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夏季，东京形势严峻，日本军西进速度很快，城里的商家纷纷关门歇业。多数公立、私立中学，也都迁出京城，将学校设在较远县境。有的师生，逃往陕西，到西安去了。居民们则是为了残破家业，心想横竖都是一个艰难日子，苦挨苦熬。各罩鸡派，也有人逃到乡下避难。喂鸡本来是闲日子的乐事，日子里没了闲心，斗鸡还有什么意义？姥爷则不同，不喂鸡他活着干什么？可惜这个年月，到包公湖鸡都很难碰到一个同行，有时反倒会碰上扛枪的青年军、国民军的兵。他们把枪横在肩上，见了别人尚可，见了斗鸡的，便怒目视之，像说：什么时候了，还斗鸡！因此，姥爷索性也不外出，赶鸡时，有时在院里，有时起早床，就在门口胡同。这时期，老姥姥已子孙满堂，二男三女，虽有吃有穿，媳妇又孝，端吃端喝，可毕竟老了，七十多岁，对兵乱感到格外心慌。

几天前，马道街的店铺，连连遭劫，都是光天白日拿货不付钱。于是，为了安全，“达宏杂店”也关了门。老姥姥的弟弟要回乡下躲躲，劝姐也回娘家静静心。老姥姥想，趁还能走动，最后到那个偏远老家看一眼也好，就同弟弟离开东京，租了一辆毛驴车，回乡下老家了。

姥爷把老姥姥和舅送到城外大路上，还给母亲买了很多乡下没有的东西，如洋糖、洋火、洋糕点，嘱托母亲早日回来，让舅回来时带点乡下的地瓜吃。

东京有句俗话，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话就在姥爷家里应验了。在老姥姥走后第三天，天气不好，从早上阴到午，似乎要下雨，终又不肯下，满天乌云，满城水气，街里的空气又湿又粘。姥爷喂罢了鸡，给鸡了腿，忙到半午晌时，正想搬竹床到院里树下歇歇精神，忽然有个爱看斗鸡的小伙从门外闯进来。

“清本叔——不好了！”

姥爷怀疑着。

“啥事？”

“不好了，你快出去看吧！”

“日本军打进东京我也不去看……”

“不是……是达宏杂店的掌柜和奶奶……”

这下把姥爷惊了。

“出、啥事啦？！”

“去吧叔……都到门口啦！”

这是几十年来，我姥爷不曾有过的紧张。他招呼一声媳妇，就跟着那小伙大步出了院子。果真的，就是拉着母亲走的那辆毛驴车，又把母亲给拉回来了。车停在门口，毛驴打着喷嚏，车把式在一边吸着旱烟，舅在拉扯着车上的被子，和围上来的胡同里的邻居们正从车上朝下抬着啥儿。这时候，谁说了啥话，舅就拨开人群，满脸灰白地站到人群外。

“清本……你娘遭灾了！”

姥爷一下子被吓住，竟突然呆在人群外，木木地盯着车上的被子不动。他看见被子鼓鼓的，被头上露出一撮银白枯干的头发，心立马抽起来。

“别呆着，”舅说，“先把你娘抬下来，让车子先走，人家把式也记着自己家。”

就和想的一样，姥爷掀开车上的被子，看见母亲那张脸，干瘦到纯是皮和骨头，黄得如烧纸一样；眼窝陷下去，看不清眼是闭上了，还是睁着的。她穿的衣服，被驴车颠得扭来扭去，脖子下塌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坑。

娘死了……

人之生死就这么简单。三天前，娘还活脱脱的，说着娘家里的一些旧事；走了三天，再回来就算永别东京了。舅和姥爷叙说他姐的死时，说得非常淡然，非常轻飘。说他们离开东京，沿着铁路朝东走，快到家时，途经桃花镇，碰上军队往火车站运粮食，先要把镇上的粮食装上汽车。这其间有段距离，是当兵的用肩扛。等他们走近了，当兵的就要用他们的毛驴车。过来一个日本兵，在车前叽哩咕啦说了一阵，谁也不懂，都吓得脸白，又不知该如何是好。那日本兵急了，上前揪住老姥姥胸口的衣服，把老姥姥提起来，放在地上，将车赶走了，这下他们明白是要用驴车的，心都稳了。可转身一看，老姥姥已经躺在地上断了气。

她是被吓死的。

虽说日本兵提着她往地上放得并不重，可她活了七十多岁，是第一次听了听不懂的话，第一次见了外国的人，她就这么活生生的被日本兵给吓死了。

“娘的……”姥爷说，“用车也不能揪住胸口啊！”

舅舅道：“日本人嘛……你还没见过日本军队做的惨事哩，乡下比城里灾还重。”

“操他祖宗！”

埋了母亲，姥爷多日都没了轻松兴致。一个人说死就死了，这么大的事，确又这么简单。死了，那些军队的人且连问也不问一声，就当没有那回事……人命呀！是别的？连斗鸡有病死了，他们还都认真埋葬，把鸡头、鸡爪取下，送给罩派主持看看，证明是真的死了，不是把鸡送给了外罩，何况是人……这事叫姥爷惊讶，叫姥爷生恨。

如何能不恨呢，母亲死了，在倪家如同塌了天。兵慌马乱，生意不好做，一开店门就惹事生非。且姐姐过了世，当舅的到底对外甥是另一个态度。

“我该走了，在这也不敢开店门……清本，你也半身入土的年龄，不能老系着斗鸡，到了独掌门户的时候。”

