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汗位的有力竞争者旭烈兀正在用兵叙利亚各地时，得知蒙哥死讯，立即引兵东返，有意争夺汗位。不料因路途遥远，始终不及忽必烈手快，当他到达波斯后，得知忽必烈已经即位，并且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旭烈兀感到自己即使回到蒙古，也没有登上汗位的可能，于是干脆留在了波斯，着意经营，打算就此占地为王。按照蒙古汗国的规定，波斯、西亚一带的土地、子民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须由大汗直接派人管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斗得热火朝天之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弟弟旭烈兀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主动派使者与旭烈兀协商，表示愿意将只浑河（阿母河）以西直到密昔儿（今埃及）边境的土地全部划归旭烈兀。于是，旭烈兀公然表态支持忽必烈，强烈谴责阿里不哥。旭烈兀由此被忽必烈任命为从只浑河直到叙利亚和密昔儿境内的国王。旭烈兀自称“伊利汗”（意为“从属”之意），所建汗国称为伊利汗国，其领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与里海。汗国最初定都于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后来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阿里不哥兵败后不久即病死，但蒙古这场争夺汗位的内讧并没有就此休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阿里不哥称汗时，被封于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的海都（窝阔台第七子合失之子）也起兵相助。其实海都并非真心帮助阿里不哥，他自己也有私心，他自认为是窝阔台嫡孙，有资格继承汗位。最初汗位由窝阔台一系转入蒙哥手中，海都已经大为不满，因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时，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表示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投降后，海都抗拒忽必烈的召见，并且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公然置忽必烈的命令于不顾。忽必烈最终被激怒，下令追收赐给海都的金银符，同时派北平王那木罕率军镇守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附近），以抵御海都。但是，更大的叛乱发生了，随同那木罕出镇西北的蒙古宗王昔里吉（蒙哥之子）、脱脱木儿（忽必烈弟岁哥都之子）、明理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人将那木罕抓了起来，举兵叛乱，甚至进犯和林，劫走了成吉思汗的大帐。西北和东北的蒙古宗王的叛乱，对忽必烈的统治一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忽必烈调南征大军主帅伯颜（灭亡南宋之人）率军北上，并亲自带病出征，经过激战，才遏制住叛乱的攻势。在忽必烈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夺位靖乱的军事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其中蒙古诸宗王的战乱直到元武宗时才大体被平服。

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最炽热之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政变——李璮事变。

李璮为金朝末年山东农民起义红袄军（以红袄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全之子（一说养子）。宋宁宗时，李全在山东举众起义，反抗金人的统治。李全身手不凡，能使四十五斤铁枪，外号“李铁枪”。当时山东还有一支红袄军，以益都人杨安儿为首，声势很大。当时有个舟人曲成贪图金人的赏钱，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仓促应战，不慎掉入水中淹死，其余部由他妹妹杨妙真率领，投奔了李全。李全娶杨妙真为妻，二人在乱世中结为夫妇。杨妙真是当时的奇女子，外号“四娘子”，又称“姑姑”，精于骑射，武艺高强，擅使梨花枪，号称“二十年打遍天下无敌手”，为后世武术家所推崇。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李全率部投降宋朝廷，宋朝廷任命他为京东路总管。但李全并非有爱国情怀，完全是看到金国国势衰微，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他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宝；一面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游走，互相要挟，以攫取高官厚禄。不过在此期间，他不断率部骚扰金国边境，对牵制金对宋的进攻起了一定的作用。当蒙古铁骑南下进入山东后，李全同蒙古军大小百余战，完全处于劣势。他面临数十万蒙古军劲敌，不断派人向宋淮东制置司求援。南宋朝廷不能审时度势，想乘机除掉李全，竟然不顾大局，拒发援兵，还暗中策划谋杀当时在楚州的杨妙真，杨妙真以女色、财物相诱，才得以脱身。李全被蒙古军围困在益都一年，粮马食尽，军民相食，益都军民由数十万减至数千。最后力尽计穷时，李全还南向焚香，打算自尽，最终还是在部将的劝说下，投降了蒙古。蒙古授李全为山东行省长官，从而完全控制了山东，南宋两淮失去了最好的屏障。此后，蒙古多次要求李全协助攻伐南宋。宋绍定四年（1231年），宋将赵范、赵葵大破李全于扬州，当场杀死李全，宋军由此收复淮安。李全妻子杨妙真率领残部退回山东，承袭了丈夫的官职。不久，杨妙真死，李全之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长官，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然接受蒙古的统治，不断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实力，积蓄力量。

