对于人才的培养，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

这几年来，六部中的官员日益增多，有的二十年都没有一次外放补缺的机会，有的一生也没有做主稿的机会。内阁、翰林院的员额也几乎是过去的三倍，从而导致很多人十年都不能得到一项职务，也没有一次升迁的机会。而堂官大多在内廷值守，本来就分身乏术，难以到官署办公，再加上有些堂官同时管理多个部门，即使有德才兼备的人，也很难得到堂官的青睐，又怎么会被皇上所知晓呢？数以千计的人才就在眼前，而不能被培养任用，实在太可惜了！臣愚钝，请求皇上对此事稍加斟酌思量，让每部有三四名堂官不必到内廷值守，让他们每天到官署中办公，和司员们相互勉励。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应该有不必到内廷值守的，而留在翰林院，与编修、检讨们等相互切磋、相互熏陶，确保每个长官对下属官员的性情、品质等方面都能有全面的了解。皇上可以不时询问，让他们陈述哪些人有才干，哪些人正直，哪些人有小聪明，哪些人可以担当大任。通过询问，不仅能够对属官的优劣一目了然，还可以看出堂官的优劣高下。通过以上多方面的了解，八大衙门（内阁、六部、翰林院）中所有的人才皇上都能够了然于胸。对于那些属官而言，只要自己的姓名能被皇上知晓，即使不升官晋级，也会感恩不尽。如此一来，保举推荐的途径，考核甄别的办法，都可以按照原来的制度依次施行。皇上还可以偶尔破格提拔，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才一被提拔，就会激励更多的人，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法。

古代考察官员，询问事务和考察言论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因循旧例，大事都要请旨，根本看不出官员的才干，所以不如考察他们的言论。然而皇上召见臣下回答问题时，帝王的威严就在咫尺之内，臣下不敢说得太多，这样的话，不如通过奏折来考察他们。国家的惯例，在朝廷之内，从六部长官、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到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廷之外，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都有上书言事的职责。各省的道员，也给予了专折奏事的权力。然而十多年间，六部长官、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陈述过时政的得失，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没有上过一道折子述说地方的利弊，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奏章中竟然没有一句话谈及圣上德行的好坏，没有一道折子参奏过大臣的过失。这成为一时的风气，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本朝以来，进言匡正君主德行的，如孙嘉淦以‘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规劝高宗皇帝，袁锐以寡欲劝谏大行皇帝，都受到先帝的下旨嘉许并采纳。举报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弹劾魏裔介，彭鹏弹劾李光地，这四个人后来都成为本朝名臣，他们的事迹至今传为美谈。直言不讳的美政，没有比我朝更兴盛的了。

皇上即位之初，专门下诏让大臣积极上书言事，皇上褒奖并答复倭仁的圣谕，臣读后十分感动鼓舞，然而其中仍然有一些过虑的地方。皇上恳切地请群臣上书言事，大臣们纷纷上奏，有些是分条陈述政务，却有很多雷同；有些是弹劾大臣的，但是其中很多有揭发别人阴私的嫌疑。臣愚钝，希望皇上能坚持原来的想法，以奏折作为考核臣工的工具，永远不要厌烦。至于雷同的奏折，不必交给群下讨论；至于涉及人身攻击的，不必抄送下发即可。除此之外，鼓励群臣上奏言事就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了。现在想考核九卿是否贤德，只要召见他们奏对就可以了；考核科道是否贤能，可通过三年一次的京察；考核司道是否贤能，可凭借督抚的评语。如果每个人都能提意见，并让它们相互验证，那结果岂不是更加真实？以上说的是考察的方法。”

奏章呈送后，文宗下旨称赞曾国藩所奏恳切清晰、切中事理，定于一百天后举行日讲。曾国藩逐条陈奏日讲的事项：一，确定日讲设官的制度；二，日讲官的人数；三，每天进讲的日讲官人数；四，日讲官应该用哪些人；五，保举日讲官的方法；六，进讲的地点；七，进讲的礼仪；八，进讲的时间；九，所讲的书籍；十，陈讲的原则；十一，复讲的方法；十二；编纂讲书；十三，讲官体制；十四，进讲的年数。奏章下发各部讨论，没有通过，最终不能实行。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暂代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暂代刑部右侍郎，充任武举考试正考官。咸丰二年（1852），暂代吏部左侍郎，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适逢母亲去世，奔丧回原籍。不久，太平军进攻湖南，围攻长沙，没能攻克。又转而进攻武昌，将武昌攻陷。接着，又连续攻陷沿江郡县，长江以南的官吏百姓都非常震惊。十一月二十九日，文宗命令曾国藩与湖南巡抚一起办理本省的团练，围剿土匪。这时，塔齐布正以都司的身份代理抚标参将，曾国藩上奏称塔齐布勇敢耐劳，很受百姓爱戴，并担保说，如果塔齐布将来打仗不力，自己愿意与他同罪。曾国藩向文宗请旨奖励塔齐布，希望专令他督队剿贼。这时，太平军攻下南京，沿着长江逆流向西，攻下了安徽、湖北的郡县。

