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

小波被较多人知道，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写随笔啊，开专栏啊……一个舞文弄墨的文坛侠客。

小波的文字，常常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乐趣，仿佛沉闷的天气，骤然袭来了一缕清风。然而，这清风，已经永远地逝去了，不可能再次起于青萍之末。

有人说，小波要对自己的死负责：他为报刊写得太多，没有必要让身体负荷太重。说这话的朋友虽然爱之深，却责之过。

小波的心与身是个矛盾体，他追求自由，又别无选择。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元月。一家外地报纸来京城组稿，请吃饭，席间与小波相遇。他见到我，习惯地一张嘴，这是他对熟悉的人的微笑。“小群儿，坐这儿。”他让我坐在他的身边。

“怎么样？”什么时候见面，他都是这样开头。

这个问题，如果是问圈子里的男士，意思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或看了什么书？有什么可一聊的见闻？这属于“大事情”。如果是问我，意思大约是：近来心境怎样？他好像愿意听我说说办杂志的困难，说说心想事不成的苦恼，说说人际关系的麻麻烦烦。一方面捕捉信息，好知道他手里的稿子哪类不合时宜；一方面，也为自己摆脱了像我遇到的麻烦事而庆幸。他需要这种调料，以给他蛰居的生活增加些味道，或是给他写增加些素材。这属于小事情。知道我一发牢骚，他准会笑，他早已是不要领导、没有单位的自由公民，当然可以幸灾乐祸地笑。不过，他的笑虽有一种看透了的谑意，却让你感到温暖，因为他的目光总带着善意和理解，所以我总是有点投其所好。

一个朋友告诉我，小波从美国回来，在北大社会学系当教师。教师们在一块开会，经常是领导说了又说，大家听了又听，一片木木然；不知什么时候，小波会冒出那么一两句，引来哄然一笑：还是王小波说得对呀！都愿意和他保持一致。领导滋味好受吗？能不尴尬？于是小波自觉地跳槽，到了人民大学当英语教师。人大也没呆几年，大概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索性“下海”，做了自由撰稿人。在这次席间，他又来了这么一下。起因是经济学家杨帆说自己因没时间弄外语，评职称很麻烦。小波冒了一句：“外文所的黄梅就抵制考外语。可银河当了‘叛徒’。”大家一听，先是一愣，回过味来，不禁一笑。黄梅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李银河在国外留学七八年，博士论文是用英语写的。小波是想说，这样的人还用考外语吗？而李银河就不如黄梅立场坚定，还去为职称考外语。

和小波认识，是由于他的妻子、我在山西大学的校友李银河。1991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失眠，不习惯与别人同住，银河就将北大给她的一室一厅借给了我。当时他们夫妇住在亲戚家，亲戚出国了。和银河聊起来，才知道小波有一本在香港出版，便要了来读。我当时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性意识的变迁”，看了小波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中篇集《王二风流史》，异常兴奋。书名虽“风流”，有不少性的内容，但却是很好的书。就它所表达的性观念看，既独特，又严肃。本来我的论文寻着当代文学中的禁欲主义格局的瓦解，拟说到刘恒的《白涡》告一段落，但小波却给了我新的启示。我想以他的作为我论文的最后一个讨论对象，就打电话给他，希望和他谈谈。他来了。人又高、又黑，相貌和穿着都较粗糙。想起了银河曾和我说起他们初次相识的情景：小波问银河：“你有朋友了没有？”银河说：“还没有。”小波说：“你看我怎么样？”多么自信！真不知道他是凭着什么让才思锐敏的银河从此与他相伴而行？和这样一个男人谈性的问题，即使我是搞理论研究的女性，也不大轻松。又想到读后，我和银河大谈小波描写的绝妙，银河唯恐我有什么联想，对我说：我们小波可不是那种人（指的主人公。因王小波在家也行二）。有了这句话，我和小波初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似的。小波的言词并不像他的那么活泼、幽默和诡谲，甚至表达都不那么利落，但对我震动很大。他说：人们认为最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羞耻、隐讳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私情的东西，其实是人所共知的寻常事。真正的私情是每个个人的情感，那是最个性化的、最秘而不宣的东西。他最推崇的杜拉斯的《情人》中有这样的情节：当女主人公说，她是因为男主人公有钱而来与他幽会时，男主人公伤心地哭了，他说，“我希望你爱我”。15岁的女孩对此很麻木。但是，就在她将离开越南去巴黎，远航的汽笛拉响的那一时刻，她瘫软在甲板上，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是爱他的。记得我看到这里时，非常感动。深处情感的偶然流露才是最动人的。我觉得，这也正是小波的中的亮点。在小波看来，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两性关系应当和风一样自然，一样熨帖。在我们以往的文学中，性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成为一种专门的道德评判标准。而文学最应该表现，也最难以表现的正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的道德自律在于正视纯粹、自然和责任。后来，我在论文中写道：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意来表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则在对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中立化。他让人们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中体味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但是小波的迟迟不能在大陆出版，我的论文发表时，最后一部分不得已也被去掉了。

