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小时就离开了学校，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我在学校里当电工。人家看到我时说：嘿，这小电工。他们说我怎么看都不像十八岁，想当电工就不能低于十八岁——这又有什么呢，岁数的问题我们来想办法。一年前我在开大货车，那时候我二十岁，警察看我不像，就塞点钱好了。两年前我在街上摆烟摊，人家问我多大了，我说二十五岁。今年我十八岁，真是越活越年轻了。你想要我几负，我就可以几岁，你要要什么证明文件我都能找来，要不然我还能在外面混吗？总而言之，我现在梳着油亮的分头，穿着贼亮的皮鞋，跷着二郎腿坐在传达室里，很像一位电工大爷，这可比驾车跑长途好多了。甭管驾驶证上几岁，我知道自己很爱打瞌睡，常把车开进沟里，开货车我是太小了点。摆烟摊受人欺负，又挣不来钱。而跟货车到新疆哈密瓜呢，我又吃不了这种苦。在机关学校里混事是最舒服的了。

学校的入口立着两根粗大的门柱，门柱之间是紧闭着的黑漆铁栅栏大门。学生从旁门出入。经过传达室窗外时，他们盯着我看。我坐在看门教养的木板床上，看着自己的脚尖，偶尔把脚尖移开，朝痰盂吐口痰。我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这小子年纪轻轻，怎么不去上中学，跑到这里来坐着。这可叫没办法的事——俗话说得好，各人有各人的造化。我的造化还是小的，我有个表哥，比我大不了多少，已经做了多年的生意，挣了不少钱。现在他要百心竿头更进一步：他要开公寓了。

所有上过小学的人都要上中学，所有上过中学的人都要上大学。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它必定不好，这是一定之理。

所以假如你在上学的年龄，一定要从学校里逃掉，这是当务之急——逃掉以后怎么谋生就成了问题。我一直在给人打工，我表哥在做生意。做别的倒也罢了，他居然做起公寓来了。这行当不但对品行、阅历有种种要求，还要年满三十五岁周岁。要是我记的不错，我表哥顶多比我大一岁——也就是说，不满十八岁。但你到了他的面前一定会打消这一个想法：我表哥头顶光秃秃，两腮和月球的表面相仿。额头上有三道抬头纹，配上又黑又粗的眉毛和一脸奸笑，就像一根四十五岁的老油条，这都是吃药吃的。在眼前这个社会里，人只有过了求学的年纪才能有前途。在这方面，撒谎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家伙拿着类固醇、睾丸酮一类的药物当家常便饭来吃，还劝我也吃，但我可不想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顺便说一句，这家伙不但手背、脚背、胸口、小腹上满是黑毛，连背上都长着。至于他那杆大枪，让人看了都替他害臊——说实话，我今年只有十六出头，我可不想长这种东西。

我表哥先骗下了公寓管理员的证书，又骗下了公寓的营业执照，然后租下了学校对面的旧仓库，在里面装修房子。他说，我还是离你近点好，有事找你商量时近便些。他说自己最近经常一阵一阵地犯糊涂，脑子不管用了，照我看是吃药吃的。最近一段他住在我这里，每天早上，他拿几十片药，放在捣臼里捣碎，加把麦片用牛奶一冲，就那么吃下去，日久天长哪有不犯糊涂的。牛奶和麦片都是我买的，他从来就不买。连方便面他都不买，但却忘不了吃。他抽我的烟，喝我的茶，牙刷用他自己的，但使用我的牙膏。惟一肯往我这里拿的就是药，而我又不吃药。我看药他也没花钱买，准是找拣破烂的要的。拣破烂的什么药都能拣到，要知道有公费医疗。我表哥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他还以此为荣，说道：要不然，我就攒出开公寓的钱了？

有关我表哥，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我们经常搭伙干事，他嫌我懒，我嫌他抠，所以总是弄不长。现在我们处于拆伙的状态：我当我的电工，他跑他的买卖。但不管他干什么，我还得去搭把手，理由很简单：总共就这一门亲戚。要是回家亲戚会多些，但我不敢回家——一进家门居委会就会找来，抓我去上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也是学校噢。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的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转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干笑着说：脚镣是租来的，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

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咱们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这些笑话也是“咱们、咱们”地说着吧。但我觉得我表哥的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吗。所有要住进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