赵范、赵葵均为名将赵方之子。赵方在宋宁宗时任京湖制置使（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屡败金军，他的两个儿子赵范、赵葵后来均成长为一代名将。赵葵，字仲南，少年即跟随父亲在军中效力。有一次，宋朝廷犒赏军士，因赏赐太少，引起宋军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岁，察觉到军士不满的情绪，立即站出来大声叫道：“这不过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还另外有奖赏。”一句话立刻稳定了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赵葵每次遇敌，便与将士一同披甲上阵，亲自深入敌阵杀敌。他的部下见主将如此奋不顾身，无不奋勇攻战，因此他的军队总能获胜。赵葵工于诗文，善画墨梅，其戎马生涯余暇，专为梅写真。注重写实，苍枝老干，杈芽突兀；造景幽深恬静，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其传世名作《杜甫诗意图》是以杜甫名句“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为题，描绘江南水乡修竹、风荷的清幽景色，笔墨精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宝祐六年（1258年）春，蒙古大汗蒙哥分兵大举入蜀，召征李璮之兵南征。李璮为了避免自己的实力遭到削弱，以益都为南北冲要、兵不可撤为由，拒绝出兵从征四川。于是，蒙哥改遣李璮从山东南下，进攻宋东海一线，与攻取荆山（今安徽怀远）的塔察儿共同牵制两淮。李璮发兵攻涟水，不克，改攻通（今江苏南通）、泰二州，不久，攻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宋枢密使、两淮宣抚使贾似道为此引咎自责。但李璮出兵东海，只是为了敷衍蒙哥，逃避从征巴蜀，到达目的后，很快退回山东。

宋景定元年（1260年），蒙古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之间为争夺汗位而爆发战争。忽必烈为了稳住李璮，对其“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隐忍不发，还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但李璮野心勃勃，终究还是按捺不住，趁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不哥之机，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举兵反叛。反叛前两天，李璮匆忙与南宋朝廷联系，以献涟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南）三城约降，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

当时，李璮还写下了《水龙吟》一词：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间凝眺。

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

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

欢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显然，他认为他此次能够一举成功，实现“胸中事业”。

忽必烈听说李璮叛变后，担心腹背受敌，立即积极筹划对策。汉人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姚枢料定以李璮之为人，必选下策，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古、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果然如姚枢所料，李璮进据济南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还指望南宋能助他一臂之力，但他一贯反复无常，实在难以赢得信任，南宋朝廷只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璮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河北、山东一带严忠范、史天泽等汉人世侯的支持，但应者寥寥。

宋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命右丞相史天泽（河北豪族，人称三哥，木华黎进攻金国时，率众投降蒙古，以长女嫁木华黎，他也是元朝唯一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人）增援。史天泽到山东后，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于是，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出降。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亲手杀死妻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住。

在审讯李璮时，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场面。严忠范责问李璮道：“你率兵反叛，这是何等行为？”李璮冷笑，回答说：“你们明明与我相约，到了时间却又不来。”李璮话未说完，便被恼羞成怒的严忠范刺了一刀。史天泽又问：“忽必烈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谋反？”李璮说：“你也与我文书结盟，为何背盟？”李璮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引起了史天泽等的巨大恐慌，立即下令砍掉李璮的双手、双脚，在军前残酷处死。

