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始终不考虑他们这种悲惨的处境，也可能从不考虑那些折磨人的灾难。尤其是富人们，他们一定会想到，为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尽管所有人都可能为之付出生命，但只有他们可能为之付出财富。此外，无论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巧取豪夺而展开辩护，他们都明白自己财富的基础其实是不稳定的，也不是那么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凭借武力掠夺他们原本也是用武力掠夺来的财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抱怨什么。即使完全是通过勤劳致富，人们也很难为自己的财产作出很好的辩护，即使是这样说：“我建了这堵墙，而这块土地本就是我辛勤劳动所得。

”那也是徒劳，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反问：“你占有的土地是谁给你的？本就没有人要求你劳动，一切都是你自愿，既然如此，你又有什么权利向别人索取报酬呢？难道你不知道，正是因为你占有得太多而导致了别人挨饿吗？你想获得超出你生存所需的部分之前，难道不应该首先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吗？”富人既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他可以轻松地制伏一个人，但也会被一群强盗轻松地制伏。富人是以一己之力来抵抗全体人民的。此外，由于富人和与之同等的人之间存在着嫉妒，因此富人们是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那无数联合起来抢劫的人们的。迫于形势的压力，富人们最终想出了一个人类智慧所能想出的可以称为最深谋远虑的计划，这个计划把他们原本的敌人变成了对他们有利的人，即联合所有的反对者，给他们灌输新的观念，并为其建立新的制度。这些制度对富人来说有利就好比自然法对他们不利一样。

怀着这种目的，富人向邻居们描述了一种可怕的情景：假如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对抗其他人，那么每个人的需求将和他们的财产一样，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将不能得到安宁。讲完这些之后，富人们轻而易举地编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诱惑别人来实现他的目的，他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吧，保护弱者，让他们免受压迫，制约强者的野心，使每个人的财产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保护。让我们建立并且维护和平、公正的规则，并全体遵守，让强者和弱者一样地承担义务，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命运的不公。总之，我们不能再和自己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汇集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让这个权力通过智慧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保护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抵御我们共同的敌人，维持我们永恒而和谐的关系。”

其实，想让这群愚昧而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相信他的话，他远远不需要说这么多，因为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纷争，假如没有裁判，他们就根本无法解决这些纷争，同时，他们又有着太大的野心和太多的贪欲，如果没有主人，他们就根本不能长期生存下去。于是，他们一听到召唤，就急不可耐地奔向他们的枷锁，只希望这个枷锁能够保障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虽然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政治制度的好处，但是却缺少足够的经验来预测它的弊端。而最有能力预测这种弊端的人，却正是那些希望他们走向枷锁而从中获益的人。即使最精明的人也会认为：牺牲掉一小部分的自由来保障更大部分的自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一个受伤的人宁愿舍弃自己的胳膊也要保全身体的其余部分是一样的。

以上便是社会和法律的起源，或者说是社会和法律应有的起源，在此作用下，穷人获得了一副新的枷锁，相对地，富人则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力。天然的自由被彻底摧毁了，而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却被永远地固定了下来。这种法律将富人们的巧取豪夺变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特权，为了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利益，而让全人类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劳苦、奴役以及悲惨的境地之中。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一个社会的建立是如何使其他社会的建立变成必然的，也明白了：为了对抗联合的力量，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人应该如何联合起来。

每个社会都在迅速地膨胀，不久就会充满整个地球，直到在地球上几乎再也不会找到那样一个地方，人们在那能够摆脱枷锁，将自己的头颅从一直悬于他头上的以细线维系的利剑下移开。市民权利已然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法则，而自然法却仅仅存在于各个社会之间，用万国法的名义出现，以默认的惯例来加以限制，从而使社会之间的交流成为现实，也取代了自然的同情心。在社会中，这种同情心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大部分影响，如今也只是存在于一些伟大的世界主义者的精神深处，这些人打破了阻碍各民族人民交流的思想樊篱，他们模仿伟大造物主的样子，将全人类都包括在了他们的仁慈之中。

虽然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中，但在不久之后，这种状态给政府带来的种种不便就会使它们不得不摆脱掉这种状态，正好像个人不得不放弃它一样。因为，该状态对大型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比对个人要大得多。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让理性和自然都感到震怒的民族战争、杀戮和相互报复，以及那些以杀人为美德标准的可怕偏见，因此，最正直的人也把相互残杀当做一种职责，以至于最终让人们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自然状态中所有时代整个地球杀害的人和使用的暴力，比战争中一天杀死的人数和攻占一座城池所使用的暴力要少得多。这便是将人类分裂成不同社会所造成的首要恶果。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政府创立的最初吧。

我了解到，关于政治社会的起源，许多著述者都给出了很多种其他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政治起源于强者的征服，或者是起源于弱者的联合。事实上，这些都和我用来论证政府起源的论据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最符合自然的，有以下几个理由：一、对第一种说法，征服本身并不是一种权利，因而我们根本不能依此推出其他的权利。除非是被征服者完全恢复了自由，并在恢复自由之后，甘愿推举曾经的征服者做他们的首领，否则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只能是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无论之前他们签订了怎样的投降协定，那些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由这一点便能判断它是无效的。因而，从这个条件出发，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或政府组织的，而且除了强者法则之外，也不会产生其他的法律。