文宗因为曾国藩训练的乡勇十分得力，剿匪卓有成效，命令他迅速赶往湖北剿灭太平军。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之所以能在长江上横行无阻，是因为江中没有得力的官兵防守。于是，他驻扎衡州制造战船，操练水军，并劝捐补充军费。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督师东下，与太平军在岳州交战，又在靖港交战，均失利。朝廷下旨免去他的职务，但仍准许他专折奏事。这时曾国藩已经派杨岳斌、彭玉麟与塔齐布在湘潭联合进攻太平军，大胜，收复了湘潭，太平军退到了岳州驻守。这年七月，曾国藩攻克岳州，毁掉了太平军的战船。太平军从水路逆流而上，进攻湘军，两次被打败。于是曾国藩与塔齐布分水陆两路追击，从城陵矶一直追出二百多里，将太平军剿灭干净。朝廷赏他三品顶戴。九月，收复了武昌、汉阳，在襄河将太平军的战船一把火烧光。朝廷赏曾国藩二品顶戴，代理湖北巡抚，赏戴花翎。不久，因为曾国藩坚决推辞，朝廷改赏他兵部侍郎衔，令他处理军务，不必代理巡抚的职位。

曾国藩提出三路进军的策略，上奏说湖北的太平军已经剿灭干净，返回老巢继续顽抗的太平军大多集中在兴国、蕲州、广济等处。从巴河到九江，每一河段都有太平军的战船。他计划让塔齐布由南路进攻兴国、大冶。湖北总督派兵从北路进攻蕲州、广济，他自己带兵从长江顺流而下，与陆军相互配合，进剿贼军。文宗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曾国藩率领水师顺流而下，连续攻破太平军的营垒。蕲州太平军前来侵犯时，连续两次将其击败。塔齐布也收复了兴国、大冶。这时，太平军以田家镇作为老巢，蕲州作为支援，从蕲州至田家镇四十余里的路程中，都在沿岸修筑了土城，设定了炮位，对着江内轰击，并在江面上横设了铁锁，试图阻挡曾国藩的水师。南岸的半壁山、富池口都驻守了大批精悍的太平军，其战船也往来密集。曾国藩认为要想攻克田家镇，必须先夺下南岸。十月，罗泽南在半壁山大败太平军，攻克南岸。接着，曾国藩布署诸将将战船分为四队，第一队堵住太平军从下游往上进攻的路径。第二队准备炉、剪、锤、斧等工具前去切断铁锁。这时，太平军的炮船前去救援。第三队上前围攻，击沉了太平军战船二艘，太平军不敢再靠近。没过多久，第二队将横在江面上的铁锁熔化断开，太平军非常惊骇，乘船逃走。第四队沿着长江追击，一直追到邬穴。这时，突然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太平军的战船无法前行，官军将他们围到一起，点火焚烧，火光冲天，百里外都能看到，死去的太平军尸体漂满了江面。这时，陆军从半壁山一冲而下，击溃了田家镇、富池口的太平军，蕲州的太平军逃走。这场战役，共歼灭太平军数万人，击毁船只五千艘，又成功地与塔齐布一起收复了广济、黄梅、孔垅口、小池驿，完全肃清了长江上游的太平军，然后进兵围困九江。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文宗认为曾国藩指挥有方，赏他穿黄马褂，并赏赐给他狐腿黄马褂、白玉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各一个。曾国藩派遣水军进攻湖口、梅家洲，希望能够打通江西的粮饷运输通道。经过大小十多次战斗，两千多精锐的士卒陷入鄱阳湖，遭到湖口太平军的猛烈进攻，水师被分成了两部分。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进兵武昌，乘夜色分路从小池口偷袭并焚烧曾国藩的战船，曾国藩的水师作战失利。几天后，大风又毁坏了十几艘战船。曾国藩把剩余的战船派由李孟群、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带领的陆军带回支援武汉，他自己则前往江西制造战船，招募兵勇，增设新水师。新水师连续在姑塘、都昌击败太平军。接着，曾国藩指挥军队进攻湖口，大败太平军。七月，塔齐布去世，曾国藩迅速赶往九江接管塔齐布的军队。八月，水师收复湖口。九月，曾国藩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

当时，九江久攻不下，曾国藩认为自己长期用兵而没有功绩，向朝廷请罪，要求严厉惩处。文宗下旨说，曾国藩统领水师，屡建战功。到九江后，虽然没能迅速收复城池，但鄱阳湖的太平军都已清剿干净。他请求严厉处罚自己的地方，都加以宽赦。

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首领石达开率军至江西，江西多个郡县被攻陷。曾国藩迅速赶往省城，派遣彭玉麟率领内湖的水师退守吴城，加固内湖的防守。派李元度返回抚州剿灭太平军，从而保卫广信。诸将分头扼守要害之地，先后收复了进贤、建昌、东乡、丰城、饶州，连续击败了抚州、樟树镇、罗溪、瓦山、吴城的太平军。然后，与前来增援的刘腾鸿、曾国华等率领的湖北军队会合，一起在瑞州大破太平军，收复靖安、安义、上高。从此，从江西通往湖南、湖北的水路便畅通无阻了。咸丰七年（1857）正月，又收复安福、新淦、武宁、瑞昌、德安、奉新，军威大振。不到一年，石达开战败逃走，江西平定，这都是曾国藩的功劳。

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因父亲去世要回家守丧。文宗下达圣谕：“曾国藩身在江西，现在正是军事紧急的关键时刻。古人染黑丧服，从军作战，原本就可以夺情，不同意曾国藩回乡守孝。但考虑到他性格素来谨慎，之前因为母亲丧期未满，授给他官职而力辞；如今父亲去世，如果再不让他回家奔丧，就无法让他尽孝。因此准他三个月的假期，让他回乡料理父亲的丧事。”不久，曾国藩上奏，坚持请求守满三年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