李璮事变时，蒙古淮北戍军被调去参与平定李璮。南宋朝廷乘淮北空虚，派骁将夏贵渡过淮河，在淮东制置司事李庭芝配合下，自新蔡、符离（今安徽宿县）、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发动攻势。当年五月，夏贵攻克蕲县，并乘胜夺取了亳、滕、徐、宿、邳五州。但是当七月李璮平定后，蒙军立即在淮北地区开展反击。南宋乘李璮事变收复的七州四县又尽为蒙古渐次夺回。蒙军在这些地区派兵戍守，将战线重新恢复到淮河沿线。

李璮事变虽然只是局部的，历时也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时间，但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却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从中看到了汉人豪族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便采取迁转和不许军民兼职的办法，果断地解除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之前擅杀李璮的史天泽为人机警，看出了苗头，主动上书请求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多达十七人。

与李璮事变相关的还有王文统被诛事件。王文统原为李璮幕僚，因将女儿嫁给李璮，成为了李璮的老丈人，地位直线上升。不过，他倒并非是靠女儿吃饭的平庸之辈，而是确有不凡的才华。忽必烈攻打襄汉时，王文统的学识引起了廉希宪、张易、刘秉忠等人的注意，被郑重引荐给忽必烈，从此深得器重。忽必烈即位后，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行省事于燕京，主管汉地政务，总理国家规模法度及财政税赋、差发、盐铁诸事，权力极大，对元朝各种制度的奠定起了极为的重要作用。李璮事变后，有人揭发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荛与李璮暗通消息。忽必烈派人查阅王文统与李璮的通信，其中有封信中有“期甲子”的话，十分可疑，王文统对此辩解说是为了推迟李璮的反期。此说自然难以取信，王文统与其子王荛均被忽必烈下令处死。这是元初政坛的一个重大事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

忽必烈身边一直聚集有一大批汉族儒士，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对他们也常常言听计从。然而，王文统事件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幕僚的疑惧心理。刚好此时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被统称为“色目人”，以经商理财见长，蒙古贵族因蒙古人不善商贾，素来把银两委托给色目人代为经商放债，借以获取利息）一起向他进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于是忽必烈逐渐疏远汉人儒士，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牵制汉人。

就在忽必烈用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一个叫阿合马的色目人及时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相貌普通的人会在日后掌握了中央实权，成为元初的传奇人物，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酷吏贪官。阿合马原为中亚费纳客忒（今乌兹别克西南锡尔河北）人，来到蒙古境内后，随侍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弘吉刺氏按陈那颜，最终以巧着善辩和善于理财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阿合马采取各种手段横征暴敛，为忽必烈聚财致物，并趁机谋取私利，导致民众怨声载道。又广结亲属和色目人为党羽，“内通货贿，外示刑威”，把持朝政长达二十年。阿合马打击异己、贪赃不法的行为，甚至引起了皇太子真金（忽必烈之子）和一些主张行汉法的大臣的痛恨。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忽必烈北巡开平（当时已经升为上都），皇太子真金随行，阿合马则以中书平章政事的身份留守大都（今北京）。益都千户王著与一名号称会法术的僧人高和尚合谋，计划乘忽必烈离京之机除掉阿合马。二人经过周密策划，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开始了行动，先派两名蕃僧到中书省，假传皇太子真金的命令，说太子今天晚上要赶回京城与国师共做佛事，要阿合马等中书官员做好迎接的准备。不料两名蕃僧言行举止可疑，引起了宿卫士高觿（渤海人）的怀疑，他下令逮捕了两名蕃僧，严加审讯。两名蕃僧没有吐露实情，中书省官员一时也不明所以。中午，王著派心腹崔总管拿着伪造的皇太子令旨，命枢密副使张易发兵，当天夜里必须赶到太子宫前面。于是张易领兵前往东宫驻守。非常凑巧的是，张易在半路遇到了高觿。高觿问道：“你要去做什么？”张易却不肯明说：“过了今夜，你自然就知道了。”高觿更加好奇，一定要追问，于是张易悄悄告诉高觿说：“皇太子要诛杀阿合马。”高觿原本怀疑有人伪造皇太子命令兴风作浪，正要追查此事，但听了张易这话后，联想到皇太子素来怨恨阿合马，当即不敢再多问。当天晚上，王著亲自骑马去见阿合马，说皇太子马上就到，要求中书省官员立即前去迎接。阿合马不敢怠慢，派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迎接。脱欢察儿等人在半路遇见了王著和高和尚率领的八十余人，其中一人伪装成皇太子，上前厉声斥责脱欢察儿，并立即拔刀杀了他。一行人随即从健德门进入皇城。当夜二鼓十分，假太子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东宫前，大声呼叫开门。守卫东门的高觿怀疑有诈，说：“太子往日从来不走此门，为什么今天要走这里？”坚持不肯开门。王著等人便改走南门，守卫南门的张易放这一行人通过，并召中书省官员前来相见。当阿合马来到假太子面前时，一旁早有准备的王著突然从袖中拿出铜槌，猛击阿合马脑袋，阿合马当场毙命。这时候，高觿发觉情况不对，率军赶到，王著部下一哄而散，王著早有舍身取义之心，挺身请囚，高和尚逃走，后在高梁河被捕获。二人均被诛杀，剁成肉酱，张易也被处死。王著临刑前大喊说：“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死了，将来一定有人为我写下这件事的！”忽必烈听说后，先是怀疑汉臣夺权，但不久后，枢密副使孛罗告发了阿合马贪污等不法事。忽必烈听后勃然大怒，命罢黜其党人七百四十人，且追治阿合马罪，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放狗吃掉其尸肉。阿合马之子忽辛、抹速忽、阿散、忻都等都被处死。一批推行汉法的大臣复出，担任要职。阿合马被杀一案十分诡异，不少人怀疑此事其实是受皇太子真金指使。

