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

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关于共同价值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

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答：独立，自由，平等。

问：是这样吗？

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呵呵！读完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关于信仰问题问：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信念当然也很好，甚至非常好。但再好的信念，也都是现实性的。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信仰”，总是面临信誉危机，甚至破产，原因就在这里。

问：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没有。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去不去得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到了天堂，那里是什么光景，也没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把来世变成现世。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

答：反对！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但这很难。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道德讲追求，宗教讲信仰。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神不会犯错，人就保不齐。事实证明，在人间建设天堂，造成的都是灾难。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

问：照你这么说，信仰可有可无？

答：是。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比方说，管理社会，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也好商量，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没准就散了。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

答：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走向理想。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比如世界大同，比如普度众生，比如“与上帝同在”，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比方说，我境界不高，做不到舍己为人，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再说了，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大多数，还是芸芸众生。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还是要做，也照做嘛！

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问：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请客吃饭有瓶酒，好点吧？实在没有，难道这饭就不吃了？碰上个不喝酒的，你还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他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就是酒精中毒的；信仰邪教，就是喝了假酒，把毒品或工业酒精当酒喝的；自己有信仰，就容不得别人没有，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另一种信仰，就是酒后驾车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有信仰呢？

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进入状态，提升境界，也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喝茶。当然，茶和酒，不一回事。但你不能说，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同样，你也不能说，只有信仰提升的才是境界。境界，有各种途径可以实现。

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问：不要信仰，你就不怕人心涣散、道德滑坡？

答：不怕。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魂魄，没有精神。埋头苦干，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都是精神。此外，父慈子孝，是规范；礼尚往来，是信条；天下太平，是理想；国泰民安，是追求。凝聚人心，维系族群，建立道德，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呵呵，不矛盾。我说得很清楚，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这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从根本上讲，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我现在还不敢说。至少，不是当务之急。

问：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总之，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