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蘸水钢笔用英文在硬皮本上快速写着。时而停下来，似在思考，然后蘸过墨水继续写。

顺序现出如下字幕：

（《中国沙漠上的废墟》又译《沙埋契丹废墟记》作者〈英〉斯坦因）

1907年初春

寒风夹带着细沙在敦煌城镇空旷的街头吹荡—

敦煌以刺骨的寒风欢迎我们……

（本集凡此种楷体字，皆为英文字幕。这是斯坦因笔记的内容）

一个矮小结实的外国人和一位纤瘦的中国文人。在迷雾般的风沙中行走。外国人用手背揉着被沙土迷了的眼，那中国人则给烈风吹得背过身去。他们急切地向路人打听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谁也不知道他们绝密的意图，更没人想到这意图给本世纪的考古和敦煌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不幸。

在那十年里，荒凉绝望的中亚沙漠和戈壁滩上，开始出现西方人的身影。这中间有考古史上知名的瑞典人斯文·海定、德国人艾伯特·范莱考克，等等。

然而，这里的人对于那些眼睛发亮、行为怪异的异国人并不敏感。道边放骆驼人的目光僵滞麻木。他们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

文明的失落造成历史的断绝。

不是历史忘记了他们……而是他们忘记了历史……

他们不可能知道这满目黄沙下湮没着一座座昔日里繁华的古代城池。即令知道也不会把它们和切身的温饱之需联系起来。就这样，先一步跨过现代文明社会门槛的西方人，便把这些被东方人自己早已遗忘的古代文明视为珍宝。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的热潮，从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并沿着丝绸古道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入到中国的文明腹地，直抵敦煌。

（关于庞培、特洛伊、吐坦卡蒙、尼尼微等地的发掘照片和图像资料。斯坦因在和阗、叶城、昆仑山、米兰等地勘察地理与发掘古物的图片）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是最早一批来到敦煌的西方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当他把地理学的角度和历史学的修养结合在一起，就意识到—

接近亚洲东西方向那条最繁盛的古代大道，是联系拉萨、印度和蒙古、南西伯利亚那南北大道的交叉点。

中断的历史一定把无穷的宝藏忘记在这里了……

这个非凡的猜想，使他东进的步伐有点发狂了。

斯坦因启程于楼兰遗址，穿过冰冻的罗布泊，从荒凉的阳关进入了寂寥的敦煌。跟随者是一位雇佣的中文秘书和翻译蒋孝畹。他被斯坦因称作“忠实的伴侣”与“挚友”。

（同时出现蒋孝畹的历史照片，姓名字幕）

斯坦因原本的目标是考察汉代长城遗址。可是刚到达敦煌就从一个爱传播小道消息的穆斯林商人口中，得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在不远处的莫高窟的一间密室里，偶然发现到一大堆秘藏的古代手稿！

关于这密室被发现的过程也染着传奇般的魅力—一个看守着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找来一位姓杨的先生在洞窟里抄写经书。杨先生常用芨芨草点烟，用过就插在身后的墙缝里，一次竟然意外地掉了进去。这才发现墙内是一间密室。墙外的壁画是不是一种伪装？于是墙被扒开，罕世珍宝重见天日了。

这一天是1900年5月26日，正是各国联军在天津租界与义和团激战。整个中国目光都在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迹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

王道士曾经从中取出几卷文书送到敦煌知县汪宗瀚那里，请他鉴别，被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看到了，震惊不已，立即建议甘肃省府，把莫高窟密室的文物运到兰州保管，由于缺乏运输经费，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向敦煌知县汪宗瀚发出命令，清点文物，就地封存。

