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春天。队里有个惯例，农忙时一天要给牛喂两顿红糖稀饭，要不牛就会累垮。那一天，教导员从营部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许提了桶稀饭去喂牛。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给牛喝稀饭！哪个公子哥儿干的事儿！”

他等着大许跑到他面前来认罪。可是大许偏不理他。教导员喊一声没人理，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干的？”

大许走过去说：“我提来的稀饭。耕牛都要喂稀饭，不然牛要垮的。”

教导员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喝一声：“牛吃稀饭！人吃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许被他溅了一脸唾沫星子，不由得发怒：“哪儿来的？那边大锅熬的，一头牛一桶。”

教导员大怒：“你放屁！拿粮食喂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给人喝！”

大许冷笑一声：“人不能喝啦，教导员。桶里我撒了尿啦。”

大许没撒谎。牛就是爱喝人尿。我猜这是为了补充盐分，另外据说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们在没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给牛喝，有时就撒到牛食桶里。教导员以为大许是拿他开心，伸手就揪大许的领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许当然要挣扎，两人厮扯起来。教导员大骂：“你这流氓！二流子！”大许回嘴：“你知道个屁！你就会瞎喳喳！”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教导员怒气不息，坚持要开大许的批判会，队长百般解释，他执意不听。直到队长急了，冲着他大叫：“教导员同志！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工作！我要向团党委汇报。”教导员这才软下来。可是晚上点名时他又说：“你们队，拿大米喂牛！我批评以后还有人和我顶起来，好嘛！有两下子嘛！这叫什么？这叫无政府主义！”老职工在下边直嗤他：“他是怎么搞的，喂牛的饲料粮是上面发下来的嘛！”“咱们的牛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还要犁地，他娘的不犁地的还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4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楂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泡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

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教导员吼了半天，大许没理他。他把大许轰走了，又把邢红叫了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邢红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是谁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导员说：“你再想想。”

她说：“实在想不起来。要是你一定要找个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是我撕的好啦。”

教导员吓唬她：“这是个政治事件！撕毁宝像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是无意的。”

“谁知有意无意？你知道犯这个罪要怎么处理吗？”

“不知道。”

教导员气得直咬牙：“你这种态度……哼，不用上纲，本身就在纲上！你回去考虑吧！”

第二天，教导员宣布我们三个人停工，在家写交待。让我在宿舍里写，大许在办公室，邢红在会计室。还好，没派人看着我们。

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好不凄凉。说实在的，让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吓坏啦。我倒不是热爱劳动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吓的。要是教导员背地里骂我，说我是流氓、坏分子，我也顶多是害怕一阵。这一不让我下地，可就和群众隔离开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样吃饭睡觉干活儿，就会觉得心安理得。这一分开，我，我，我成了什么啦？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么一个需要隔离的人？想着想着我就没出息地哭了起来，就着这股心酸劲就写起来了。啊呀，提起这份检查我要臊一辈子。我写“敬爱的教导员”，还说我出身工人家庭，对毛主席是忠的，对领导是热爱的。又说自己工作一贯还好，受过教导员表扬等等，写了一大堆摇尾乞怜的话。后面说自己在宝像这个问题上粗心大意，一时疏忽，没有看清谁撕的，心里很难过，“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最后是说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等等。还算好，我没把大许给卖了，可是也够糟的了，我说“没看清谁撕的宝像”，言下之意就是不是我撕的。我都奇怪，当时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写完以后，我正坐在窗前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脑门前边说话：“哎呀，你都写完了？快拿来我看看。”

我一看，原来是她站在窗外，笑嘻嘻的。她说：“怎么？你哭了！”

我羞得满脸通红，把头转到一边去。忽然我想起她跑出来是不许可的，尤其是不能来和我说话，就瞪着她说：“你怎么出来了？”

她一迈腿坐在窗台上说：“为什么不能出来？”

“哎呀，不是让咱们老老实实坐在各人屋里写检讨吗？”

她撅起嘴来哼了一声：“听他的。又没人看着。出来玩玩有什么不可以？”

我说：“呀，这可不成！要是叫教导员知道了事情就更大了。你快回去吧！”

她吃惊地挑起眉毛来：“怎么啦？教导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不能把咱们怎么办。当然了，也不能和他顶僵了，这个检查还是要写。可我还真不会写这玩意呢，你写的检查让我参考参考好不好？”

我不想给她。可是她真漂亮……于是我勉强答应了。她伸手去抓我的检查，我说：“你别拿走。”她嗯了一声，坐在窗台上看。我又说：“你下来吧，来个人看见就要命了！”她就下来坐在床上看。我的检查有五张纸，着实不短呢。她看着看着就笑了，还说：“好玩！小王，你这‘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可写得真棒！哈哈，你可真会装哭丧脸儿。”原来她把我的种种沉痛之词当成了讽刺！当然她不能体会我失魂落魄的心情。看完了以后她把它还给我，想了想，皱起眉毛来说：“可是你这检查整个看起来还像是告饶。当然了，告饶就告饶，没什么。可是你怎么写了个没看清谁撕了宝像？这点儿你得改改，要不然教导员会认定是大许撕的，他就更不肯甘休了。”

我的脸马上红了，连忙拿笔把“看”字划了，换了个“记”字。她笑了笑说：“这就对了。看来你这篇我不能参考，写的全是你的话。我去看看大许写的什么。”她跳出窗户，又回过头来说：“喂！下午到河边去游泳啊？”

