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满粗大铁钉的木轱辘，从宕泉中嘎嘎嗒嗒穿过。马蹄踏着水中坚硬的乱石，疾流发出汩汩水声。黄昏浓重的气氛笼罩着这里的一切。

引起这个行动的缘故是——

（随着叙述改变画面。北京的苏州胡同。世纪初的意味）

1909年初夏，伯希和已经把他从王道士手中弄到的敦煌遗书运至巴黎，然后带着很少一些破损的写本来到北京，放在苏州胡同一家裱画店里装裱。七月里，我国的金石和语言学家罗振玉在裱画店见到这些绝世珍罕的中古时代的文书，大吃一惊，但还不知道这批东西的出处。

不久，伯希和邀集罗振玉和另一些名学者王仁俊、蒋斧、董康等人到六国饭罗振玉与王国维店，当众展示了《老子化胡经》、隶古定本《尚书》等这些千年奇珍。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谁也不可能想到，那万里之外的蛮荒大漠会有如此巨大的考古发现，并且已经多半被这些穿越西域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弄走了。

罗振玉痛惜不已。可是当他听说莫高窟藏经洞内，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宋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

（急匆匆的步履迈过学部一尺高的门槛）

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6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

（《学部官报》第104期“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电”）

罗振玉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在黄昏迷离的光线里，车轮跃上滩坡。

大锤砸开草率地封堵在藏经洞外的木板土块。

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扎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实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洞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

这两个被他称作“转经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批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大桶上。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不拿藏经洞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

民国初年（公元1912—1920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

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深夜，解运文献的大车在一座衙门前缓缓停住。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

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北京图书馆所藏被撕开的敦煌经卷文书）

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35年12月15日至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学觚》栏所刊《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

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

一边是历经着巧取豪夺的种种劫难，一边则是一代知识界的先贤们，以救火般的速度与激情抢救着失散的文化。

就在罗振玉看到伯希和出示那些文献的当月，他便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了这次见到的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首次向国人公布敦煌遗书无比重要的发现，以及痛失这些文书的真实状况。

凡具有责任感的人们，都会感到心中有口钟，为他所敲响。

（《东方杂志》第六卷十期）

罗振玉等学者在得到伯希和允许后，把这为数不多的文献拍成照片。两三个月里，就把这些文书录文刊行出来。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和蒋斧《敦煌石室遗书》）

伯希和返回法国后，又寄来一些照片。罗振玉好似唯恐再次失去这些文化瑰宝，马上刊印出版。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他奋力挥着一双孤单单的书生的手，迫切地要把那历史的过失和文化的空洞补上。

这第一批公认的敦煌遗书研究的开山与发轫之作，更巨大和更广泛的作用，是唤醒国人的文化意识，警醒当世，自珍文化。

这一来，立即得到那些素来具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知识界的热切呼应，几乎当时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全投入进来。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展开。每部新著面世，都是一时注目中心。各种学科的专题研究一下子并起与并立，这反映了我国知识界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和学术的敏感。

（罗福葆《沙州文录补》、刘复《敦煌掇琐》、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和《敦煌拾零》、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向达《论唐代佛曲》等）

一方面，敦煌遗书的广阔内涵扩大了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学者们所开拓的多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使得敦煌遗书更显出博大深厚与绚丽光华。

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两部书——

一部书是存古学会编辑刊行的《石室秘宝》，它破天荒地影印出四幅莫高窟壁画。

（莫高窟第221窟《唐代画壁弥陀法会图》、第263窟《唐代画千佛岩图》、第217窟盛唐《唐人画壁太子求佛舍利图》和第251窟《唐人藻井画佛堂内诸佛图》。从书中插图到实物景象的镜头）

以前中国的知识界从未关注过敦煌。自敦煌遗书的悲剧发生，才使得人们心系于那个万里之外的文化圣地。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人去过敦煌，印象中一片虚无。这几幅照片却像揭开天国大幕的小小一角，使人窥见了敦煌无上的灿烂神奇。它无疑成了数年之后，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纷纷奔赴敦煌考察的一个直接的根由。

另一部书是刘复（半农）的《敦煌掇琐》。刘半农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这部反映着文学家对世俗生活兴趣角度的敦煌遗书辑录，总计104件，全部是他在法国留学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下来的。这些写本就是伯希和当年在敦煌的猎物。仅仅这一百多件写本，就大角度地展开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