忽必烈接任大汗后，花了二十年时间，逐次统一了中国。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大哉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这是以文意建国号之始。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王朝所用的国号，如周、秦、汉、唐、宋，几乎都是源于开国皇帝当初的封邑名称。而忽必烈就是元朝的开国皇帝，是为元世祖，并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为元太宗，拖雷为元睿宗，贵由为元定宗，蒙哥为元宪宗。

宋咸淳八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改名为大都。宋咸淳十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随着南宋的灭亡、元朝的建立，一个空前统一而强盛的大帝国出现了。正是在元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忽必烈所统治的地域之广，亘古未有，成吉思汗雄霸天下的宏图伟业，终于在其孙子手中实现。

3联蒙灭金

成吉思汗在世时，在大举西征开拓疆土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南方西夏、金和南宋的侵略。

先略谈一下西夏。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先后与北宋、南宋、辽、金鼎足而立，割据西北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西夏国力远不如宋、辽两国，甚至及不上后来崛起的金国，但它却善于在夹缝中生存。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决定先易后难，在进攻金国之前，先攻灭西夏。1205—1209年间，成吉思汗三次亲自率军攻入西夏。第三次时，西夏襄宗安全被迫称臣纳贡，并将亲生女儿察合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妃。尽管如此，西夏还是没有挡住蒙古的铁骑，最终于1227年被蒙古所灭。

西夏灭亡的这一年是农历丁亥年。成吉思汗亲自领兵攻打西夏的时候，派人送了两块金牌到南宋四川制置司，明确要求南宋臣服于蒙古。为了炫耀武力，他还派了一支骑兵从铎龙桥入宋境，先攻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随即进围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当时宋四川制置使为郑损，他不思抵抗，急令撤关外成州（今甘肃成县）、风州（令陕西风县）、天水军（今甘肃天水）、阶州、西和州等五州守军，退保武休（今陕西凤县东南）、七方（今甘肃徽县与陕西略阳之间）和仙人（今陕西略阳北）三关。紧接着，郑损又弃关逃跑，并调派一万大军，专门保护他和家眷及制置司官员沿嘉陵江南逃。三关为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为四川外围的要塞，轻易落入蒙古军之手。幸好蒙古军只是试探性的进攻，目的只在大肆劫掠财物，没有趁机攻城掠地，扩大战果。不久因成吉思汗病死，这支蒙古军才撤出宋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丁亥之变”。

