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象出父亲一定也是在这样的诱惑下才无法控制自己的：“我爸爸也是这样把你金屋藏娇的吧。”

“我是一个弱女子。”

我的心突然被她的这句话抓了一下，其实我是多么脆弱啊，她是一个弱女子，这是郁达夫的。我靠近了她：“躺下吧。”

“为什么？”

“躺下，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她知道抗拒一个精神病人是徒劳的，她终于服从了，躺在了床上。我坐在她身边：“今天早上，你为什么要装睡。”

“我没有装睡。”

“你一晚上都没睡着，是吗？我观察了你一晚上，我也整夜未眠。”

她吃了一惊，“你何必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抓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躲避，我把头靠近了她：“为什么在早上，我抓住你手的时候不反抗。”

“我说过，我是一个弱女子。”

“是不是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抓住你的手？你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被男人抚摸过了，很久没有快乐过了，是吗？所以你想起了我爸爸的手，你现在是不是很有一种渴望？我想帮你解决这种渴望。告诉我，我爸爸是怎么做的，教教我，我不会。请教教我。”

我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个孩子，这声音能打动每一个女人。我的手一下子变得滚烫，越抓越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父亲的一种报复，抑或是对父亲的一种模仿。

我曾说过，她的眼睛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伯神秘的夜晚，现在，这夜晚突然燃烧了起来。她看了我好久，目光像电流一样触痛着我，她抿了抿嘴唇，仿佛要把我给一口吞下，她终于向我发出了命令：“抓住我的肩膀。”

抓住了她的肩膀，我好像打开了一扇门。是的，她教我了，她现在是我的老师，她把我父亲对她所做的每一个细节都手把手地教给了我，好像我就是我父亲，我在代替他行使某种职责。灯开着，这间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暴露在上海的夜色中。

“你本可以逃走的，为什么不走？”现在天已经亮了，门却大开着，我在她耳边问她。

她不回答。

“告诉我，我跟我爸爸比，哪一个更让你快活？回答啊，是不是他比我更强。”

她还是不回答，我离开她，重新把门锁上了。

我又出去在出租车上给父亲打了电话，就像特意要向他报告什么好消息似的：“爸爸，真对不起，米兰的滋味我已经尝过了。”

电话那头的父亲又沉默了好久，我清楚现在他所想的，他说：“我答应再也不见米兰了好不好，米兰是你的了，儿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只要你和你弟弟。”

“爸爸，这算是丢卒保车吗？我会把这话向米兰转达的。”

“儿子，公安局已经开始全面调查了，爸爸一定会找到你们的，回来吧，爸爸还能救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突然有些伤感：“早就来不及了。爸爸。”

回到大楼，瞎子好像例行公事似的向我问好，仿佛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终于给了他一千元钱。

这些天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囚禁的生活，我想她可能爱上了这间房间，爱上了这张床，爱上这些铁栏杆，爱上铁门，爱上被人偷窥的猫眼。她没有一丝反抗的迹象，每天安静地看着窗户，给我弟弟喂奶，换尿布，等我回家，就像是正常的家庭生活。有好几次，我有意或是无意地没有关门就出去了，她完全可以带着孩子逃走，但她竟然没有。

终于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们永远住在这里吧，我无法离开这间房间，这间房间就是我的生命，你和我，还有你弟弟。”

我紧盯着她，我的目光充满了不知是敬佩还是蔑视。我突然失去了一种感觉，一种自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缠绕在心头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断地促使我去行动，促使我真正地成长为一个大人。

“但我现在绑架了你，你和我弟弟都是我的人质。”

“这并不重要。”

我曾看过一本，写不知是什么朝代，有个刽子手抓住了一个女贼，在送她上刑场处斩她的时候，女贼爱上了刽子手，终于，刽子手没有杀她，而是贪污了她，也就是把她占有了。他把女贼带到家里的地牢里，囚禁起来，女贼却感到非常幸福，直到女贼心甘情愿地在地牢里与他终老一生。

“可我是个精神病人。”

“不，你是一个天才。”