更重要的是，刘半农是第一位把流散到欧洲的敦煌遗书亲自抄录并送回来出版的人。在他以前，学者得到的流散海外的文献资料，仅仅依靠伯希和赠予的极有限的照片。这一来，把人们的目光移到海外。一种追寻流失、挽回财富的责任，就促使后来不少学者相继远涉重洋，到欧洲去寻找昨日失却了的中华宝藏。

（巴黎风光。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34年以后，学者向达、王重民、于道泉、王庆菽等人背负使命奔赴巴黎与伦敦去查寻遗失的国宝。姜亮夫则是自费赴欧，倾尽个人家财。中国知识分子珍爱中华文化的精神以及赤诚的行动，至今仍然打动着我们！

这些学者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收藏在那儿的敦煌遗书，并设法拍成微缩胶片。单是向达抄录的资料就达200多万字。他们心中的愿望原是一个，就是要把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搬走的一字不少地送还给敦煌！

（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姜亮夫《瀛涯敦煌访古劫余录》。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等。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巴黎图书馆外景与内景）

那是怎样神圣虔诚的敦煌情结！

当他们千辛万苦把这些材料带回国，却正值日本人用战火狂烧中国的江山。他们无法潜心研究。姜亮夫大部分手稿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毁于战火。

灾难又碰倒一张不幸的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

而那个被肆掠了文献宝藏而兀自立在荒漠上的莫高窟，依然不能免于灾祸。

不时有来自海外的窃贼钻入洞窟，朝着壁画与塑像下手；游人漫题与日俱增。牧羊人常把羊群赶进洞窟来躲避中午的毒日头。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在十月革命中被打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大约550人左右，给中国当局抓住。敦煌的官员竟然把莫高窟的洞窟当作最好的拘留地，认为这里四外大漠，关进去就只能老实呆在里边；一旦逃出来，唯有饿死。于是，这批白俄官兵便在洞里胡作非为，把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任意涂抹乱画，写上斯拉夫语的下流话，还把一个安放古代公主遗骸的密室打开，文物掠夺一空。在这批白俄官兵被拘留的半年的日子里，在洞窟中支灶做饭，烟熏火燎，留下永远抹不去的污迹。

（莫高窟第196窟甬道、第186窟、第445窟等）

这乌黑的历史阴影告诉我们什么？

这藏经洞的悲剧又告诉我们什么？

损害中华文化的难道仅仅是外人？

史学家陈寅恪在为大型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书《敦煌劫余录》作序，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陈垣、俞泽箴《敦煌劫余录》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

这话真如霜天号角，呼叫着当世国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鸣，唱尽一代学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怀，云林，霜林，深谷，流泉。

然而，陈寅恪又说：“自（敦煌遗书）发见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法国、英国、日本等国早期敦煌学著作。包括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目录》、日本《燕尘》杂志和《朝日新闻》有关文章等）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从他辽阔深邃的思想视野中，提出一个崭新又是历史性的学术概念：“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并望我国学者，“对内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对外襄进世界学术之将来”。

敦煌学科一确立，对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推波助澜，蓬勃兴起。

自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开始奔往西北大漠，去考察敦煌遗书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把自己的文化责任送到那个久久被遗忘、被丢弃的伟大的莫高窟中。画家是莫高窟的行家。他们更是积极地参与进来，勘察洞窟，临摹壁画，考证年代与源流。通过文章与展览方式，向全社会传布了敦煌独有的神奇又迷人的艺术形象。

（最早一批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关山月、黎雄才、吴作人、谢稚柳、董希文、潘洁兹等）

凡是在1941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千里迢迢到达敦煌的艺术家，都在那里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并吃惊地认出他就是名满海内的一代宗师张大千。

在当时，任何人都无法明白，如此一位功成名就的绘画巨匠，怎么会突然离开他辉煌夺目的生活和在中国画坛太阳一般的地位，来到这举目苍茫、绝无人迹的天地中来？

在这里——

眼睛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地平线。

耳朵里只能听到自己呼吸时的声息。

难道只为了寻找中古时代的绘画真迹？

难道仅仅由于在中原很少能看到唐人绘画的手迹，而只有在莫高窟这里才能亲眼看到“曹氏山水、吴带当风”的货真价实的原本模样？

（莫高窟壁画的“曹家样”和“吴家样”）

他原打算在这里观摩三个月。在抵达莫高窟的那天清晨，便提着马灯一头扎进洞窟里，看过一天就改变了主意，他说：“了不得！比我想象得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下半年还不够！”

