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北方，不是地域，而是人名。男人的名。

他姓周。

周北方乃是首都钢铁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武的第二个儿子。

周冠武在北京在全国冶金系统，曾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自从1993年邓小平去首钢巡视了一次以后，他又似乎是一个有着硬邦邦的“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说的“通天”人物了。其实那也算不得什么非同小可的巡视。不过就是走走，看看，说了些话而已。却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无意地传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扬扬的，在当年的中国，仿佛成了一件莫测高深的大事。巡视的结果，据说是使我们的一位副总理，不得不被动之极地亲率十来位部长，也在其后去到首钢“现场办公”，对周冠武直言相问：“那么你对中央还有些什么特殊要求，只管开口提吧！”

我的首钢的朋友们这么告诉我的。

于是周冠武似乎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时已是首钢的什么对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首钢对外贸易的完全的实权，也是首钢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能够直接“领导”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周冠武。恰如大丘庄的禹作敏才有资格“领导”自己的也当什么总经理的儿子一样。

北方当年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即世人统称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个。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几年。我认识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后。具体说，是在1989年。

那一年北京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发起搞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顾展》。我是组委会成员之一。北方也是。搞“回顾展”，当然需要资金。资金要靠向社会各方面拉赞助。我至今并不清楚当年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在这方面毫无能力。我只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审定与策划。绝大部分解说词是我写的。而北方的贡献则大概在赞助方面。当然也非是他个人赞助。他当时已是首钢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已经可以个人做主批一笔赞助款项了。

“北大荒知青”们因为当年精神上肩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而且按军队建制组编，故彼此又互视为“战友”。不管当年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间隔着团或间隔着师的，都特别看重当年的一份“战友情”，便是那种常被世人羡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热讽的“知青情结”。

当年，组委会中不止一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北方很够意思。一听要搞‘回顾展’，二话没讲，爽爽快快地就答应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着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为难的事，绝不推诿。”

故在我还没见到他之前，已受着“战友”们的影响，对他颇怀好感了。

“回顾展”结束以后，我终于在组委会的一次答谢活动中见到了他。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身材魁梧。他似乎是个不善言谈的男人。而我在那种场合也往往话不多。我们之间没单独交谈什么。

答谢自然少不了吃饭。饭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议我郑重其事地说几句什么。我想我说什么呢？非要说，无非就是再重复别人已说过多次的，对赞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话。也的确是心里想说的话。经济是基础。没钱办不成“回顾展”。

我正打算说，不料北方却先于我站了起来，擎着杯对我开口道：“晓声，刚才咱们已全体干了几杯了。这一杯我单敬你—你以前的几篇反映咱们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经历的我几乎都看过。但我也老老实实承认，近年来很少看了。忙，顾不上看了。我对你有个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们更多的战友。这希望就是—再为咱们北大荒知青多写几部好作品！别光写咱们当年被发配那一段生活，再写写咱们今天龙腾云虎生风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这一批是咱们北大荒知青的骄傲！”

于是众人鼓掌。

于是他一饮而尽。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饮而尽。

那是他在答谢活动中说得最多的一段话。落座后不久，他因还有公务，先走了。

而我打算对他说的感激的话，因为那一杯酒的迷晕作用，在他走前竟没对他说成。

我当时觉得他对我说的话还是很中肯的。非是虚与周旋之语。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倒不因他对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说“近年来很少看了。忙，顾不上看了”。若换一个说起话来预先在心里掂量再三的“战友”，当着我这个以写为职业的人，定会省略了不说。

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不久他设宴回谢我们一干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在首钢地盘内的一家宾馆，他的话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动了。初识那种拘谨荡然无存，渐渐在言谈举止方面，有意无意地显出了一个“前途不可限量”者的无比自信和踌躇满志。但绝没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许别的“战友”们都并未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是写的，对人的观察太细致太敏感罢了。

却没有破坏我对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

周冠武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

周冠武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并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

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

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

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考虑考虑能否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

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么？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思以后再做答复。

北方他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

第二，是请我执笔，写一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之“大思路”的“系列报道电视片”。并从拷克箱内取出一叠材料给我。说要求成为首钢的一部“磁带文献”，希望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

当时我正日日埋头于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当即推诿，深表歉意。

便见北方脸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悦起来。

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么？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

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中，我们北影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没有回音的信。

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的回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此事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我那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能力大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武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中有人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武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亲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武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篇目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武同志最新指示”，“冠武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

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双方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行的不是一条路”。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制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行什么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洋洋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武将因他的儿子而又一时间“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待什么了。

有人认为他不死也得被枪毙。

有人认为他还能更多地交待什么也没用。因为牵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响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说的那样什么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未免太偏激、太悲观。但老百姓的头脑中，自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错与对。

正如他们说—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中国都会照样发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总不禁顿生一缕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武的儿子，他的人生绝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不和那一个“公子”关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父亲不自恃有“背景”，两年前就该弃权下台了。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地将他推到类乎首钢“第一把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地位……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么？—我为你一叹再叹……

叹你，于你又有何意义呢？

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嗟呼：

无受天损易，

无受人益难，

古来香饵下，

触口是铦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