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我突然有了一种感激：“你走吧，带着我弟弟走吧。”

“不，我是你的人质，我不走，除非跟你走。”

“为什么？难道精神病是会传染的，我把你也给传染上了？”

“不要问为什么？”

我其实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落入了她的陷阱，我永远都不能自拔。即使我绑架了她，占有了她，我仍然要毁在她手里，也许从头到尾并不是我绑架了她，而是她绑架了我。漂亮女人所具有的毁灭力是无穷的，尽管她依然是一个弱女子。

“如果我手里没有500万呢？”我终于说出了我想说的。

她似乎不相信这是我说的，但双眼立刻直射着我，像两支利箭，然后她扬起手打了我一个耳光。

我的左腮马上火辣辣地烧了起来，她的手掌不大，但掴起人来却特别重。我能想象自己的脸上有了五道红红的手印子。她又伸出了手，我无法躲避，只能接受她的第二击，但她没打，而是用手捂着我的左脸，轻轻地抚摸着，就像母亲抚摸儿子。

“对不起。”她哭了，“疼吗？”

她毕竟是个弱女子，我出去了，锁上了门。

我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我又回到了精神病院。在梦破的时候，天也亮了。我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于是不由自主地趴到了窗边，向下望去。我看到了警车，好几辆，亮着警灯，向这栋大楼驶来。

“最后一天到了。”我对我自己说。

然后我打开了米兰的房门，他们母子都在熟睡着。我小心地抱起了弟弟，他长得倒真有几分像我。他会长大成人的，他会成为一个伟男子，继承我父亲的全部家产，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也许他长大之后，根本就不知道有过一个哥哥，即便知道了，也只会对我这个精神病兼绑架犯引以为耻的。弟弟，我爱你，我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

我把弟弟放回到摇篮中。现在警察们一定还在楼下物业处询问我的情况及室数，也许他们已经坐上电梯了。我在米兰身边俯下身子，吻了她的额头，然后，我拎起了500万元的皮箱出了门，我上到了楼顶的天台。

我说过，一切从顶楼开始，一切也从顶楼结束。清晨的天台，出奇地凉爽，风很大，吹乱了我的头发。空旷的天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孤零零地大口地吃着风。我拎着皮箱走到了天台的边上，向外一望，让我头晕了一阵，我慢慢地坐在了天台边的栏杆上，如果出了栏杆就掉下去了。我定了定心神，又向下看了一眼，清晨的大上海在一层薄雾的笼罩下被露水打湿了，远方更高的建筑物，如东面的东方明珠与金茂大厦都有几分模糊，更有许多在我之下的高层建筑连绵不断如起伏的雄伟山峦，也如狂风中的层层波浪。在几十层楼下的马路边，几辆大大小小的警车正停着，而警察们现在一定在我下面的房间里仔细地搜索着，也许他们以为我已在昨晚携款潜逃了，但他们发现了米兰和我弟弟，他们正在寻找，他们中也许会有聪明人，上到天台上。

来吧，上来吧，朋友们。

警察们终于上来了，他们行动矫健，如临大敌，包围了我，他们正欲冲上来将我捉拿归案，一个有经验的老公安喝住了这些年轻人：“当心他跳下去。”

他们立刻与我保持了一段距离。他们向我喊话了，要我别跳。

“朋友们，辛苦你们了，你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你们是最棒的，但对不起，让你们一大清早离开家人，赶出来抓我，真对不起，我向你们致敬。”我说罢跨了一条腿出去，等于是骑在了天台栏杆上。我与他们对峙了很久，直到我又看见了米兰。

“等等！”她抱着我弟弟冲上了天台，“别跳，快回来吧。”

“米兰，对不起，你现在自由了。从此以后，把我彻底忘记吧。”