随来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艺术家一时激动难捺的话，一种心情的夸张表达。谁知他一呆果然七个月。

粗略浏览了莫高窟的张大千，便对各个时代的壁画风格作出如下论断：“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致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也；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西夏诸作，虽刻画极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矣！”

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依然准确精辟。如此深刻的观察，必然伴随着他对莫高窟非同寻常的挚爱。

然而为什么在这七个月里，他却很少动手去摹习壁画，而是爬上爬下把五层的洞窟全编上号码？如今在莫高窟常常见到两种旧日的编号。一种是伯希和的编号，阿拉伯数码前面有个“p”字标记，总计171号；一种是张大千的编号，汉字数码大写竖题，总计309号。张大千的字体风格是一望便知的。

（张大千编号的墨迹）

谁能说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后来大规模临摹壁画时便于识认？

七个月后，他人到兰州，把很少的一些临摹品托人送到成都，办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迎头遇到激烈的批评，说他沾染上民间画工的俗风匠气，走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屑一答，转年春天，携带全家深深扎入莫高窟。此行邀来好友谢稚柳。谢稚柳不单是画家，又是古画鉴定大家，张大千显然要用追本求源的态度来面对莫高窟浩大的艺术宝藏了。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

粗糙的食物，玉门油矿生产的土蜡烛，咸涩的水，骤然而至的沙暴，野狼，流窜的土匪，构成了他艰辛危迫的生存环境。

单从这题壁上的话，就知道他当时真正的生活情态了。

（榆林窟第25窟张大千题壁：辛巳（公元1941年）十月二十日午后忽降大雪正临摹净土变也）

一位朋友借给他一支骆驼队，帮助他从很远很远的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运来烧饭用的枯木。这支慢吞吞的骆驼队来回的路程需要八天，拾柴一天，每趟要用九天的工夫。而每趟运来的木头，刚好供九天之用。所以这支劳苦的骆驼队永远是在长长的路途上不停地走着。

（干涸的河床。枯木。跋涉在大漠中的骆驼队）

这骆驼不就是画家本人的象征么？

他在阴暗的洞窟里，孜孜不倦工作两年有余。临摹作品达二百七十六件。小的数尺，大至数丈。平均两三天一幅。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

因此，最深刻的体验在他的临摹复制之中。这种在洞窟里的复制工作，一如当年画工们作画一样。人站在洞窟里的架子上，一手秉烛，一手作画。他要先把墙上的形象拷贝在透明的蜡纸上，为了怕不小心弄脏壁画，蜡纸悬空垂立，运笔临空勾线，这就真切地体验到画工们的工作的艰辛与技艺的非凡。

张大千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种种姿势与勾线细节。

（张大千的话：“今天，午前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子，一到过午之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不方便。因为洞门多半很小，里边高大，要光线只有点火；点着火画，墙又高又大，搭起架子，人站着还可以，最困难的就是天花板上的高处，和接近地面的低处，一高一低，画起来都很困难。”“试想他们（画工们）在天花板上所画的画，手没有依靠之处，凌空而画，没有一笔懈怠。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二尺高……在地上侧躺着画，比仰天画还难。古人的功夫真不简单。”“他们一生的精力都牺牲在艺术上。在敦煌洞里，就埋没了不少有功夫的画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

还有他亲自从青海塔尔寺请来协助工作的藏族画师昂吉等人。这些民间奇人能缝制十二丈的大画布，运用重彩的本领令他钦佩不已。仿佛使他看到了一千年前那些生气蓬勃、技艺高超的民间画师。在繁华绮丽的大都市里，哪里能找到这种健康豁朗的绘画气息？

他感到他与中华文化最富活力的奔腾澎湃的源头衔接上了，他激情地认同了这与生俱来的精神血缘。他对敦煌，远远不只是艺术情感，而是博大深远的文化情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到达敦煌，听说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他深为莫高窟艺术所震动，也为几近荒芜的莫高窟的景象叹息不已。于右任临时下榻莫高窟对面的下寺。张大千和他长长谈了两个晚上，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濒临毁灭之中。

张大千的话，使于右任深感于心。他返回重庆后，立即写了建议书一件送达国民政府。

（建议书见于《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1942年2月15日出版）

在建议书如下的书面内容上标出重点，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志称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二百，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用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其苦心焦虑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