汪宗瀚并不懂得这稀世之宝的价值，未作清点，便草草用砖块木板封上了。

然而，自查封以来，这木板对于王道士就形同虚设。

（王道士钻入密室窃取文书经卷的画面）

斯坦因赶到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化缘去了。

当他第一眼看到大漠上这数百个洞窟灿烂奇异的壁画，顿时被惊呆了。

任何一个人初次接触莫高窟壁画，都会受到这样强烈的震动。艺术史家米尔德里德·凯布尔止不住心中的激动，赞美它是“沙漠中一个伟大的美术馆”！

这里的壁画—中国审美之强烈，印度河流域艺术精神之优雅，西域文明之绚烂雄健，兼而有之；比斯坦因先前在新疆看到的任何石窟艺术都更加壮丽与神奇了。

然而，对斯坦因更有吸引力的还是远远那间在三层楼阁下的藏宝的密室。从王道士居住的下寺的院中抬起头来，透过稀疏的树隙还能看见那紧锁的门。

（从下寺望第16号窟）

幸运的斯坦因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件密室藏品。这是一件长达十五码的古代手稿长卷，极为精美，又保存得相当完好。这更坚定了斯坦因非要把他那顽强的脑袋伸进密室彻底看个清楚的决心。

他必须耐心等待王道士归来。在这段时间里，他正好可以进行原计划中的工作。沿着荒废了的汉长城的烽燧线，去翻检历史遗落在戈壁大漠上的一个个垃圾堆。

考古学把垃圾堆称作灰层或文化层。斯坦因是发掘灰层的行家。他几乎从每一个灰层里都找到了远在纪元初的珍贵文物。

但是这比起一个月后见到的莫高窟密室那批宝藏，却是天壤之别了。

王道士给斯坦因第一个印象是—

一个很古怪的人，十分胆小，偶尔带有狡诈的表示又绝非胆大……总之，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

这时斯坦因已经听说，甘肃省府衙门将这批古物就地封存，由这个王道士管理。对于他这个外国人，要想走进那间密室恐怕绝非易事了。

事情真的有些不大美妙。在斯坦因借口去附近一个寺窟拍照时—

我忍不住看一眼通向密室的那个洞门。我上次来的时候，密室狭窄的入口是用粗糙的木门锁着的，而现在令我沮丧的是已经完全用砖砌上了。

但是他很沉得住气，一切事情都由善于随机应变的蒋孝畹出面，去同王道士周旋，设法看到这批秘不示人的宝物。但是打起交道来确实很艰难……

斯坦因冷静地观察到，这位行伍出身的道士，居然节衣缩食，用个人节省以及行脚僧式苦苦化缘得来的钱，去清理堵塞石窟的流沙，开掘通道，还为信男信女们修复这些倾圮已久的求神拜佛的场所。尽管油红漆绿、涂金抹银，鄙俗不堪，他本人却充满一种宗教的异乎寻常的热诚与真诚的使命感。

蒋孝畹认为这个半文盲的道士是个无知之徒，只能用钱收买。斯坦因的感受却不同。他判定王道士是个—

一身兼有宗教的热情、愚昧的天真以及对自己的目标能够采用各种聪明手段并坚定不移的道人。

仅仅依靠钱是无济于事的。

当斯坦因得知王道士信奉不畏险阻、取来真经的唐僧玄奘时，他忽然像获得到灵感那样，立即找到打开障碍的缺口。他向王道士表白—

我是怎样从印度追随着他（玄奘）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渺无人迹的高山与荒漠，访问了许多必须付出千辛万苦才能到达的玄奘朝拜过的寺院……

我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可依赖的关系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

斯坦因的计谋发生效力。当晚，斯坦因扎营在寺外树林里小帐篷的门帘突然掀开，蒋孝畹钻了进来。他满脸的喜悦便是一种胜利的喜讯；暖炉里炭火的光把他的脸颊照得明亮生辉；他弯腰从宽松的黑袍子里拿出一卷古老的中文经帙。这是王道士从密室里拿出来交给他的。

这些卷子古雅的形制和历经沧桑的气息十分迷人。

和那个石室一样幽闭禁守着的王道士，变得松动了。斯坦因感到他和那密室的距离已经大大缩短。

更加奇异莫解的事情出现了。蒋孝畹发现，王道士交给他的这个古老的卷子，竟是当年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而且是玄奘翻译的！

这种巧合只能被解释为一种天意。尽管这天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斯坦因觉得他真的得到了神助。

王道士更是感到这是玄奘的在天之灵的一种暗示。只能顺从而不能违抗。

很快，密室入口堵塞的砖块被拆除了。

对于斯坦因来说，这洞口通向天国……斯坦因的脚终于踏入被封禁的藏宝的洞室。

当我看到渐渐显露出来的小洞时，眼睛都瞪大了。卷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小的烛光里，它高足有10英尺，整个手稿近500立方英尺！