“不。”她哭了，真的哭了，她哭得很美，我弟弟也哭了，这哭声让人揪心。她似乎要冲上来，但被警察拦住了。

她几乎是在大喊着：“回来吧，就算你蹲了监狱或是进了精神病院关一辈子，我也会等你的，就在你囚禁我的房间里，我永远，永远等你回来。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永远，这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她现在真美，尤其是哭的时候，再加上一身白色的衣服，就像是古代的女人在给丈夫送葬。我弟弟忽然停止了哭泣，睁大着眼睛在米兰怀中看着我，他永远也不会认识我了。我直起了上身，抬起了腿，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好像松了一口气，但转眼间她大声地叫起来：“不！”

我跳了下去。带着500万元的皮箱。

在我离开天台的瞬间，我打开了箱子，人民币，满世界的人民币，旧版的蓝绿色与新版的红白色，它们自由了，它们在天空飞舞，跳着芭蕾、国标、拉丁、探戈、恰恰、迪斯科，还有民族舞。500万人民币，总共5万张，它们也是五万大军，浩浩荡荡，气势如虹，从数10层的楼顶上一泻千里，攻击目标——地面。

我也自由了，我在空中做着物理学的自由落体运动，由人民币簇拥着，我是这支大军的统帅。风灌满了我的双耳，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只能睁大了眼睛，忽而仰望天空，忽而俯视地面，但更多的是面对着大楼的窗户。对，现在我看见21楼的一个家庭主妇打开了窗户，大概是想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但她看见的是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币。她大声尖叫了起来，但随后几张飘进她家的钞票却令她欢天喜地地相信今年一定会交上好运。

我第一次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实现了偷窥，18楼的窗台上有一盆米兰，正在开着花，那米兰的细小花瓣们散发的香味却极其浓烈地往我鼻孔里钻；16楼的四位还在打着麻将，他们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像群夜行的动物；13楼的一个中学生正早早地起床背起了英语单词；9楼的一个家伙正在翻箱倒柜，屋子里一片狼藉，而我知道这家的主人出差去外地了，我大声地叫了起来：“抓小偷。”但愿人民警察们能够听到。

我感到地心引力越来越强，大地正伸出一只大手拼命地把我往下拽。我看到下面的马路上聚集了无数的人，行驶的汽车也停了下来，还有，那个奇怪的瞎子。他们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但又不得不停下来，欣赏欣赏一辈子所见过的最多的钱，还有我。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奇特的景象啊。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摩拳擦掌地准备接收这笔飞来的横财。

父亲，我见到父亲了，他向我奔来，向我喊些什么，我听不见。但我仿佛能看清他的脸，他的眼睛，就像是10年前的他，我也想要和他说些什么，许许多多的话，永远也说不完的话。不，我向大地冲去了，不，大地向我冲来了，我拥抱大地，大地也要来拥抱我了。大地，我来了。我，大地来了。

爸爸，我爱你。

一切都结束吧。

我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很久，只有我一个人，我走啊走，似乎没完没了。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见到了一束白光，我向那束光线奔过去，在光线的中央，有一个年轻人，他神情忧郁，皮肤白皙，高高的个子。他穿着一身绿军装和解放鞋，手里抓着一支枪。他向我走来，和我拥抱在一起。

他是1972年时的父亲。

这还是一间由铁栏杆组成的房间。铁栏杆的影子，投射在我的额头上。

我还活着。

在我落地前，我被几十名警察们拉起的尼龙网袋和无数的泡沫塑料垫子接住了。我只受了轻伤，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重新过起了过去的生活，但我开始明白，我的病好了，我已不再是个精神病患者。

半年后，我被父母亲接了出来。父亲告诉我，米兰在得救以后，就带着我弟弟失踪了，他们一直都找不到她。

我来到了半年前我绑架米兰时的大楼，楼下的瞎子已经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竟然是这个瞎子报的警叫警察来的，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他是装瞎的吗？我找到了那时我在顶楼所租的那套房子的房东，我要求买下它，但房东告诉我已经有人买下了这套顶楼的房子。

我失望地走出了这栋大楼，当我走过楼下的马路，抬头仰望顶楼的窗户时，我看到那排铁栏杆居然还在。然后，另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女人把头伸了出来。

是她。米兰。

我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怀揣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向顶楼的房间冲了上去。

2000年9月获“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

2000年12月发表于《当代》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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