二、对第二种说法，因为强、弱这两个词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就是不明确的，在财产所有权或者先占者的权力的建立与政治治理的中间时期，完全可以用富和穷这两个词来代替强和弱。因为，在法律建立以前，事实上，一个人想要让另外一个与他平等的人服从他，除了把对方的财产掠夺过来或是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对方一部分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三、因为穷人除了自由，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所以，除非穷人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则他们是绝不可能无偿地抛弃自己唯一的财产（自由）的。而富人在这方面，可以这么说，他们对自己的财富会慎之又慎，结果反而最容易受到损害。所以，富人们更有必要采取一些防备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总而言之，更为合理的假设是：一个人只可能去创造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对自己有害的事物，不管是谁，都是不可能去创造的。

政府在创立之初，还没有正规稳定的组织形式，而由于经验和哲学思想的双重缺乏，人们也只能看到眼前的弊端，至于其他的弊端，只有等它们出现之后，人们才会想办法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明的立法者尽了所有的努力，但政治状态依然不甚完善，因为它简直就是偶然出现的。政府从刚建立起就存在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逐渐让其缺陷显露，并向人们昭示一些改善措施，但那些政府创立之初就产生的缺陷却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人们只能不断地修修补补，却不能像斯巴达的莱格古士那样，首先扫清地面，清除所有老朽的材料，以便建立起一座稳固而持久的大厦。

最初的社会仅仅是由一些一般的公约组成的，而那时的每个人都会遵守这些公约，因为共同体自身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遵守公约。但经验证明了该制度的脆弱性，在必须全体成员参加才可以审查、判决的时候，人们的违规行为往往难以被认定，所以，违规者便能轻易地逃脱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心只想着如何逃避法律的制约，混乱和不便也就会持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某一天，人们觉得有必要冒险把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来让法官考虑怎样才能保证人们对公约的遵守。如果说人们在结盟之前便已经选出了首领，或者在法律产生以前就有了法官，这样荒唐的假设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考虑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设想，人们从一开始便坚决地、无条件地投入某个专制主人的怀抱，同样我们也不能设想，桀骜不驯的人们想到的首要的维护公共安全的方法便是直接选择奴隶制。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逃离压迫，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以及自由，也就是说想保护那些构成了他们生存基础的事物，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选出一个统治者呢？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所遭遇的最不幸的事大概就是让自己任凭别人支配了。这样一来，为了让别人保护他的财产，他首先就要将自己仅有的财产送给别人，这难道不是违背情理的事吗？他如果将支配自己的权力让给首领，那么他的首领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回报呢？假如这个首领用保护他为借口，便可以随意支配他的财产以及他的人身自由，那么，他完全可以嘲讽地回答：“我的敌人对我也不过如此吧！”因此，毫无疑问，人们选出首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非奴役自己，这是所有的政治法的基本准则。普林尼对图拉真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国王，是因为我们不想要主人。”

政客们关于热爱自由的诡辩和哲学家们关于自然状态的诡辩，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按照自己了解的事物，去判断他们不了解的性质迥异的事物。在他们看来，人天生都有奴性，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察，似乎奴隶看上去很能忍受奴役。但是，他们却不曾想过，自由好比淳朴和美德一样，只有拥有它们的人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其价值，而当人们失去了它们的时候，就会同时失去对它们的兴趣。布拉西达斯对一位总督说：“我能知道你们国家的幸福，然而你却不能体会我们那儿的快乐。”因为这位总督想将斯巴达的生活与波斯波利斯城的作比较。

看到马勒时，烈马会立即竖起鬃毛，奋蹄抓地，继而猛地后退去挣脱，而驯服的马则会耐心地忍受鞭笞以及马刺的痛苦。同样的道理，那些文明人毫无怨言地默默忍受的奴役，原始人对此却始终不会低下他们的头颅，他们鄙弃用奴役换来的和平，他们只会选择用暴力去换取自由。所以，我们是不可以从被奴役的人们那里判断出人类的天性到底是接受奴役还是反对奴役的，而是应该从那些自由民族为了反抗压迫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来进行推测。我明白，前者始终在不停地歌颂他们在锁链下所享受的那种平静生活，他们把悲惨的奴隶生活称为安宁：“悲惨的奴役生活，他们却称之为和平。”但是，我却看到了后者为了这唯一的财富（失去了这种财富的人却会十分鄙视这种财富）不惜牺牲自己的安宁、快乐、金钱、权利，甚至是生命。我看到天生享有自由的动物，出于天生的对束缚的憎恨，将自己的头撞向牢笼的铁栅；我看到无数个轻视欧洲淫逸生活的原始人，赤裸着身体，忍受着饥饿、刀剑、战火和死亡来保卫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每当那时，我总能深深地感受到，奴隶是不配谈论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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