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貌似思考的这一点上，世相真实与控构真实有其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建立在共同无意识的基础上，前者建立在共同经验的基础上。世相真实的世相现实主义，最为依赖俗世社会的共同经验。它以对共同经验的归纳和细微，取悦于读者对它的认同和赞美。为了共同经验的再现，他们常常细碎、巧妙地把几乎人人都感同身受或怀有强烈好奇的风俗作为写作的资源而在中津津乐道。如果不以写作的年代和文化背景为论，只从文本的呈现出发，现实主义的巅峰作家巴尔扎克在这一点上最为突出。他要努力做一个巴黎社会的书记员，就不能不对当时巴黎各色人等的世相风俗进行油画般的刻写和描绘。为了穿越世相的真实接近或抵达更深层的生命真实，在巴尔扎克那儿，不得不把世相的真实作为生命真实的底色涂在他的书写中。在这种世相真实的书写里，社会风俗是巴尔扎克的魅力与用心。当然，把巴尔扎克说成是世相现实主义是大不敬的荒谬，正是这位大师把我们引领着穿过世相真实而看到并感同身受了生命真实的光辉，但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驻足留心时，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大量的世相现实主义中世相真实的笔墨痕迹，让我们在大师过多的作品中，感受了世相现实主义的存在与展示。

于世相世俗来说，与巴尔扎克这种不慎留痕的写作可类比的中国作家有沈从文和张爱玲。就其一生的整体写作，毫无疑问他们都已超越了世相现实主义，接近或达到了生命真实的高度，但在他们最为代表的作品中，却不无遗憾地满布着世相、世俗真实给他们赢来的荣誉。《边城》的成功，在于沈从文对复杂、深刻的社会现实的有意逃离，从而让对思考的逃离也成为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如同《桃花源记》也成为陶渊明对政治和战争等尖锐现实的反击一样。整部《边城》的描绘，就是对湘西世俗风相之消失的倾心礼赞。因为动乱世界和现代社会的步步逼近，文学对消失的挽留，完美地吻合了读者对怀旧审美的高度契合，这是《边城》在审美上和一代代读者不期而遇的幸运。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能胡闹……（沈从文：《边城》，第2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边城》中这样来自生活底层的世相之美，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然这种不复存在的人情世事，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想念那隅遥远的边城之地和《边城》中的细微描绘。这是直到今天仍然使写作者与读者对《边城》怀想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为不可小觑的是，《边城》那汉语本身的美和诗意。不为了故事和人物，仅仅是随手翻开的半页几行，它的行文之字词，就给人带来一种深巷老酒的享受，这是沈从文和《边城》独有的魅力。与此可就同论同说的，还有汪曾祺的写作，几乎是以三二短篇，立足天下，受到的宠戴让他同代和后代的作家们望其项背，不免会使许多人心生妒意。这都证明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对世相之世相真实的偏爱和宠溺，但这有一难以达到的前提，那就是这类必须有准确、真实的世相描写和精美独立的语言文字。

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从世相描绘到世相真实的努力，都与《边城》一样，放弃着对生命真实进一步逼进的可能，为世相世俗真实而不惜文墨，并都乐此不疲，不遗余力。但这也正说明一点，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批评家的大度与读者无边的宽容，昭示并证明着世相真实的世相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不比生命真实的生命现实主义趋矮趋弱，同样可以经典和不朽。因为我们不仅有《红楼梦》那生命真实的生命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也有《金瓶梅》世相真实的世相现实主义这脉文化传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文化中由来已久的控构真实的控构现实主义的存在与旺茂，使得世相真实对控构的虚幻真实有了反动的力量，从而也使世相现实主义有了别样的意义和生命力。

世相现实主义的另一代表作品是钱锺书的《围城》，它的受宠也同样得力于对控构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动之力。但《围城》和张爱玲及沈从文的《边城》的世相不同。张爱玲的写作，成就了都市世相，而《边城》是典型的民间世相之经典，《围城》则大抵属于社会世相之范畴。民间世相有独立而相对封闭的文学地域，村舍里弄的坊间是故事与人物的舞台。而社会世相则有无限开放的文学环境，整个社会、民族、世界都可以是它人物活动的无边疆域。民间世相以民间文化为底色去描绘个人和地域的人生相貌；社会世相以社会背景和社会文化为底色，去描绘社会人和个人在社会激荡中的命运和相貌。而析同存异，它们根本上又都是世相现实主义的一脉写作。

