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一条狼跑进了我们家的猪圈，猪大叫，我爸爸冲进猪圈赶走了狼，猪的嘴被狼咬掉了一块肉，猪吓得全身直打哆嗦，紧紧地靠着墙。爸爸赶走了狼，我拿着煤油灯去给爸爸照亮，看看猪的伤口。从这件事后，我好像和这头猪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战斗中，我们和猪是一条战线的。过年了，这头猪被杀了，我们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在煮好的猪头上缺了一块儿肉，妈妈说这就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一块儿，这是我记忆最深的。

又过了一年，我们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反标，大队书记把所有识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要破案，昼夜不能回家，关了许多天，也不在地里干活儿了，写反标的反革命案也没有结果。最后，大队书记决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我爸爸突然跑回家，跟我妈妈说，投票结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诉我妈妈，第一，反标不是他写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他申冤；第二，一定要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在睡梦中我被爸爸妈妈叫醒了，爸爸又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他有可能成为反革命了。他说我是一个男孩儿，一定要像男子汉一样，要帮助妈妈和妹妹一起活下去，无论到任何时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复强调反标不是他写的，要为他申冤。当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钻进了我们的猪圈更恐怖。也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发现我长大了，我身上有许多的责任，要保护我的妈妈和妹妹。最后我们村子的反标案件破案了，是耕读学校的一位老师写的。这位老师曾给我上过课。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位老师被五花大绑、游行批斗。他旁边总有两个持枪的民兵，我见到后很害怕，我怕民兵用枪把这位老师打死在我面前。

六妈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了。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的食物，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惯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中，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救济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没有领到的原因后，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

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所以政策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领到了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我大了以后，才看到有则典故“嗟来之食”，说的是春秋时齐国发生了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嗟，来食！”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到这地步的。终于不食而死。父亲一定早就知道有这则典故。中国古代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骨气，真是让人佩服。

我们村子这一带，把婶子叫妈，把叔叔叫爸爸。妈叫妈妈，爸爸叫大大。六妈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到我们家的，嫁给了我的六爸。据妈妈说，六妈刚改嫁到我们家时，她和爸爸也刚回到农村，六妈长得特别地漂亮。六妈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在我们村子里死小孩是经常的事。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礼。克礼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我去问六妈，刘少奇被打倒了，他还有饭吃吗？六妈说，孩子别担心，毛主席是好人，不会让刘少奇饿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面条。我小时候总在想，刘少奇比我们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面条可比红薯干好吃多了。

我们家进城后，我也出来上学了。六妈在我们家住了几年，说城里住着不习惯，又回乡下去了。我好多年在外上学，后来给城里人盖房子，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几年回到村子去，六妈请我到她家去吃馓饭，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食物。和六妈在一起吃馓饭时，我真有点不习惯，没有桌子，没有盘子，只有一只大碗和一双筷子。六妈住的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房里的大方桌和花瓶也没有变化，但总感到房子小多了，没有小时候大。六妈问我，在北京城里能不能吃饱，吃的饭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了。六妈说，你小时候长得很胖，也很漂亮，现在瘦成这样了，以后要注意身体，多吃饭。我说，好！六妈，放心吧。

后来，六妈的女儿，我的姐姐到北京来，住在我家。她说六妈去世了。我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姐姐说，六妈不让。临终前她说，活着的时候，太给他们添麻烦了，死的事，千万不要再麻烦他了。听姐姐讲到这里，我流泪了。

疙瘩娃

小的时候只知道这个妇女的名字叫“疙瘩娃”（我们老家的习惯是把那些个子永远也长不高的人叫“疙瘩”）。“疙瘩娃”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她出生在甘肃省秦安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很小的时候，父母都被饿死了，只有她和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哥哥下地干活的时候，她就在地里拣野菜。有一天拣野菜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手里拿着菜团的陌生人，陌生人对她说：你要是跟我走的话，我可以天天让你吃上净面的馍。于是这个小女孩就跟着陌生人走了，从陇海线的渭水峪车站坐车，坐到了伯阳火车站。那是一个很小的车站，陌生人就把“疙瘩娃”卖给了伯阳的一户人家，得到了一块馍和一小块面饼之后就走了。“疙瘩娃”跟着这户人家并没有吃上净面的馍，每天吃的都是糠和野菜。过了没多久，伯阳这家人也不要她了，就把她送到了我们的邻村华南埠，但她的境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每天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晚上甚至不能在房间里睡觉，而是睡在柴堆里，身上盖着柴就当被褥了。后来我们村子有一个妇女去华南埠串亲戚时看到了她，就对那家人说：这孩子，你们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就带走吧。就这样，“疙瘩娃”就到了我们村子里了。长大之后又与我们村子另外一个从外地逃难来的小伙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虽然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疙瘩娃”并没有过得更幸福。“疙瘩娃”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有一天，爸爸正带着还很小的我们一起吃西北传统的早饭——馓饭，突然听有人喊：有人跳井了。爸爸马上带着一根绳，叫了三个小伙子从井里把这个跳井的人捞了上来，才发现这个跳井的人就是“疙瘩娃”。

很多年后有天中午，我跟妈妈聊起这事的时候，我问，是不是这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得了“产后抑郁症”？妈妈说不是，在那年代，可能“疙瘩娃”确实是没有活路了，没法活了，所以想跳井自杀。就这样，从爸爸和另外几个村的叔叔从井里面救了“疙瘩娃”一命开始“，疙瘩娃”跟我们家就结下了很深的关系。

之后饥荒结束的那一年，“疙瘩娃”带着一张信纸、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找到我妈，说想找找她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在哪里，想让妈妈帮她写一封信。

在第三封信发出去之后，终于有了消息，她的哥哥找到了她。尽管分别了好多年，但她一看到她哥哥就认了出来，哥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妹妹，也非常高兴。当时哥哥劝“疙瘩娃”：你已经结婚了，成家了，也有孩子了，就好好地过，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就回到秦安来，回到自己的娘家。但当时的“疙瘩娃”非常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疙瘩娃”的丈夫怕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劝她不要回去。“疙瘩娃”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我还没有找到，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也不会离开你的。于是第二年刚过完年，正月里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坐火车顺着陇海线西行到了渭水峪车站，下了车站，就一路打听着回到了自己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