从“丁亥之变”中，已经看到蒙古人对中原繁华的窥觑，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仅没有警觉，相反还在后来与蒙古联合起来，灭掉金国。

蒙古未统一前，成吉思汗曾经接受金国封号，向金称臣纳贡。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立即亲自赶到净州（今内蒙古王子王旗城卜子村），向金国进贡。当时金章宗完颜□在位，派遣武定军节度使完颜永济（金世宗子，原名允济，因避金显宗允薛名讳改名永济，封卫王）前往净州受贡。此时的成吉思汗实力今非昔比，已经不是往日那个对金国唯唯诺诺的铁木真了，他要求金国承认他的汗位，结果被完颜永济拒绝。成吉思汗非常生气，因此在拜见完颜永济时，故意不行礼，完颜永济怀恨在心，回去后曾经一度发兵攻打成吉思汗，因为他为人优柔寡断，没有安邦治国之才，最终也没有成行，但蒙金关系却由此恶化。

不久后，金章宗病死，因为无子嗣，完颜永济被拥立即位，是为卫绍王。当金国使者来到蒙古，传达新皇诏书，让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问使者道；“新皇帝是谁？”金使回答说：“是卫王。”成吉思汗听说后，立即南向唾骂：“我以为中原皇帝（蒙古视西夏、金、宋为中原）都是天上人，想不到这样的蠢货也能当皇帝，还有什么可拜的！”拒不受诏，在使者的瞠目结舌中径自乘马而去。金使者回国禀报后，完颜永济勃然大怒，打算等下次成吉思汗来朝贡时，设下埋伏将其杀害。成吉思汗探得虚实后，正式与金国绝交，不再朝贡。

当年，成吉思汗发兵攻打金国，在金西京附近击溃号称四十万的金兵。此后，蒙古军连连入侵，金国难以抗衡。宋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大举南下攻金，金军连连败北。而金国内部也发生了内讧，权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又名胡沙虎）密谋作乱，杀死金帝完颜永济，迎升王完颜从嘉（后改名完颜□）入中都（今北京）即帝位，是为金宣宗。而此时蒙古军已经攻破居庸关，逼近中都，金宣宗决定送公主求和。当时金国皇宫中适龄的未嫁公主共有七人，完颜永济之女歧国公主被选中。歧国公主带着大批嫁妆，嫁给了成吉思汗，公主的母亲钦圣夫人袁氏（汉人）也随女前往，成吉思汗由此退兵。

歧国公主容貌不甚美丽，但却聪慧娴雅，在金国被人称为“小姐姐”。蒙古人对成吉思汗得到金国公主十分自豪，很敬重歧国公主，她后来也得到了皇后的封号，被称为“公主皇后”。又因蒙古人对宋、西夏、金等人统称汉人，故又被称为“汉公主”，但其实其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汉家公主。不过成吉思汗本人只钟爱美女，他一生中最宠爱的是美貌惊人的第二皇后忽兰和第三皇后也遂，对相貌平常的歧国公主只是敬而远之。

尽管如此，金国还是感到蒙古军时时的压力，不久，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后因蒙古军忙于西征，一度放松对金的进攻。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任大汗。他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采取联宋灭金的策略，多次派使者出使南宋，洽谈夹攻金朝事宜。

此时南宋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南宋朝政一片昏暗，朝廷上下看到蒙古势大，金国灭亡在即，也想就此联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可以说，毫无主动权的“苟安”是宋朝一贯的对外国策，自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便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最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能吸取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的前车之鉴，分不清蒙古是敌非友，悲剧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

窝阔台登上汗位后不久就大举进攻金国，分三路大军进军。行动之前，窝阔台曾派使者从山东到南宋，希望能向宋假道淮东，以直接奔袭河南开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掉金国。不过南宋朝廷自立国起，便是以长江为防线、两淮为藩篱。淮东作为两淮战区之一，肩负着防卫京师的重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对于蒙古的这个要求，南宋朝廷并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