建议书终于见了成效。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教育部出面，邀请自法国留学归来的卓有成就的画家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负责筹办。

这一切的缘起，便是在张大千这里了。

现在我们理解张大千了：他不单是一位挚爱传统艺术的杰出的画家，更有一份庄严的文化良心。

当常书鸿到达莫高窟的时候，在这里守候两年的张大千就要启程离去。

张大千临行时，把一卷东西交给常书鸿，神秘地告诉他，要等他走后再看。至于这卷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及其中的含义，全是后话了。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相继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轰动一时。精美绝伦的临摹品把千里之外灿烂的敦煌展现在国人面前。一阵从未有过的清新华美之风吹入人们的心中。在人们钟爱的文化事物里，从此出现了一种由张大千的生花妙笔传送来的敦煌形象。

临摹和复制，由此也成了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研究手段。陈寅恪说：

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前人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沈尹默先生想到了三年来，那些对张大千的种种不解与误责，感触良多，挥笔写道：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髯带霜。

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是啊，他把敦煌无穷的美散布于天下，同时把自己对敦煌深切的爱留在那地处天边的艺术宝库里了。但此刻他不再有那种即使人在敦煌也会常常生出的忧虑不安。因为一位像天王力士一样的敦煌的保卫者已经站在莫高窟前。

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字幕：1944年2月1日）

常书鸿来到敦煌走了一条太长太长的路，起点是在六年前地球的另一边巴黎。

这天，他从他心中的圣殿卢浮宫走出来，正为着刚刚看到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莫奈的《睡莲》和米勒的《晚祷》这些名作激动不已。那时，巴黎是中国年轻一代画家向往的世界美术的中心。他在这个中心已经露出鲜亮的头角。在同行们艳羡的目光中，他的几幅优秀之作被一些博物馆收藏。

（常书鸿早期油画作品：《沙娜画像》现藏蓬皮杜艺术中心；《裸妇》现藏里昂博物馆等。卢浮宫珍藏的达·芬奇、德拉克洛瓦、安格尔、莫奈和米勒的作品。卢浮宫外景）

他穿过秋天里分外美丽和灿烂的卢森堡公园，去到塞纳河畔逛旧书摊。

他将飘落在一部大画册封面上的一片金色的叶子拿开。书名露出来——《敦煌石窟图录》，伯希和编著。

下面是常书鸿自己的话：

我打开了盒装和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目录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室中拍摄来的，这是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年中的创作。这些壁画和雕塑的图片虽然没有颜色，但可以看到大幅大幅佛教画的构图。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的壁画，他们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像西方拜占庭基督教绘画那样，人物刻画生动有力，其笔触的奔放甚至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但这是距今1500年的古画，这使我十分惊异，令人不能相信！

他入迷了。卖书的人对这个显然买不起画册的中国穷学生说：“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就在前边不远的吉美博物馆，你不必买它了，还是亲自看看再说吧！”

下边还是常书鸿的自述——一种老者的声音和回忆往事时自言自语的语气：

我来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大量伯希和从敦煌盗来的唐代大幅绢画。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时代早于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这一事实使我看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与我们敦煌石窟里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隽永先进的艺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于西洋文化的人，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我决心离开巴黎，而等待着我离开巴黎的是蕴藏着千数百年前敦煌民族艺术的宝库。

火车驰过欧洲的原野。1936年。

然而，常书鸿回国后，他距离敦煌不是愈来愈近，而是愈来愈远。

北海公园。常书鸿与朋友们聚会，忽然炮声隆隆响起，惊起湖中水鸟。

（字幕：1937年卢沟桥事变）

南来北往的动荡生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校。举办画展。逃难。随后来到抗战的大后方——作为“陪都”的重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也都集聚在这里。

一天，忽然听说于右任想请他去敦煌筹建艺术研究所。他完全不知道一年前张大千在莫高窟与于右任那次彻夜长谈，更不知道于右任这个决定是把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传递给另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因此他感到事情来得有些意外。可是六年前在巴黎那段往事，那份激情，仍旧毫不减色地在他心中。

他决定去！徐悲鸿和梁思成都是他的支持者。

在去敦煌前，我曾拜会过于右任先生。他说，他看到千佛洞，在整个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所以不管国家如何穷都要设法保护。但是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生活十分艰苦，如果没有事业心的人到那里去，肯定是干不久也干不好的。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关系到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字、艺术等各方面复杂的学问，不是一手一足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