搁下几句话，舅舅真的走了。这样一来，一个家庭的担子，是完完全全放在了姥爷的肩上。这叫他如何能够担当得起？光景逼着，不担也得担。其实，姥爷所能做的，就是夜里睡在店里，守守半空的一间仓库，真让他开门作卖，实是一件难事，何况东京又不断下雨，乡下人压根儿不太进城，城里人又不太出门，加之还有政府的税。然而日子是坐吃山空，粮完了，舅留的钱也日日少去。想到未来的艰难时，姥爷打开了仓库门，看看存货到底能把岁月维持到什么时候。谁知门一开，一股霉潮气味差点把他熏晕过去。他这才发现，所谓仓库存货，竟全是腐烂的小麦。一包一包，整整堆到梁顶，面积占去半间房子。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来，几个月前，舅对他说，要勤看仓库，白天把风窗关死，晚上半夜时打开，有机会就卖，没机会别动。他一直以为，仓库里存的是木耳、核桃、干菜，没想到竟是粮食！姥爷用手摸了一下麻袋，麻丝像干草样立马断开一个口，粘在一块的粮食团儿，长出了半指长的白毛。挨着地的一层麻袋，小麦全都生出了芽子，嫩黄的芽，在麻袋外密密盖了一层……姥爷感到真正遇上了疑难。小麦是不能吃了，卖也卖不出去，这是母亲和舅留给他的活命保障，倒弄得扔也不敢扔，让政府知道自己囤积粮食还得要命！

有几日，姥爷连斗鸡也喂得潦草起来，愁得日夜都不能睡觉。然事情到了最后，得了个圆满结尾。有一天，姥爷去买小米喂鸡，到鼓楼广场，见鼓楼正面，贴了很大一张红纸，上书八个大字：请求义捐，支援前线。红纸下，有个青年，剃了个三七分发头，在大声喊话，说日本军就要完了，前线开始了大反攻，望各界人士、商贾，为救国救亡，慷慨解囊，力扶前线将士。那个喊话的青年身下，站了一大片人，姥爷注意瞧一眼，发现大都是马道街大小商户，老板、经理、掌柜、跑腿的小二，几乎都在那里。这时候，“义捐”两个字，在姥爷心里滚球般动了一阵，最后，他下了个决心，匆匆低头离开了鼓楼。

那日，姥爷发现东京热闹处，哪里都有“义捐救国，支援前线”的标语，标语旁都有喊话的青年。也许事该如此，让姥爷有一伟大作为的。本来，离开鼓楼，从马道街穿过时，他已不想义捐之事，可到大相国寺门口时，偏碰到一个熟人。

“清本，清本兄！”

在相国寺义捐场中，有人叫着挤出来。

姥爷回头打量着。

“我呀，不认识啦……郑联同，十多年前受伤在你家住过一夜……”

就是这样，邂逅了。离别十多年的时间，人群如麻的东京城，能叫两个有一夜之交的人，相碰到一块儿，可真叫我姥爷感到是命运所使。一夜之交的乡下人，已非往日所比。他显然干了大事业。那一天的东京义捐活动，就是由他发起组织的。说为了还愿，他非请姥爷吃一顿饭，叙叙十余年的别事。于是，两个人进了馆子，要了两碗烩面。

他们从午饭前，谈到午饭后。话题从斗鸡开始，又到斗鸡结束。

最后，姥爷毅然到郑先生那里，在“义捐注册”上签了字。

十余石小麦，颗粒不留，全都支援了前线。

“就是粮食不好……”姥爷歉意地拉着郑先生的手。

“前线的人，连鞋底都吃了！”郑先生说。

去达宏杂店拉麦那天，政府在门口挂了彩绸，敲了锣鼓，把整个东京城都惊动得天翻地覆。

我姥爷好光彩，直到几十年后，他将近百岁，对此事还记忆犹新，谈起来仍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这对姥爷是大事，对东京也是大事，对国家又何尝不是大事。此后，姥爷成了商界义捐援前的典型，被前线打仗的人称道，被东京市民称道，被鸡界朋友称道，很在东京城里沸沸扬扬了一段日子，直到解放以后，东京上下，很多人都还记得姥爷的这一事迹。

可这等慷慨作为，悖逆了商人本性。你慷慨了，受了政府的褒奖，不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着别的商贾不大方、不爱国、不支援前线吗？不是逼着众商户都要大解腰囊吗？

一日，方老板家公子方明见了我姥爷。

“倪先生，听说你生意做大了，捐了十石小麦，身上没打个寒颤？”

姥爷当然知道其中话意。

“为了国事，你也可以捐点嘛。”

方公子淡然一笑。

“我方明只管经商，名利是身外之物。”

姥爷冷眼一望方先生。

“我倪清本斗了大半生鸡，除了鸡子以外，其余的东西，也是身外之物，概不放在眼里。”

方先生想了想。

“这么说来，我要请倪先生压下‘达宏杂店’和我斗一场，倪先生也会应下的？”

姥爷一怔。

“我说过了，除了鸡，别的都是身外之物。”

方先生正经了。

“好！有言在先，政局稳了，我方明和倪先生疯斗一场。”

姥爷很有气度地一笑。

“方先生回去把鸡子喂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