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

弟弟小波去世两个半月了。

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为他写点什么了。

这两个半月，我的心碎了，精神几乎到崩溃的边缘。用女儿的话来说，是剥了一层皮。

两个半月前，一天深夜，接到秀东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告诉我“小波去世了……”我听在耳里，半天回不过神来，拿着话筒一遍遍地问：“什么？什么？”最后终于晓得了，但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小波从来没讲过，他有什么不舒服，从来没讲过，他有心脏病。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心如刀绞，泪如雨下。那一晚上，不能成眠。

清晨，独自跑到房后的树林中，向着天空，向着东方，向着广袤的苍穹，我像疯子一样大喊：“小波！小波！小波……”就像小波真的在天上，在god身边，能够听到一样。

我喊到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但我对他的思念和心中的悲痛也只有一点点得到抒泄。小波就盘旋在我脑中，我心里，只要脑子一空下来，想的就是他。我不敢开车，怕开车脑子走神想他，会出车祸；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怕想他想得受不了。

我想写写小波，让世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世人知道，他生活简朴，性格单纯，心灵博大精深、善良细膩；他头脑机智，出语幽默惊人。但我这写惯病历和医学报告的拙笔能写出他来吗？我只能尽我之心，尽我之力，写出我心中的小波。

1996年12月初，我离京赴美国，从烟台到北京住了半个月。这是几年来与小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住在楼下，每天上楼来和我聊天。我们聊家人、聊社会、聊电影、电视甚至文学。话题天南海北，杂七杂八，可就是从没说到过他自己的身体，他有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病。他对我的依恋、关切，那份亲情、那份善意，总在几句话中，在那微微斜视的目光中透露出来。虽然，我们口中聊的往往是些不相干的事。

我的赴美，对他的感情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折磨，姐姐、哥哥、弟弟都在美国，我走后，大陆就只剩他一人与妈妈相守了。提到此事，他就叹气，一天，我轻描淡写地说：“我怎么也没觉得到美国有什么的，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十几个小时就能从北京飞到底特律，我觉得就跟到烟台一样。”

可是，这毕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毕竟是不一样的。如今小波走了，我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去送他一程。我只能每天思念他，独自流泪，我这个他相依相恋的姐姐太对不住他了。

小弟弟晨光去北京送别，带回小波的遗体解剖报告和遗著《时代三部曲》。我看了报告心痛不已，不知该怎么想，就像祥林嫂一样，每天反复地想着小波的死因。我几十遍、几百遍地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据遗体解剖报告说，小波是由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导致心力衰竭死亡。可我知道，这种病引起的心力衰竭是逐渐发展的，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12月份看到他，只有懒懒的样子（现在想，那已是早期心衰），那时到他去世，只有4个月，病情不该发展得这么快。报告中还提到，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者有14的病人容易发生血栓。我想，当天晚上，很可能产生了血栓，心肌梗塞，加重了心衰，而血栓以后自溶了。可他忍受了多少痛苦，只有上帝知道了。据人们推测，他独自一人在室内挣扎了几个小时，晨光看到白灰墙上留下了他牙咬过的痕迹，死后牙缝里还留有白灰。为什么？为什么他独自挣扎而听到他惨叫的人却没能帮忙送他去医院？哪怕听见了的人去报警也好。

他选择死亡吗？不，他爱生活，爱亲人，爱文学事业。电脑中还有他未完成的《黑铁时代》。想想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也就能理解了。他从不愿麻烦别人，有事宁肯自己忍着。他对什么都很洒脱，他就那样走了，可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遗憾！那么多心痛！那么多惋惜！那么多泪水！

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以他的智慧、他的广博。他读过很多医书，从小他看书就杂，什么都看。细读《白银时代》，我认为，他一定有心脏病的感觉。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我的舅舅”有心脏病，做过心脏手术，裤带一紧就胸闷憋气，游泳时水到胸部就胸闷，心脏在快速衰老，书中有忧郁但无悲伤，更无对死的恐惧，但是有那么多的无奈和对世俗的嘲讽。他说：“……所谓创造力，其实是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做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白银时代》，第108页）。他从小藐视行尸走肉的活法，小时候他常跟我们谈笑大院里的干部有的十分庸碌，他斥之为“烫面饺子干部”，他更多注重的是精神。我们早说过他是吃精神的人，是靠精神活命的人。那么他是宁肯有用而短的活，而不肯无用的延年益寿了。从书中看，他早有症状，但他为什么不肯向任何人讲他的病，特别是不向他的至亲们讲。我想他不忍告诉他74岁的老母亲，他是个公认的大孝子，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妈妈病了，他急得要命，到处发e—mail；妈妈好了，他却去了。他是我们姐弟中最多爱心最少私心的一个。他不忍告诉他的妻子，他们之间感情至好，人所公认。他不忍告诉姐姐、哥哥、弟弟，怕给别人增加烦恼，却自己一个人忍着。这最后一忍就成永诀了。他的善良，只有亲人心知，只能让亲人们现在深深地痛心痛悔。据说他曾在电话里跟北京的朋友说，他快死了。可大家只把这话当成他的又一次幽默，谁也没把这话当真。因为他从心智到身体看上去都那么高大健壮，所以听到他的死讯，就像晴天霹雳。回想他平时懒懒的样子，恐怕也是疾病所致。如今当他去了，才感受到失去了一个多么善良的亲人，逝去了一个多么博爱的心灵。

小波是生于忧患，这不是套用老话。1952年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爸爸被诬陷，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天降大祸于我们家，爸爸因精神折磨和疾病死去活来，妈妈天天以泪洗面，全家处在惊恐、悲惨、愤恨、屈辱当中。他在这样的气氛中降生，父母给他起名“小波”，希望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谁知在那样的年代，这阴影笼罩我们二十余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对小波的影响更是深入血液。妈妈常说：没把他生成怪胎已经不错了。