于右任这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与他的内心强烈共鸣。他只是没有把敦煌的艰苦看得很重。等他到了安西，骑着骆驼一路西去，一步步好像离开人世一般愈走愈荒凉和寂寞时，才渐渐体会到于右任那些话真正的分量。

从兰州到敦煌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到了安西，前边没有路，四外茫茫皆大漠。怪不得在兰州，人人提起戈壁滩，都是谈虎色变。此时再看同来的几位全像苦行僧一样！

过了瓜州口后，骆驼客告诉我们，下一站在甜水井打尖。这名字在我们心中激起一阵兴奋的涟漪，在枯燥的沙漠旅行，谁不产生对水的珍爱与向往呢！当夜在繁星之下我们来到甜水井，大家都盼望着痛饮一次甜水，好不容易从井里打上半桶，谁知喝到嘴里又苦又臭，刚才那种如饮玉液琼浆的憧憬一下子云消雾散了。第二天清晨才发现，原来井口周围堆满兽粪，这些水是牲口连吃带拉，长年累积的结果。一位骆驼客见我叹息失望的心情，便说：“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的戈壁滩上，还只有这一口井哩，别看不好喝，对我们牵骆驼的人来说，可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看吧，这就是他此生的目的地了。甜与苦有它自己的标准。怎样的人才能拿起这个凡夫俗子见了会掉头而去的标准呢？

他想到了玄奘。

自古在这道上的行者，都是玄奘、张骞、朱士行、法显这样千辛万苦、百折不回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能够吃苦受难，而是他们心怀非凡的志向，还有一腔热血……于是，就这样，他来到了莫高窟。

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石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一股涌自肺腑的对伟大民族艺术的敬仰爱戴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跑去。

初次展现在常书鸿面前就令他神醉心迷的画面。第275窟十六国《毗楞竭梨伽本生故事》。第217窟《化城喻品》。第285窟西魏《狩猎图》和《行云流水》。还有五代的彩绘窟檐斗拱，隋代窟顶联珠飞马图案。盛唐飞天。一幅幅巨型的金碧辉煌的经变画……

那种跃动不已的生命气息，风驰电掣的动感，遒劲超逸的线条，异想天开的色彩，令他惊呆了！

在这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前，我深深内疚的是，自己漂洋过海，旅欧时期，只认这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顶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艺术却一无所知。

今天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听听一个有良心和责任感的艺术家进入藏经洞后的内心独白吧——

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央的洪造像坐坛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程度的保护和珍视。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去金沟淘金沙的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煮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着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忽然，砰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原来是三层上面第444窟五代造的危檐下崩落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艰巨沉重！他以匪夷所思的强大斗志，与一切威胁莫高窟的事物宣战。

用“拉沙排”清除数百年积存的流沙，踩着“蜈蚣梯”上上下下勘察洞窟，还要把那些被泥沙埋没的底层洞窟清理出来。最大的工程是打一道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羊群、窃贼和沙暴阻挡在外边。为了这道墙，他还要去40里以外的敦煌县城去筹措经费，被那些刁钻又贪婪的小官员愚弄，并满足县长大人索画的欲求。

新建起来的长长的围墙好像他有力的臂膀，把莫高窟拥抱在他的怀里了。莫高窟好像第一次有了温暖的家。他快乐极了。有了这快乐，哪里还管它酷日似火，寒夜如冰，还有那咸水煮的面片，拌盐的韭菜和红柳枝的筷子！

一批青年画家们从大后方来了！

史岩、董希文、张民权、乌密风、周绍森、潘洁兹等全都是优秀并志向远大的人才。常书鸿把妻子和女儿也接到这里。有了缭绕的炊烟，饭菜的香味，欢声笑语，以及女人和孩子的气息；每逢开会议事，打钟声从三危山的一边响到另一边，莫高窟变得生气盈盈。有了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洞窟中天国的神仙们仿佛也恬然微笑了。

临摹研究工作全面开始。生活更加紧张而充实。

记得张大千1943年初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那时候，常书鸿孤单得很。在面对着长久荒芜、好似千疮百孔的莫高窟，这句话显得十分沉重。他感觉，无期徒刑四个字真像一块巨石，死死压在自己的肩上。尽管他是心甘情愿的。可是现在不同了，这“无期徒刑”是不是也不那么可怕了？

