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到台湾后，赶上《自由中国》创刊，杂志社正缺一位负责文稿的编辑，爱好写作的她就应聘去了那里，赚钱贴补家用。《自由中国》是由雷震先生主持的，他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要职，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而《自由中国》的发行人，是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对于这个刊物，聂华苓是这样说的：“是介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显然，这是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刊物。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聂华苓，像这个阵地墙角一朵烂漫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经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柏杨的和余光中的诗，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场了。如果说《自由中国》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话，这些作品，无疑就是镶嵌在布边的流苏，使它多了份飘逸和俏丽。然而，政治的台风，很快席卷了《自由中国》，因为夏道平执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者发生了最初的冲突，胡适在此时发表声明，辞去了发行人的角色。其后，又因为一篇《抢救教育危机》，雷震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1955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又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到了蒋介石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中，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和特务机构时，这本刊物可以说是已成为风中之烛。《自由中国》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登载反映老百姓民生疾苦的短评，雷震成了台湾岛的“雷青天”。胡适回到台湾后，1958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期间，雷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雄心勃勃地筹组新党。雷震邀请胡适做新党领袖，胡适没有答应。但胡适是支持雷震的，说他可做党员，待新党成立大会召开时，他也会去捧场。我以为，以胡适的政治眼光和看待历史的深度，他是看到了雷震的未来的——不可逃避的铁窗生涯。他没有阻止，反而推波助澜，我想他绝对没有加害雷震的恶意，在他生命深处，真正渴望的，还是做一个自由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徐复观有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他这样写道：“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这话可谓一语中的。雷震其实就是一面竖立在胡适心牢中的正义和博爱的旗帜，有他，他会受到默默的激励；而当他倒伏时，尽管胡适也是痛楚的，但因为这面旗帜是倒在了心中，他便想悄悄把它掩埋了。胡适自称是个怀疑论者，徐在比较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胡适和陈独秀时，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胡适之性格冲和，宽大，平正，陈独秀性格凌厉，独断与偏激”，他指出胡适的性格中有“矛盾性与妥协性”。所以当1960年9月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的罪名被捕入狱，殷海光等人挺身而出，为雷震喊冤时，胡适隐于幕后，只以“光荣的下场”这句“漂亮话”，打发了世人期盼的眼神。胡适以为他可以苟活，但是他错了。雷震入狱仅仅一年半以后，他在一个酒会上致辞时，猝然倒地，带着解不脱的苦闷，去了那个也许是“万籁俱寂”，也许仍然是“众声喧哗”的世界。那一刻，他才真的自由了。

我喜欢《自由中国》的殷海光，这个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先生的弟子，正气、勇敢、浪漫，充满诗情。受雷震案的牵涉，他虽未入狱，但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和骚扰。这个声称“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的知识分子，最初是反对传统的，主张中国未来的道路是全盘西化；可在他苍凉离世前，他顿悟：“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铁骨铮铮的雷震和傲然不屈的殷海光，最终长眠在“自由墓园”中。以他们的人格光辉，是担得起“自由”这个词的。

我想，聂华苓身上的正直和无私，她男人般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无疑受了雷震和殷海光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她的躯干，之所以没有在非常岁月中，被狂风暴雨摧折，与他们有形无形的扶助，是分不开的。

1951年，聂华苓的弟弟汉仲在空军的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身亡，她所供职的《自由中国》蒙难，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而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此时的聂华苓，可以说是陷入了生命的低谷。但是命运仿佛格外眷顾这位聪明伶俐的女子，就在这个阴气沉沉的时刻，她生命中的曙光出现了。这道光，照亮了她的后半生。

如果说《三生影像》是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它的前两个乐章，在行云流水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可是到了最后的乐章，它却是明快的、热烈的、奔放的。有谁不爱读第三部《红楼情事》呢！

