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

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

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

后边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胜利当然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飘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成功，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

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殷商“不得人心”。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是这样吗？

是。证据，就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

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

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

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

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

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

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着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