我们姐弟5个，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很多精力管我们。我们从小由姥姥带大。姥姥最疼惜小波了，她老说小波福相。其实小波是儿时严重缺钙，长成一个大头。也就是没有太多管束，小波自由地、自我教育地成长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姐带着我们，在人民大学的校园中乱跑。我们打枣、捅马蜂窝，干一些孩子们自得其乐的事情，后来我和姐姐到城里上了中学，弟弟们在西郊人大，小波的“蔫淘”更是出名。有一次，好像是他打死了邻居的鸡，七八岁的年龄，自己一个人走了40里路，跑到城里找我们，搞得爸爸哭笑不得。他的能吃苦，那时就显出来了。他小学时转学到了城里，和妈妈、姐姐、晨光、我同住在教委大院，星期天大家都到人大，和爸爸、小平、姥姥团聚。星期六从城里到人大，他常常是走回去，省下路费，跑书摊。那时，大家常说，小波真能走路。“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是个初一的学生。爸爸妈妈受冲击，无人顾及我们。他在教委大院和一帮小朋友干尽了各种恶作剧。他们玩各种男孩子们的把戏，爬树、上房玩火。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弟弟在红星楼顶走边沿呢，比谁都不怕死。当时吓了我一大跳，那是个5层的高楼。

他从小嗜书，读书极快极多，记忆力极好。上小学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他在那里读了多少书，天知道。从小他的记忆力就让家人们惊异。有一次，好像是他小学一二年级时，姐姐弟弟们一起闲聊，他大段大段地背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他还说，那是读着玩的，其实并不太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全家的顾问。家中有什么日常问题，常去问小波。那时，他也才是小学二年级。

我读书比起他来要慢多了，记得“文革”初期，1966年时，姐姐拿回家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说明天就要还给借书人。我和小波就争着读，最后谁也争不过谁，索性并着头一起看那本书，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他的脑电波影响了我，我也能很快地读书，脑子突然非常灵了。当时我就想，他的脑子与众不同。他能一天就读完厚厚一本大书，还能记住全部内容，真让我羡慕不已。

但是他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从小他对文学就有执著的爱，他用文学、用大量的文学书籍，完成了自我教育。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刺猬的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的广播里播送。“文革”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他写了不少杂文、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我当时在山西插队，每次回京，首先要读的就是小波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是那么生动、幽默，引人入胜，让人忍俊不禁。从那时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写作。他的文章写在一些纸头上，写完了，也满不在乎地乱扔，可他的文章很快就成为全家人最爱读的东西，也在一些朋友中间流传。

后来，我到了山东烟台，他当时由云南回京。在北京呆不住，他也到了山东，在青虎山插队，吃了二遍苦。这些生活也成了他文章的素材，可惜当时的文章没有存留下来。1971年他到了我自己的家，看了我的藏书后，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可要好好保存着你的这些书，那些书当时都是禁书，是一些文学名著。那时他在青虎山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每次跑到烟台首先是看书，再填他的肚子。我和秀东常常感叹，他是个书痴。

恢复高考后，我们都上了大学。小波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他获得硕士学位，又受了洋插队的罪。其中的艰辛，他不愿意多说。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可听了我的建议，他不屑地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回国后，他几易工作。最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仍是文学，是写、编故事。他执著地走上了文学之路，投身于这个熬人心血的事业。一个负责任、真诚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付出的是全部心血。小波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几十易其稿，以他的心智，还写得如此艰苦，这样磨炼才使作品达到他满意的程度。我相信《岭南文化时报》为悼念小波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所说：“王小波的去世对中国文学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这位非同凡响的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者在《时代三部曲》中显示出来的才华和深度，使我们听到了某种类似天籁的声音，”真希望小波能激起大浪，希望他的作品能对中国文坛的创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波从山东回了北京，我在山东上学，后来留在那里工作。我在烟台的时候，有时无意中打开电视，忽然见到我千里之外的弟弟，于是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地欣赏他一番。然后想，他出名了，报章、杂志上常见他的名字，现在的他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回北京后，一交谈一接触，我感到他还是我几十年前的弟弟。他依然善良、纯朴、聪明、幽默，还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有时还有点羞怯。他说，其实他很不喜欢上电视台，很不喜欢那些场合。但因为朋友请，却不过情面，就去了。他连发表的文章也并不拿给我看，从不收集自己发表的作品，随便一扔就是了。他的文章，都是妈妈收集了，给我看的。我仍像以前一样爱看他的东西，只要回北京就找他的文章看。

我离开北京来美国，临行前，全家到东单的广式餐厅吃了顿饭。那个餐厅可以由客人自己到冷藏柜中选菜，是包装在盒子里的半成品，然后拿到里面加王。大家都去选，秀东和外甥姚勇都爱吃海鲜，小波不喜海味，拿了一盒粉丝肉丸子之类的东西，我说拿这个吧？那东西太让人看不上眼了，大家都说不好。小波立刻把那盒东西放了回去，像个做错了事的大孩子。那眼神，让我至今难忘。现在想起来，总觉对不起他。连跟他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没让他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是最不讲究，最不值钱的，这就是小波，忍己奉人，他对自己那么不在乎，对自己的生活不在乎，对自己的身体不在乎，甚至对自己已经发表了的作品也不甚在乎。他只在自己的思想中遨游，在世人争名逐利的时候，他还是那样超凡脱俗。这就是我的弟弟，小波。

安息吧，小波！

1997年6月26日写于美国，密歇根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