十九世纪，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分野，不仅在于两者中的写实与浪漫，还在于他们面对社会与人的不同态度上。巴尔扎克写的是人与社会的混沌性、不可分割性；雨果写的是人与社会的剥离性、不可调和性。前者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后者被称为浪漫现实主义。前者中的人物多有社会与民间世相之表演，后者中的人物多在戏剧般的社会和宗教舞台上大起大落。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和爱斯梅哈尔达。至于一七九三年法国的那场资产阶级大革命——共和国志愿军和反革命叛乱的斗争，就干脆是《九三年》人物命运的直接舞台了。民间世相的真实，多为人生经验之真实，批判也好，颂赞也罢，两者兼混的暧昧也可，但这种真实都是读者之经验或可体会认同的经验。而社会真实，则不是多数读者的经验，而只是他们的向往和遥想。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在我们身边。而雨果笔下的人物，则活在我们的想象与向往之中。这样的感受，并不是中国作家和读者对他们体悟的独有，全世界热爱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都会对他们有这样的阅感与体味。

回到中国文学的世相真实上来。《边城》是典型的乡村世相真实，张爱玲是都市世相真实，而《围城》则偏重于社会世相。至于茅盾、巴金的写作，陈思和在《激流尽处应是黎明》（《巴金先生纪念集》，第442~443页，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2005。）的文章中极其精确地写到：“回顾巴金先生的一生，从一个有社会信仰的活动家，到卓有成就的着名文学家，晚年又是一个撰写《随想录》反思‘文革’的社会良知，始其社会运动，终其社会批判，一生中最大的关怀目标是中国社会将如何健康地发展，中国人民将如何合理地生活，用‘忧国忧民’四个字来形容巴金先生的一生，并不过分。”——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巴金的人生，也同时概括了巴金这一代作家的创作。由此考查他们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他们对社会世相写作的尽心与倾力。相比之下，老舍的作品，倒是社会世相与民间世相混合的杂糅。彼此之间，孰高孰低，彼优此略，则无可分离评判，正如我们不能说巴尔扎克和雨果谁更伟大一样。他们的高下区分，不在于民间世相与社会世相的分野与混合，而在于他们谁的写作更可以穿越世相，和巴尔扎克与雨果一样，抵达至生命真实的深层境界里。

在中国的和评判传统中，社会世相真实的写作，属于“快热型”作品，这也是中国作家对此一脉写作往往更愿趋之若鹜的缘由所在。而民间世相真实，则属“慢热型”写作，所以作家队伍较小，但常常后来者居上。其原因是民间世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出了它的稳定性。而社会世相，在时间和社会的推移与变异中，则会显出一种相对的不稳定性。由此使人想到，玛格丽特·米切尔和毛姆这样的世相写作，前者有广阔的社会背景，却非中国曾经的经典繁华、而今趋向冷落、命运如离休干部般的一脉社会世相的现实主义作家；而后者，放弃阔大的社会景观，又非中国的民间世相。这英美两位，当他们也是中国作家之一员时，也是中国的世相现实主义之一种时，不知我们会对他们作何文学和文学史的评判与论说。我常常怀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倘是佳丽斯出生在中国的南方或北方，玛格丽特·米切尔就是中国上海的张爱玲，《飘》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的军阀混战、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或者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部中国版的《飘》，对那个不可能的张爱玲，又不知会作何样的认识与何样的之感受——会把那部中国版的《飘》，视为文学史伟大、正统的经典吗？

4生命真实

把世相真实的现实主义视为现实主义在第二层面真实的舞蹈，那么，孰强孰弱的尺度和生命力，自然取决于他们向第三层面真实抵达的拼搏。——生命真实是那些有理想、有野心的作家的共同追求。是所有现实主义作家共有的目标。巴尔扎克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和实践者。雨果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实践者。在中国，可以加入这一行列的，大约只有鲁迅更为理直气壮而不需太多的羞涩和含蓄。他虽没有《包法利夫人》、《红与黑》、《悲惨世界》那样的鸿篇巨制，但在现实主义对生命真实的追求上，却也是他那个年代里作家群中身体力行者的先驱。在十九世纪把现实主义推向不可比拟与再攀登的高峰之后，时隔二十世纪的百年之久，回望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群山峰巅时，无论是巴尔扎克脚踏世相的道路，还是雨果脚踏社会性戏剧人生的脚步，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抵达至生命真实的现实主义之深层境界。而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对生命真实之逼进和从容的展示，似乎比别的现实主义大家更让人敬崇和仰慕。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所有抵达至生命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中，都有共同遵循的写作规则——或者说，有难以突破的写作规律的约束，即：

