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跋

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是需要机缘的。

首先，它必须拥有种子，种子是万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有谁见过可以在空中发芽的种子？还有，它不能没有阳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那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对我来说是那么地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歌唱。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地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地寂寞。

我曾以为，我所看到的那些众多的林业工人、那些伐木者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而那些穿着兽皮衣服的少数民族则是天外来客。后来我才知道，当汉族人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们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冻土上了。

那片被世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土地在没有被开发前，森林是茂密的、动物是繁多的。那时的公路很少，铁路也没有出现。山林中的小路，大都是过着游猎生活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开辟出来的。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开始后，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起来了。在公路和铁路上，每天呼啸而过的都是开向山外的运材汽车和火车。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找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伐木声始终没有止息。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具体点说，就是那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

有关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们从前两年的报道中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艾真寄来一份报纸，有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艾真在报纸上附言：迟子，写吧，只有你能写！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非常了解，这种期待和信任令我无比地温暖和感动，我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对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也做了一些资料，但我想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写。

我其实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预感到，一条艰难而又自然的回归之路，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2004年5月，我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一个月。有一周的时间，我是在澳洲土著人聚集的达尔文市度过的。达尔文是个清幽的海滨小城，每天吃过早饭，我会带着一本书，到海滨公园坐上一两个小时，享受着清凉的海风。在海滨公园里，我相遇最多的就是那些四肢枯细、肚子微腆、肤色黝黑的土著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坐在草地上饮酒歌唱。那低沉的歌声就像盘旋着的海鸥一样，在喧嚣的海涛声中若隐若现。当地人说，澳洲政府对土著人实行了多项优惠政策，他们有特殊的生活补贴，但他们进城以后，把那些钱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中了。他们仍然时常回到山林的部落中，过着割舍不下的老日子。我在达尔文的街头，看见的土著人不是坐在骄阳下的公交车站的长椅上打盹，就是在商业区的街道上席地而坐，在画布上描画他们部落的图腾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更有甚者，他们有的倚靠在店铺的门窗前，向往来的游人伸出乞讨的手。

离开达尔文，我来到蓝山写作中心，在那里住了十天后，当我乘火车返回悉尼时，刚出站台，就在宽敞的候车大厅遇见了一对大打出手的土著夫妻。女的又矮又胖，男的高而瘦削。女的又哭又叫着，疯了似的一次次地扑到男人身上，用她健硕的胳膊去打那个酒气熏天的男人。他们没有一件行李，女的空着手，男的只提着一个肮脏的塑料袋，里面盛着一团软软的豆腐渣似的东西。他不躲闪，也不反抗，任女的发泄。很快，他们周围聚集了一些白人围观者，他们的脸上呈现的大都是遗憾的神色。车站的警察也来了。他们拉开了土著女人，而那个男人，已经被打得唇角出血，他蜷缩在一根柱子前，哀哀地垂着头。围观者渐渐散去，而我由于等待没有准时赶来的出版商，得以有机会一直观察他们的动向。女的坐在男的对面的一根柱子前，哭泣着，大声抱怨着什么。她并没有具体的倾诉对象，警察和匆匆而过朝她瞥上一眼的过路人的表情都是漠然的，可她却说得那么地凄切、动情。她的诉说就好像是为站台上不时传来的火车的鸣笛声融入一种和弦似的。男人最后站了起来，他走到女人面前，递过那个塑料袋，对她说，吃一点吧。我这才明白那里面的东西是食物。女的跳起来推开他，让他走开！可男人很有耐性，又一次次地靠近她，满怀怜爱地把那个塑料袋递到她面前。这幕情景把我深深地震撼了，我只觉得一阵阵地心痛！我想如果土著人生活在他们的部落中，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他们也许就不会遭遇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突！

带着一股怅然的情绪，我离开了澳洲，来到了古老的爱尔兰。2000年秋天，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那里。我们只待了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海滨的乔伊斯纪念馆和在皇家剧院观看的王尔德的著名话剧《莎乐美》，感觉爱尔兰是一个充满了优雅之气和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国家。然而此番再去，我感觉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住在都柏林一条繁华的酒吧街上，每至深夜，酒吧营业到高潮的时候，砌着青石方砖的街道上，就有众多的人从酒吧中络绎而出，他们无所顾忌地叫喊、歌唱、拥吻，直至凌晨。我几乎每个夜晚都会被扰醒。站在三楼的窗前，看着昏暗的路灯下纵情声色的男女，我的眼前老是闪现出悉尼火车站候车厅里，那对土著夫妻发生冲突的一幕幕情景。我觉得那幕情景和眼前的情景是那么地相似——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

归国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土著的落日》，其中的一段话表达了我内心的感触：

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为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当我在达尔文的街头俯下身来观看土著人在画布上描画他们崇拜的鱼、蛇、蜥蜴和大河的时候，看着那已失去灵动感的画笔蘸着油彩熟练却是空洞地游走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了一团猩红滴血的落日，正沉沦在苍茫而繁华的海面上！我们总是在撕裂一个鲜活生命的同时，又扮出慈善家的样子，哀其不幸！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为着衣食而表演和展览曾被我们戕害的艺术；我们剖开了他们的心，却还要说这心不够温暖，满是糟粕。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嘛！

我觉得是去看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现状的时候了。在哈尔滨休息了半个月后，在呼伦贝尔市政府的协助下，我在8月份来到了内蒙古。我的第一站是海拉尔，事先通过韩少功的联系，在那里得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鄂温克著名家乌热尔图。他淡出文坛，在偏远一隅，做着文化史学的研究，孤寂而祥和。我同他谈了一些我的想法，他鼓励我下去多看一看。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驱车去了满洲里、达赉湖，然后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根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