我表哥告诉我说，这六个房客是从劳动局领来的，都还不错，为此没少给主办人好处。他说他一早起来，租车、租铁链子、租脚镣，忙了个要死，刚才还满地爬着往别人脚上拴链子。他还抱怨我没去帮他的忙。这话没道理，我在学校里做事。人家找电工马上就得到，如果不到会炒了我的。虽然腰里挂着bp机，我也不敢走远了。他让我今天下午别走了——他进了六个大活人。他的意思是让我留下给他出出主意。我表哥被药物催的秃头秃脑，别人原看不出他几岁，但一张嘴就漏馅儿，别人别致了这些话，要是再猜不出我们是谁就是傻子了。我一直在偷眼看那皮绳反绑的女孩，只见她对身边一个房客说：欧阳，两个小流氓。小流氓想必是指我们了。我听了也不生气：我们俩岁数不大，而且的确不是好人。那位欧阳还不错，答道：小流氓就小流氓吧，总比老流氓强。——也不知强在哪里。我表哥耳朵聋没听见，要是听见了准要动手打人。对他这个人，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房客们都穿着郑重的秋季服装——呢子的上衣和裙子，这些衣服都是很贵的；脸上涂了很重的粉，嘴唇涂得鲜艳欲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年轻的女孩没有化妆。她穿着花格衬衫，袖子挽到肘上，那个扣住手臂的钢环被掩在袖子里。下襟束在腰带里，那条小牛皮的腰带好像是名牌。腿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脚下穿一双雪白的运动鞋。那条不锈钢的脚镣亮晶晶的，镣环扣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腕上。背着手，姿势挺拔，四下张望着——她排在队尾。我一直盯住了她看，她的领口敞开着，露出了锁骨和一部分胸口，随着呼吸平缓地起伏着。后来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她的小臂修长，手腕被黑色的皮箱纠缠着。有时候她握紧拳头，把双手往上举着，这样双臂就构成个愤怒的w形；有时又把手放下来，平静地搭在对岸的手臂上，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平静的一字形。与此同时，别的房客低着头，一动都不动。直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我表哥才说：好，进去吧。房客们从黑铁分寓的前门鱼贯而入，像一伙被逮住的女贼。那个女孩走在最后，她在我脚上踩了一脚，说：小坏蛋，看什么你？我翻翻白眼儿说：又看不坏，看看怎么了？

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但它名副其实，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在高高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遥远的水银灯，照着这间宽大的房子，好像一座篮球馆内部的样子，但是这里没有篮球架子。从底层的中央乘长降机到达四楼，你会发现自己在十字交叉的通道的中心。每条通道通向一个窗子，窗子的大小刚够区别白天和黑夜。在通道两边，雕花的黑漆铁栏杆后面，就是黑铁公寓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你怎么也不肯同意，像这样的小房间可以要那么多的房钱。但是人家也璋，他们径直把你推进其中的一间，然后你就得为这间房子付钱了。隆冬时节黑铁公寓里面流动着透明的暖风，从铺在地面上的橡胶地毯上方流过，黑铁公寓里面一尘不染，多亏了有效的中央空调系统。这里有第一流的房间服务——一日三餐都有人从铁门上的送饭口送进来。从这个口子送进来的还有内衣和卫生纸、袋装茶和袋装咖啡——在动物园里，人们也是这样给笼养的猛兽送东西，只是不送袋装咖啡——住在这个笼子里，你大概也用不着别的东西。这个地方过去是座旧仓库，现在是黑铁公寓。打听了这所公寓的房钱之后，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黑铁公寓可真是够黑的。

那个穿花格衬衫的女孩住在门口，她说我们是两个小流氓，如果说是指我们不肯上学流窜在外，那就说得完全对。但流氓还有一层意思，指在两性关系上行为不端的人。在这方面她只说对了一半。说对了一半——对的那半是我表哥。他和所有搞得到的女孩之间全都不干不净，满脑子都是下流主意，称为小流氓不为过。至于我呢，虽然从初二就离开了学校到社会上混事，但始终洁身自好，和一切女孩之间都是清白的。我喜欢知识，找了一大堆书在看，但我表哥呢，除了药典什么都不看……他身上的味也难闻，好像一个马厩。

就这么个家伙，在房客面前还有点腼腆，和我小声嘀咕道：怎么办呢，这可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哪。我说，还有什么怎么办的，先把那根穿羊肉串的签子拔了吧。我表哥看了我一眼，然后才领悟到这是指把房客们连在一起的铁链子。这些房客都站在公寓的走廊里，哪间房都进不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小钥匙来给我，我就去开那些锁在手臂上的锁——这种小锁是人家锁信箱的，一块五一把。虽然也挣不开，但我表哥也够会省钱的了。每打开一个，那人就径直走开，走进自己房间里：谁住哪间房早就交待过了。开到队尾时，碰上了那个女孩。她瞪我一眼说：你才是羊肉串！我和表哥说话声音很轻，但她还是听见了。后来知道，她是个音乐家。音乐家耳朵不灵怎么成呢。

在公寓装修好之前，表哥住在我宿舍里，睡在我双层床的上铺上。他在那时放响屁，声如裂帛。只要响上几次，屋里的气味就和山羊圈相仿。他还拿我的脸盆洗脸，洗过以后水都不倒——那水就如一锅隔宿的羊肉汤。那所公寓是我设计、我监工，预算也是我造的——平日好学不倦就有这种好处。遗憾的是用的全是他的钱，我表哥付清了给我的劳务费，所以公寓是他的。我表哥满肚子都是糠，但也有两点让人不能不佩服：一是能省钱，二是能吃苦。省钱的情形我说过了一些，但还没说到主要的：我们出去吃饭，他要把盘底的菜汤全舔光。不但舔自己桌上的，还舔邻桌上的。舔盘子不值得佩服，干着这种丑事，面不改色，坦坦荡荡，这就让人佩服了。至于吃苦，那真是没说的。大冬天到新疆去贩瓜，押闷罐车回来，车厢又不能喝酒——瓜见了酒味马上被催熟烂掉——跑上一趟回来，两个耳朵全生了冻疮，像贴了两摊干鸡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