可是，命运造就一个人的法宝，从来不是幸运，而是残酷的挫折和不停顿的打击。

常书鸿遇到的第一个打击实在太意外了。

大西北的冬天是风大天冷，滴水成冰，经过寒冬的煎熬，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地上洞子工作。但我发现妻子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塑像的泥和好了，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说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兰州。但她走后多日一直没有音信。那一天，我去洞中临摹壁画，董希文来洞子劝我宽心，并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这很突然，在我的追问下，他拿出一叠信，说老师您不生气我就给您看。我答应他，一看信，简直呆了。他扯过马猛地跨上去纵骑狂奔，很快就在大漠中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日夜兼程地追赶着。

我气得悲痛欲绝，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追，把她追回来……我拼命往前赶，估计她最多只能走到安西，宿夜后才能继续往前走，我只要在天亮前赶到，就能找到她……

第二天早上，赶到安西，但找遍车站和旅店，也没找到她的影子，只听人说，前几天有一辆汽车往玉门关方向走了，司机旁好像坐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失望和疲惫一下侵袭我的全身。我强打着精神，继续向玉门关方向追去，不知道追了多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我颤悠悠地从马上摔了下来，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一位地质学家和一位老工人救起的。在休养期间，当地一位农场的场长来看我时告诉我，不要再追了。她已经到了兰州，并立即登报声明与我脱离了夫妻关系。戈壁滩上，一辆马车上躺着疲软无力、面色死灰的常书鸿，向着远远的三危山走去。

在选择事业还是家庭这一关键时刻，我又回到敦煌。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回想回国之后几年来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心头又袭来一阵自责。是啊！我没重视她的思想变化，帮她解开思想上纠结的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她精神上的创伤难以愈合。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她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许内心有一种深刻的不适应。过惯了长期的法国留学的生活，在这过于艰辛又没有尽头的生活中，很难挺过去的。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妻子，工作不顺心时也常常发生争吵……这一切，都是我所忽视的，我的失误！

现实不但给他以苦难，还给他另一个伙伴——孤独，他孤零零站在三危山山顶上，空无一物的戈壁大漠中，流动不已的宕泉前……然后是莫高窟254窟漆黑的洞窟里。

忽然洞内大放光明。显现四壁和窟顶所有的灿烂夺目的壁画。

使他在痛苦煎熬中的灵魂获得升华的就是这幅《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

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他现在才算真实地体验到这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无期徒刑的神圣！

尽管他承受这一次打击，可是再一次的打击同样是意外和残酷的。

刚刚从痛苦的深渊中站起来的常书鸿，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道命令：撤销国立敦煌研究所，把敦煌石窟交给县政府。

（字幕：1945年7月）

理由是抗战胜利，百废俱兴，资金有限，必须精减机构。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我真忍无可忍了！经费断绝，事业落空。日本投降后，很多人想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家人团聚。于是，一个类似散伙的局面到来了。

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对我来说，无疑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亲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比起妻子的离去，他体验到更宽广的孤独。戈壁滩的最可怕的就是这无形的孤独。

天宽地阔，月亮显得很高，很远，很小；是不是戈壁滩实在寂寞，连月亮也无情的远远避开。月光是蓝色的，照在任何地方都清冷凄凉，叫人不寒而栗。

风天过去，窗缝总会积一些细细的流沙。

偶尔传来几声狼嗥。他却早已听惯了。

我披衣走出屋，向北端石窟望去，层楼洞天依稀可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壁画和彩塑！

莫高窟第220窟盛唐金碧辉煌的大型经变画。莫高窟第285窟西魏那浪漫神奇的天国景象。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那举世无双的形象地图。这些都是常书鸿最钟爱的古代杰作。

当我一来到千佛洞，我就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它们融化了。我离不开它们！

真正的生活总是把弱者击得粉碎，把强者百炼成钢，在它疯狂的打击下，非但没有把常书鸿与莫高窟分开，反而把他们破釜沉舟地连在一起。这真是生活的炼狱里出现的奇迹！

谁能说出其中的究竟！

在研究所被关闭的日子里，常书鸿奔赴重庆，与傅斯年、徐悲鸿等人为恢复研究所四处呼吁。学者和艺术家向达、陈寅恪、梁思成等用激扬的文字，造成强大声势。终于使敦煌艺术研究所得到恢复。

