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伦理在家伦理，从小就能看到大。

比方说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更何况，他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大夫才是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着，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魏绛说：

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是。

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

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音乐作品；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主题，据说叫“和”。

是的。礼辨异，乐统同。礼，就是让人遵守秩序的。

乐，则是让人体验和谐的。

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

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要合乎礼仪，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周人认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这就是“礼乐教化”。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同志”，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那么，这个“礼”，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呢？6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

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也叫“丈夫”，即“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就相当于犹太人的“割礼”，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这两种礼仪，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发吗？

当然可以。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也有，时间在玄鸟（燕子）归来时。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溱水和洧水，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

7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是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自己的“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