大约十五年后，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借着摇曳不定的灯光，注视着尼罗河畔国王古埃及法老吐坦卡蒙那间幽深的墓室时，也是同样一种惊天动地的庄严景象，同样一种令人震悚的氛围，和同样一种目瞪口呆的神情。

王道士把一捆捆石室文献搬到另一间空屋里，斯坦因埋头研读，蒋孝畹作翻译和解释。

这些厚厚的经卷和文书，每十件被装在一个布袋子里。它们被斯坦因打开时微微抖动，那是由于斯坦因难以遏制的激动。中古时代书写的手稿，历时遥远的历史文献，西亚和中亚各民族文字的文书，精美绝伦的绘画、雕刻和绣织品……一幅画在光滑细腻的丝绢上的佛像，几乎与人一般大小。考古学家们这样的奇遇，整个世纪也不会超过三次。

深夜里我听到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孝畹在侦察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活动。一会儿，他扛一大包回来了，里边装满我白天挑选出来的东西。

几年前他系统补充过的中国历史知识起了作用。他居然弄清楚这些卷子的年代是公元5世纪至10世纪！他惊呆了。每一页都是千年以上的文献！每一页都记载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而这是浩瀚的如山的一堆啊！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如此浩瀚和久远的文献？

就分量以及保存之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

铀元素的发现者伦纳德·伍利爵士的评价则更富激情，他说：“这是一个考古学家前所未有的大发现。”

在精明的考古学家、智谋的中文秘书和难于对付的道士之间，经过外交式的反复磋商，王道士获得一笔并不宽裕的用来修复寺窟的捐助，只有四十块马蹄银，相当于二百两白银；他付给这位自许的玄奘的信徒却是无以估价的绝世珍宝，总共十二箱，包括七箱手稿文献，还有五箱中古时代绘画和刺绣精品，大约五百余幅之巨。

斯坦因亲自并精心地打包。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的运输队启程。

然而，四个月后的深夜，这支运输队的人员又潜回到莫高窟—

我没有犹豫，而是再鼓起劲儿来进行莫高窟秘藏物的工作。我们上一次的秘密没人知道，所以通过一个可信人与王道士联系之后立即得到了应允。为了避免人们的怀疑，我只得离开现场，委托我永远热心的秘书去完成……

一个寂静之夜，我的人又出现在寺院附近。230捆手稿，是好心的道士被劝诱放弃的……

这一次没有斯坦因在场，是两个中国人合作完成的。山谷寂静得有些紧张。宕泉的流水声遮掩了车轮和马蹄声响。

约十六个月后，当这所有装满手稿的箱子和包扎好的绘画放在伦敦博物馆时，我才真正宽慰地舒一口气。一双有毛的大手从打开的箱子里，小心地取出一幅华美精绝的绢本绘画。

斯坦因走出莫高窟的密室之后，那已不再是密室。渐渐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作“敦煌遗书”。

第二个来到藏经洞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6年8月才到达西域（中国新疆），那时不少古迹早已留下西方探险家们的足迹。然而，他在这里所获得的惊人成功，连本国考古界也十分嫉妒。

他是个有超人禀赋的语言学家，精通十三种语言；又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门生，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华语。逞强好胜的性格与冒险精神，都是他考古这一行天生的资本。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还有着和斯坦因同样的好运气。他在新疆吐土休克废墟里，偶然用马鞭杆掘一下地，居然掘出一个真正希腊风格的小佛像。

（伯希和《吐木休克》中的图版）

凭着这样的本领和运气，当他听到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立即率领负责测绘的路易·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一行三人远征队伍赶到敦煌，很快找到王道士，直截了当提出用一笔钱购买藏经洞的藏品。他熟练而漂亮的中国话把王道士迷住了。此外，由于那个矮小的斯坦因严守秘密，因而王道士出卖经卷的事毫无败露，王道士对这些外国人有了信任感与好感。伯希和连一点麻烦也没碰到。