保罗·安格尔先生，在美国是一位与惠特曼齐名的著名诗人，曾被约翰逊总统聘任为美国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这个马夫的儿子，出身贫寒，热爱艺术，中学时就发表了诗作。大学毕业后，他来到爱荷华大学，以一本《旧土》诗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用文学作品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安格尔经历非凡，当他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便游历欧洲，结识了很多声名卓著的作家。1934年，安格尔创办“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一步步地把它发展为美国文学的重镇。他曾开玩笑地说过：“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他“闻”出的最出色的才华，就包括美国著名女作家奥康纳。这个修女打扮的怯生生的女孩子，写出的诡异神秘，如梦似幻，已成经典。二战时临时搭建的简易的营房，就是作家们的教室。安格尔给学生上课时，有的学生带着狗来，还有的甚至用布袋提着一条咝咝叫的蛇来。为着作家工作坊，安格尔先生的足迹遍及世界，寻觅着好作家和好作品。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963年的台湾之行，会给他带来永生永世相守的人。我们从安格尔的照片中，可以领略到他迷人的风采。聂华苓是这样描述他的：“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欢他的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蓝眼睛。他的侧影也好看，线条分明，细致而生动。”而安格尔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初遇聂华苓时的感受，有这样的句子：“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身边有华苓，散发着奇妙的魅力和狡黠的幽默，看她就够了。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他们一见钟情。在此之前，他们是一幅被撕裂了的山水画，各持半卷，虽然也风光旖旎，却没有气韵。直到他们连接在一起，这幅画才活了，变得生动。

他们结婚后在半山坡上筑起爱巢——红楼，他们一起划船，一起喂鹿，一起谈诗，一起举杯，看日落月升。他们在一起，永远有谈不完的话题。

爱荷华这地方，地处美国中西部，人口不多，安详宁静，仿佛世外桃源。按照南非女作家海德的说法：“鸡粪那一类田上的事，可能是报纸的头条新闻”，非常适宜写作。1967年的一天，划船的时候，聂华苓望着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忽发奇想，为何不在爱荷华大学原有的写作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一个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遭遇和生活际遇的作家，在其后的四十年间，以同一个目的，在爱荷华相遇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个写作计划，就是文学的“奥林匹克”。这个以文会友的盛会，为消除种族之间的敌视，消除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的隔阂，起了积极的作用。难怪1976年，安格尔和聂华苓因为这个写作计划，而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在爱荷华这个文学大家庭里，我们看到了丁玲紧握苏珊·桑塔格的手；看到了以色列作家从最初坚决不肯与德国作家交往，到临别时主动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看到了伊朗女诗人泰皓瑞与罗马尼亚家易法素克之间临别之际爆发的深沉的爱恋。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爱尔兰诗人希尼，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主，土耳其的帕慕克，也是国际写作计划邀请过的作家。

但作为中国人的聂华苓，对于身居海外仍然坚持用母语写作的她来说，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才是她魂牵梦系的。国际写作计划在四十年间，共邀请世界各地作家一千二百多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一百多位。1979年中美建交后，萧乾成为第一位被邀请到爱荷华的中国作家。从他开始，中国作家的身影就不断地出现在那里。我们常常听聂华苓满怀深情地讲起到过这里的华文作家的一些逸事。那座红楼，留下过这样一些杰出作家的足迹：丁玲、王蒙、汪曾祺、艾青、萧乾、吴祖光、茹志鹃、陈白尘、徐迟、冯骥才、张贤亮、邵燕祥、柏杨、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逵、痖弦、谌容、王安忆、陈映真、阿城等。是她，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聂华苓和安格尔于1987年退休，但聂华苓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她的“根”和“干”，她仍然积极地向国际写作计划推荐华文作家。1991年3月，聂华苓和安格尔先生离开爱荷华的家，满怀喜悦地去欧洲，准备领取波兰政府授予的国际文化贡献奖。他们在芝加哥机场转机的时候，安格尔先生猝然倒地，离别了他最不忍诀别的人。他在最后时刻，还是倒在了自己的祖国，倒在了他深爱的人的身边，倒在了他不倦的旅途中，他无疑是幸福的。