（字幕：1946年5月）

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画家来到敦煌。这中间许多人日后成为杰出的敦煌学者。段文杰、郭世清、霍熙亮、凌春德、范文藻、李承仙、欧阳琳、孙儒涧、黄文馥、史苇湘等人。

他们更加生气勃勃。把皇庆寺的大殿作为工作间，将马厩改为宿舍，自己动手磨面粉。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有规划地展开。洞窟的勘察编号、标记登录工作；编选专题画集的工作；洞窟维修工作；临摹复制工作；很快都见到喜人的成果。

1948年8月28日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场面辉煌，声势浩大。蒋介石冒雨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都是热情观众。展出不久，敦煌图案和样式就在上海的轻工业产品上出现，这表明，敦煌样式已成了世所公认的中华文化的象征与符号。

更大规模的展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的展览会场。布标上写着：“敦煌文物展览”。

（字幕：展品1220件。开幕时间：1950年4月10日）

开幕前三天，周恩来总理前往展览会场参观。也是多情的蒙蒙细雨。

周总理从车中走出来。警卫把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他身上。

他看见我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等候他，就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交给警卫。我看见他，他马上紧紧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我早知道你！记得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也看过你们办的摹本展览会。现在规模大得多了！”

周总理着意地关注每一件展品——

1945年在中寺土地庙发现的北魏写经。唐代白描绢画菩萨。唐代壁画残片（实物）。彩塑模本。由北魏至元代各时代壁画摹本，等等。

伴随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我看这里和云冈、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使我体味到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四个字。

当然，雕刻石头上展现的是刀斧之功，这里的壁画上却是笔墨之力，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定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

你们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工作和生活，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敦煌文物，介绍敦煌文物。尤其是开凿在长达一公里悬壁上的四五百个布满千百年前古代艺术家创作的雕塑和壁画的石窟，其保护工作是繁重的。从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看出，你们作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在敦煌四百多个洞子中还有更了不起的东西，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他们很好地保存下去。

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敦煌石窟，对于常书鸿率领的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无愧地做到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把一生都放在灼烧的沙子上，放在罕无人迹的大漠中，放在永不退却的神圣的文化信念里。

（叙述***现如下画面：整修古代窟檐，全面抢修洞窟的工作，大规模临摹复制，对河西走廊与新疆石窟的相关性考察，出版的著作与画集，等等）

幽静的中寺。浓荫匝地的古槐。阴暗而失修的房舍。简陋的室内陈设。粗糙的家具。布围墙。破书桌和老式的手摇电话机。

（字幕：常书鸿故居）

书桌的玻璃板下放着常书鸿生前的墨迹——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

人间乐，

西出阳关

故人多。

九十叟常书鸿题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这草蘑菇还有一段往事。

我常常想起1943年张大千即将与我分手时，送给我那个纸卷。我等他乘车走了，打开纸卷一看，原来是他亲笔绘的一幅弯弯曲曲在树林水渠边一个隐蔽处找到食用蘑菇的路线示意图。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菌菇更难发现。如有谁发现都尽力保密。我循着大千先生的这卷地图，果真发现了蘑菇生长地，在日后生活中还真的解决了一些问题。

超出牵连着二位画家这珍罕的草蘑菇之外，便是：

敦煌千古事，苦乐两心知，一次，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向这位把一生都献给敦煌的常书鸿，提出一个追问心底真实的问题：“如果你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

下面是常书鸿的回答：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来到这世界，我还是“常书鸿”。

悠远而深情的音乐。

莫高窟第130窟大佛。巨大的佛头沉默不语，隔过敞开的楼窗，他面对着对面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

那边极远的地方有个小小黑点，孤单又清晰。斜射的夕照把它照得深沉和明媚。那便是常书鸿的墓碑。他的骨灰就埋在那里。他真的永远属于敦煌了。

（字幕：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逝世）

但他的英灵却难以长眠，而是要永远警醒地守护着他身后的这个全人类的艺术宝库。

佛国的存在，本来是要给世人的一时的抚慰，然而常书鸿们的存在，却使浩瀚的佛国得以永远的安宁，莫高窟洞窟中所有的神佛都知道，在天国之外，在这里，还有一个真正恩泽于他们的神——

那就是世人对常书鸿的称呼：

敦煌的保护神。

这保护神又不仅仅是对常书鸿个人的尊称，而是充满对所有把青春和一生都放在敦煌石窟中的人崇高的敬意。

在大漠的墓碑上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