小波的出版受阻，主要是因为性描写十分坦率，坦率到让人觉得一切邪念都是那么可笑。然而，那些羞羞答答，乃至故意加上一些方框的，反而比他的好通过。在花城出版社举办的王小波《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上，银河说：“小波写的性干净。”不愧是相知至深的夫妻。这正是小波的和那些把性当作噱头和佐料的的区别。然而，噱头和佐料尽可流行于世，坦率的王小波却领不到一张通行证。

真正把王小波的在国内推出来的是华夏出版社的赵洁平女士，时间已经到了1994年的夏天。我直到和小波遗体告别那天，才认识了这位有胆有识的编辑。据她说，《黄金时代》出得非常艰难，最后用了很多手法。为出这本书她得了一场大病，因周遭指责，心力交瘁。华夏出版社以“文坛外高手”的名目将王小波推出后，读者中口碑甚好，可面世的评论文字极其有限。小波的此前在台湾岛上早已好评如潮，为什么大陆的批评界对小波如此漠然？我有种种猜测：一个可能是心态疲惫，文化发现的触觉已经迟钝；另一个可能是已经习惯于六经注我，一切批评对象都要纳入已有的体系，而小波横空出世，很难削足适履。小波去世以后，戴锦华说，读了小波的后狂喜，有很深的会心，但是不好谈，想要独特地说出来就是一种挑战。这是老实话，当代的热门作家，对王小波的亮相大多也无动于衷。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王道乾和查良铮两位翻译家时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家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他还说：“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熵减。”所以，他说自己的写作是熵减行为。看重王小波文学价值的评论家也有。比如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博士就是一个。小波的几乎所有，她都写了评论，有的是面对香港的版本，有的是面对手稿，当然，她的评论文章，和小波的命运几乎一样。

真正认同小波价值的不是文学界，而是搞电影、搞哲学、搞社会学、搞文化的学者们、导演们，导演张元登门请小波编剧，拍了一部名叫《东宫，西宫》的故事片。小波无意触电，却因此得了阿根廷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填补丁中国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编剧奖的空白。另一个导演吴文光，并不认识小波，却参加了遗体告别。他说，小波去世让他感到恐惧。为什么中国需要什么，上帝就拿走什么。

那天小波作品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探讨小波作品的“话语”、“语境”与“文本的张力”等等，我虽然知道他们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引人坠入五里云雾。我觉得，小波如果活着大概不愿意让人家这么研究他，他更想让人知道他对社会的关怀、对人的关怀，及他操作的自由心态。他说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不论读他的，还是读他的随笔，不看作者的名字，都可以马上辨认出他与众不同的声音。他还有很多要说的话。虽然众多报刊的约稿对他并不构成精神压力，但他的内心却驱使他不停地表达。他对一位朋友说过，再不说话，人家把屎都糊到我们脸上了。他是因为这个，才不能停笔。可惜，知道他心事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到死他都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