伯希和猫腰钻进了藏经洞。一瞬间的感受使他终生难忘。

他一个人借助灯光，翻阅了全部藏品，哪怕是一张残破的纸片。他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整整用了三个星期，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的写本与绘画。凭着他娴熟的中文、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和敏锐的考古天赋，他从文献上的纪年和藏经洞石碑的年款上，发现这些宝藏的年代不会晚于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这正是西夏称雄大西北的时代。他认为这是莫高窟的和尚们为了躲避西夏一次可怕的袭击，匆匆把这些文献藏在洞中，外边画上伪饰。这种推测使藏经洞文献更加神秘和珍奇了。他从中挑选了6000卷，所挑选的全是精品。那个捷足先登、不通中文、借助于秘书的斯坦因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伯希和的助手瓦兰博士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面对数百个石窟的壁画惊喜得发狂。他不停地拍照。

在连续的按下照相机快门的“咔嗒”声中，每一幅被实拍的彩色壁画，都变成历史的黑白照片。

查尔斯·努埃特来到藏经洞口，对着工作中的伯希和举起相机“咔嗒”一声，留下了《伯希和在藏经洞中》那帧著名的照片。还有藏经洞的壮观与历史的凄凉。

伯希和将他弄到的文献与画卷，装满十大箱运走了，留给王道士的不过是五百两白银。

王道士就用这些收入来修建寺窟。为了免于信男信女爬梯登窟之苦，他在石窟之间开凿了内廊式通道，许多美丽而珍奇的壁画因此被破坏了。他被文物界作为一个愚昧无知的“破坏性保护的”历史典型，失去了的是灾难，换来的也是灾难，王道士当时还以为自己功德圆满呢。历史过去了。谁能说清这错误的过去，谁能挽回这过去的错误？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他的中文秘书换了一位严肃而缺乏活力的姓李的师爷。他们在下寺找到了王道士。王道士表现得友好却又抱歉不已—

他的抱歉是由于害怕。他已经不能像1907年那样让我参观全部宝藏了。伯希和走后的一年，北京下令交出剩余的东西。王道士和其他寺院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全在层层上交时被抢走了。

然而老练的斯坦因终于设法从王道士的嘴里得知另一个秘密—

当上交北京的命令下达时，王道士偷偷私藏一小部分作为纪念。这样，我从中又获得四大箱文书。当然我还是需要一阵讨价还价，尽管很不幸—没有蒋孝畹的帮助—最终我还是成功了……

斯坦因告别王道士，从丝绸之路北道的吐鲁番一路西行，伴随着不间断的发掘古物，不停歇地给他的骆驼增加负重。

斯坦因在剥落壁画。克孜尔千佛洞。

斯坦因把精美的壁画装入木箱。吐鲁番吐峪沟。

斯坦因从干尸上割取美丽的丝绸。阿斯塔那墓坟场。

穿过荒无人烟的沙漠，穿过空无一物的山谷，穿过死去的历史的寂寞，穿过肆虐的沙暴。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古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像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背上那四个古怪的大木箱装的就是敦煌文献。镜头推近木箱。

斯坦因由于这次发现性行动，而在考古界名扬四海。斯坦因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发现者金质勋章”，得到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

英国官方还授予斯坦因“印度帝国骑士”称号。他穿着礼服，佩勋章和徽饰；

进入觐见厅后，走到女王对面鞠躬，随后右膝着地下跪；

女王以权杖触斯坦因的左胸，以示封爵；

斯坦因左臂平举，女王把手放在他腕上，接受他的吻手礼，一切全都那么令人兴奋，我在皇家前厅里等待接见时，受到尊贵的接待，入目尽是华丽的服装……

（1910年7月10日斯坦因给艾伦的信）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一书的作者珍妮特·米斯基说：

“他决没想到，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宝藏，竟会把他带到皇家觐见厅，参加如此庄严崇高的仪式。”

在珍妮特·米斯基的话中，出现斯坦因被邀请在欧洲各国演讲的画面。布达佩斯、维也纳、慕尼黑，等等。

画面回到沙漠上的骆驼队。

驼背上那四个古怪的大木箱。

中国从此失去这些宝藏；

世界从此刮目相看敦煌。

镜头在古怪的大木箱上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