我一听头都大了。去游泳！这是犯了错误反省的态度吗？我要是不去，她和大许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又显得太那个，何况大许又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呢，一下午三个人都不在，万一教导员知道呢？再说我很害怕和个女孩子去游泳。不过我又很有点向往。结果我说：“不去好吧？万一有人看见？”

她说：“不怕！中午最热的时候去。中午谁会出来走动？回来的时候从菜地边上的小树林里出来，那才叫万无一失呢。你放心吧！队里人都去山边挖渠了，剩下几个喂猪做饭的老太婆，她们才不来看你呢。”

“可是教导员要是突然回来呢？”

她笑了：“他呀，中午他肯定不回来！这太阳要把他鼻子晒脱皮。好啦，我来叫你。再见！”

中午吃完了饭，我躺在床上想心事。忽然听见窗前有人叫：“小王，快出来。”我一看是她，就从窗口爬出去。我们两个叫上大许，她领着我们从菜地后面的树林往河边走。我问她：“怎么不走大路？”她说：“小河边有人洗衣服。好家伙，真不怕热！”

我们从树林里出来，果然看见小河边上有个人在洗衣服，把小桥堵上了。于是我们绕到小河拐弯的地方，从老乡垒的拦鱼小坝上过了河，又在路边的沟里走了好长一段到了大河边上，头都晒晕了。

大河里的水在旱季是很清的，就是太浅，最深的地方才不过齐胸深，又太急。邢红穿了一件绿色的游泳衣，在水里又踢又打，连水里的沙子都溅了出来。大许下了水，他情绪很阴沉，涮了涮又到岸上去坐着。我在水最深流最急的地方站定，让流水猛烈地冲着胸口，心里倒轻松了一点。我看着她在浅水处疯，心里有点高兴。我想过去，但是又不好意思。直到她叫我们：“大许，小王，你们都过来！”

我们蹚水过了河，到她身边去。她指着清清的河水里一些闪光的小片说：“这是什么？”河水中有一些闪光的小薄片，被水流冲得旋转着，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她跪在沙滩上，用手掬起一捧水，端到眼前，那些小薄片沉下去了。我告诉她这是云母，她有点失望地把水放了，说：“我还当是金子呢。”

这一回就连大许都笑了一声。她让我们坐在她身边。这个地方很隐蔽：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河岸上长着很高的茅草，从哪儿都看不到。她说：“我有一件红游泳衣，可是我拿了明明的绿游泳衣。怎么样，我想的不错吧？”

我说：“什么不错？”

“嗐！红的暴露目标呀！”

我们又忍不住笑了一笑。我说：“要是被人发现我们不在，你穿隐身衣也没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回去为妙。”大许默默地点点头。她说：“忙什么？先到对面树荫下坐一会儿。”

到了那儿，她把一件洗白了的破军装披在肩上，从衣服兜里掏出两张纸说：“这是我的检查，你们看看。”

她的检查就是一个最缺乏幽默感的人看了也要笑出声来。开头说的是：“敬爱的教导员：祖国山河红旗飘，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一片革命歌声中，我们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春！”结尾是：“我的水平不高，毛著活学活用得不好，检查之中如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之处，请教导员指正。”中间尽是一片胡说八道，好像是篇批判稿，说什么，宝像的被毁坏，是由于国际帝修反的破坏。说到事情的过程，只有一行字，“可能是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弄坏的，斗私批修地说，尤其可能是我。”总之，你看了她的检讨，猜不出她说的是什么。她说：“我把会计室的报纸全翻遍啦。”她又要大许拿他写的来看看，大许不给她。原来邢红上午去找他，他还没有写。我说：“要是写了就拿来看看，别怕，我写的也给她看过。你还信不过我们？”

大许低着头说：“我怎么会？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要看就看吧。”他掏出来递给她。那纸上总共三行字，写的有核桃大小：“割破宝像的就是我，我是在盖谷子时用刀子裁席子裁破的，是无意的，请领导上批判教育。检讨人：许得明。”

邢红抬起头微微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这么写！”她把这张纸撕了，扔到河里。她冷笑着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写？以为这么写了我们就不受连累？傻！我们都说没记清，你要咬我们一口？还是怕我们以后说出来？你听着，我以后要是告诉除咱们三个人之外的任何人，就是王八！”

我俩都笑了。这么一个女孩子一本正经地赌咒可真好玩。我说：“我也是。绝不告诉别人。”

大许皱着眉说：“可是我确实撕了宝像。不说，对吗？”

听了这种话，我感到沉重。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向组织隐瞒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不可宽恕的。可是邢红说：“你多笨哪！明摆着教导员要整你，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

他听了她的话，低下头去。忽然又抬起头来说：“可是你们这么包庇我，是对的吗？”

邢红猛然一伸胳膊，把上衣扬到地上，她站起来，把她苗条的身体投到阳光里去。她仰起头，把披散的头发垂到脑后，眯起了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前说：“当然我们是对的。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自己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小王也是。至于其他的，我都随他去，要批斗就批斗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忽然转过身来说：“我衣兜里有一份检查，是给你写的，我书包里有纸笔，你抄一份吧。你不要这么提心吊胆的，没什么了不起。我要下水去啦，小王，你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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