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7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

雅典人选择了战斗。

一位名叫米尔提达斯（又译米泰雅德）的老兵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让雅典军队列成长方形阵，又故意让中段兵力最弱。结果，杀进阵中的波斯军队遭到了两翼的迎头痛击，惊慌失措之余只能逃回海上的舰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雅典损失192人，波斯阵亡6400人。

雅典胜利了。

胜利了的雅典人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位了不起的信使一口气跑了整整四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才喊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但他带来的消息却让整个雅典城为之沸腾，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云霄。

从此，人类有了新的体育项目，叫马拉松。

行动迟缓的斯巴达援军是第二天赶到的。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也仔细查看了战场。结论是：波斯人的标枪要短一些，甲胄和盾牌也不如希腊人的坚固。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标枪、甲胄和盾牌更重要的是方阵。这种军阵由十二列步兵密集组成，每列战士都步调一致地并肩前进，他们的盾牌则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而且，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就自动补位，直到全部阵亡。

这真是一台战斗机器。

组成这样的方阵并不容易，它要求阵中的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这是需要精神来支持的，包括对城邦无限忠诚，对战友情同手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将退却视为奇耻大辱。

雅典人有这些精神，因为他们是自由之子。

的确，雅典是希腊人的杰出代表，希腊则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大约在希波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吕底亚还没有被波斯皇帝居鲁士灭亡的时候，一位周游世界的希腊哲人来到了这个王国。在参观了王室的宝库后，国王问：先生见多识广，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

哲人答：当然是泰卢斯。

谁是泰卢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有几个儿子，个个勇敢善良；也有不少孙子，个个活泼可爱；他自己则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人怀念。如此而已。

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泰卢斯，却比任何君王都要尊贵，也要幸福。因为他是自由的。他坚持的是独立，享受的是平等，堪称幸运。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在《国家》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难看出，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帝国的政治虽然堪称仁政，大流士甚至立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薪酬，并愿意与民同乐，却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希腊人才有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制度的优劣，很快就会决出胜负。

公元前479年8月27日，希波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普拉提亚爆发。战争前，每名希腊战士都指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宝贵。

于是，为自由而战的四万希腊重装兵，毫无畏惧地迎战波斯的十五万大军，后者是由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结果，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波斯统帅战败身亡，失去领袖的波斯军队则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隔海相望的米卡尔海角大获全胜，波斯舰队不是葬身鱼腹，便是逃之夭夭。

希腊人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

这是波斯人自帝国建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战争仍将继续，波斯却风光不再。心灰意懒的薛西斯退进帕赛波利斯的深宫，在温柔富贵乡里醉生梦死，最后于公元前465年被一伙侍卫官和近卫军谋杀在床上。

这一年，墨子三岁，苏格拉底四岁。

波斯日薄西山，雅典蒸蒸日上。公元前47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胜利后一年，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提洛同盟。二十多年后，这个同盟又被雅典人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人开始称霸。

称霸是对自由的背叛，雅典则将付出沉重代价。希波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是希腊人的窝里斗，结果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的夕阳西下，尽管在那纷飞的战火中，建筑、雕塑、戏剧和哲学依然大放异彩，蔚为壮观。

没错，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造孽则神仙也救他不活。争权夺利又大打出手的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在辉煌中没落，在兴盛中沉沦。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自己的学生来收拾。

希腊人的这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在历史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是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永远富有魅力：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盯着世界的眼睛。在那里面，充满了好奇和天真。

谁都没想到，正是这双眼睛让世界变了模样。

只有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看出了这一点。这位改变了马其顿国际地位的国王对儿子说：去找一个能让你大显身手的地方吧，我的孩子！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腓力二世说得并不错。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对这个多山王国正眼相看。这位狡诈而强悍的国王虽然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天生就是征服者，那么，非亚历山大莫属。

◎引自崔连仲《世界通史》249页。

亚历山大也不负厚望。他刚刚继位就披挂上阵，战波斯，征埃及，侵印度，只用了短短七年就把马其顿从王国升格到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

可惜，这个帝国空前短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只带菌有毒蚊子的叮咬，他那顶多十三岁的帝国也迅速分裂，变成了马其顿希腊（安提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三个独立王国，以及一大堆小国，统一的世界分崩离析。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狂热的崇拜经久不衰。至少，在罗马人的眼里他永远是英雄。恺撒大帝在埃及向他的陵墓顶礼膜拜，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指环上刻着他的面容。早期基督徒甚至按照他的形象来描绘耶稣基督：飘垂着金发，不留胡须。

批评之声同样不绝于耳。在批评者们看来，亚历山大暴戾、浮夸、野蛮而独裁，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没有创造和建树，甚至没有继承人。他最多只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则不过是一束焰火。

就连亚历山大的美貌也成了罪名。批评者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了留住青春而剃掉胡子，显然是变态的，至少也是虚荣的。如此自恋的人，可以算得上伟大吗？

这让人想起了项羽。

二十岁继承王位，三十三岁便去世的亚历山大，跟项羽一样都是少年英雄，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他们甚至都有不同程度的暴行，比如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烧杀，以及把三万提尔人卖为奴隶。

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很少进行报复，原则上也禁止军队抢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在占领别国时的作风，更像刘邦当年在咸阳，也像居鲁士：尊重当地风俗，敬仰当地神祇，保留当地法律，任用当地官员。

更重要的是，项羽屠城他建城，项羽焚书他读书。

新建城市都叫亚历山大里亚，最有名的则在埃及。这座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战略要地新城的城址，是亚历山大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选定的。城中还特地建设了一座大图书馆，欧几里得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理》，阿基米德则在那里学习并遍访名师。

也许，这才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遗产。

这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恰好是一个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师生二人都崇尚理性，也都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于是，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时，身后便跟随着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就像一支科考队。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这当然是亚历山大不曾想到的，却是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因为正是他，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没错，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尽管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也尽管希腊化的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后会变成碎片。

但，那也是闪光的碎片。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显示出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和文化天才，他们建立的帝国和文明也将与中国的大汉双雄并峙，享誉全球。

是的，现在轮到罗马人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