安格尔的离去，让聂华苓觉得“天翻地覆”，她也倒下了。但这个豁达开朗的红楼女主人，最终还是倚赖着安格尔对她刻骨铭心的爱，慢慢站了起来。看来一个在情感上富足的女人，是不会倒在任何命运的关隘上的。2001年，一度与中国中断了的国际写作计划，在聂华苓的努力下，又恢复了。聂华苓对我说，相隔多年，她想一定要请一位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的，将来能立得住的青年作家来爱荷华，她选择了苏童。时隔几年，她骄傲地对我说：“我没有选错！”苏童之后，又先后有李锐、西川、孟京辉、余华、莫言、刘恒、毕飞宇等中国作家来到爱荷华。也许有人不会知道，中国作家去爱荷华的费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民间募集而来的。当地一些热爱文学的华人，包括聂华苓自己，为了让国际写作计划中能有中国作家参与，每年都要捐款。而现在，由于经费不足，对中国作家的邀请，又陷入困境之中，这也让她感到深深的无奈。

聂华苓说：“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这“三生”，其实也是她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她在大陆度过了战乱中的童年和青年，在台湾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代。在国际写作计划如火如荼之时，美国也正陷入越战的泥沼，国内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虽然说与安格尔结合后，她过上了平静无忧的生活，但是对“根”和“干”的眷恋，对母语的不舍，还是使她这个定居美国的“外国人”，有着难言之痛。这种内心的矛盾，使她才情爆发，酣畅淋漓地写出了获得“美国书卷奖”的长篇《桑青与桃红》。

像聂华苓这样经历过三个时代风雨洗礼，依然能够笑声朗朗的作家，实在不多见。2006年，我在香港遇见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与他在兰桂坊饮酒谈天说起聂华苓时，他用了“风华绝代”四个字来评价她。聂华苓自称是一个有着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人，她爱憎分明，爱会爱得热烈而纯真，恨也恨得鲜明而彻底。她是一个艺术至上的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父亲死于红军枪下，而她却仍然能够与安格尔合译毛泽东的诗词。台湾因为她这个举动，骂她“亲匪”，不忠不孝，背叛父亲的亡灵，以致一度不允许她回台。聂华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似乎一直在缠我。”这句委屈话，听起来别样地苍凉。

国际写作计划的前两个半月以各种话题讨论、文学交流、参观及写作为主，后半个月则是旅行，每个作家都可以按个人兴趣自行设计旅程。2005年11月，刘恒去了纽约，我去了芝加哥，归国前，我们又回到爱荷华。冬天来了，虽说还没下雪，但天儿已冷了。归国的前一天，我们来到安寓，在山林中拾捡烧柴，抱到红楼的壁炉旁，以备华苓老师生壁炉用。天渐渐黑了，我们生起火，围炉喝酒谈天。谈着谈着，她忽然放下酒杯，引我们来到卧室。她拉开衣橱，取出一套做工考究的中式缎子衣服，斜襟，带扣襻的，银粉色，质地极佳。她举着披挂在衣架上的那身衣服，笑吟吟地说：“我已经嘱咐两个女儿了，我走的那天，就穿这套衣服！怎么样？”那套衣服出水芙蓉般地鲜润明媚，我说：“穿上后像个新娘！”她大笑着，我也笑着，但我的眼睛湿了。没有哪个女人，会像她一样，活得这么无畏、透明和光华！

安格尔先生安葬在爱荷华的一座清幽的墓园里，离红楼并不遥远。我记得10月12日安格尔生日的那天，华苓老师驾车，我们带着他生前喜爱的鲜花和威士忌，一同去看望他。清洗完墓碑，华苓老师将酒洒在墓前，向安格尔介绍着刘恒和我的情况。介绍完，她莞尔一笑，轻抚着墓碑，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这里很好，很宽，将来把我再放进去就是了。”她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提前刻在了碑上。我多么希望上帝紧紧捏住她的那个日子，永不撒手，虽然我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那一天总会来临的。那座墓碑是黑色大理石的，圆形。不过它不是彻头彻尾的圆，而是大半个圆，看上去就像一轮西沉的太阳，在温柔的暮色中，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