人物——人物和所处时代的完美结合。

换言之，是塑造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人物。

典型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结合得愈发完美，你的作品将愈发地有着普遍意义和伟大的经典地位。这是作者、读者与批评家三者鼎力共同打造的一条现实主义的典型法则，这也就要求作家必须是那个大时代的精神实践者和调控师。作家必须对那个时代有着生命的切肤感受、并对时代精神有着最为准确的把握和调控，从而才可以在你的故事中塑造出与时代紧密而完美结合的典型人物来。一如要从肥沃的土壤中长出一棵树或一片巨大的树林，或如从群山中举起一个或几个最为拔立触目的山峰来。舍此，那肥沃的生活土壤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群山也就成了一片林立平整的山峦。

没有典型的人物，在现实主义写作中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无法设想，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早了一百一十五年的《堂吉诃德》这部反骑士的浪漫中，如果没有堂吉诃德和桑丘这对绝配的典型人物，它对后来盛起的现实主义还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也无法想象，塞万提斯在伟大与经典行列中存在的合理性。而鲁滨逊作为人物的存在，也正是笛福作为作家的存在。当现实主义把真实作为最为重要的写作己任时，人物成了真实存在最为有力的证据。所以，世相真实向生命真实的转移，实质上是世相人物向生命人物深刻和广泛的掘进。在漫长的现实主义发展和写作过程中，人物从世相中走来，到生命中去。所以，巴尔扎克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成了这一写作的典范。他使民间世相和社会世相水乳交融，开拓出了典型人物由世相真实走向生命真实的宽阔通道，使许多后来者可以在这一道路上纳入一脚，并且走得更远，在生命真实中塑造出足可取代作家姓名的人物典型来。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初的伟大作家中，以人物名和与人物相关的事物与寓意命名（或被我们翻译命名）的之多，可谓一道文学的风光与趣像：《巨人传》、《堂吉诃德》、《浮士德》、《弃儿汤姆·琼斯史》、《鲁滨逊漂流记》、《少年维特之烦恼》、《简·爱》、《匹克威克外传》、《福尔赛世家》、《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苔丝》、《安娜·卡列尼娜》、《父与子》、《卡拉玛佐夫兄弟》、《马丁·伊登》、《阿q正传》，如此等等，这一长串以人物名和人物象征命名的伟大，都有趣地证明着典型人物在现实主义写作中不可取代的皇权地位。现实主义所要抵达的生命真实之目标，因为是人的生命之真实与深度，自然间，典型人物就成了现实主义抵达真实最高境界的有力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作家的笔，就可以撬动生命真实的地球。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十九世纪，没有塑造出一个响亮的人物，你将不得不从那些伟大作家的名列中退场。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如果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和玛丝洛娃等，我们将无法把他归入最伟大的一员，更不会看到他在这个队伍中更为耀眼的光芒。没有安娜和玛丝洛娃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大树般的人物站立，真实就从这些中房倒屋塌，风吹云散。爱玛·包法利是因为福楼拜而永远地活着？还是福楼拜是因为爱玛·包法利而永远地活在我们的怀念和记忆之中？这实在是一桩难解难分的公案。《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这两部伟大的，把那两个家庭完全与法国十九世纪的金钱社会融为一体，使这两部作品有着互补的意义。高老头和葛朗台这两个同样被金钱奴役的人物，却让巴尔扎克富有和强大，在现实主义行列里，充满着不倒的力量。还有雨果之于冉阿让和加西莫多；司汤达之于于连和法布利斯法布利斯，司汤达《巴马修道院》中的主人公。就连以短篇立于伟大行列的莫泊桑和契诃夫，他们最有声望的作品，也只能是塑造出世界人物画廊中最独有的不朽人物的那些经典。如契诃夫中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和“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还有“跳来跳去的女人”奥莉加·伊万诺芙娜等；莫泊桑《首饰》中的骆塞尔太太和《羊脂球》中的羊脂球等。在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创作生涯中，如果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真实、丰满、鲜明的成把成把的“这一个”，我们对他们的诚敬将大为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