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烈的进攻从二月一直到三月。然而，经营多年的钓鱼城防卫工事发挥了最大优势。尽管蒙军擅长攻城，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专恃炮（并非后世火炮，而是投石机）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一》），但在地势险峻的钓鱼城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蒙军始终徘徊在城下，无法前进半步。而远在临安的宋理宗也从奢侈荒淫的生活中惊醒过来，对钓鱼城的战局十分关注，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领兵入蜀，专解钓鱼城之围。这个吕文德，后面在《战襄阳》一篇中还要详细提到他。

从四月初三开始，四川暴雨连绵，电闪雷鸣中，大雨一连下了二十天，蒙军攻势由此受阻。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天气初晴，蒙军立即集中精锐，偷袭城南的护国门，但未能得手。四月二十四日深夜，蒙军绕道西北，偷攻外城，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一度登上城头，与守城宋军展开激烈搏斗，杀伤多名宋军。王坚闻讯立即率勇士力战反击，终于打退蒙军，重新夺回了“一字城”。

五月，四川进入夏季，酷热无比。蒙军士兵耐寒不耐热，军中瘟疫蔓延，士气十分低落。王坚则趁机在半夜率兵出城，偷袭蒙军营地。蒙军惊扰不安，日夜警惕，由于水土不服，又得不到好好休息，战斗力大为削弱。不少蒙军将领劝蒙哥就此收兵，绕过钓鱼城，直奔临安。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蒙哥一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钓鱼城这样难啃的骨头，他的愤怒和傲气被钓鱼城的顽强最大地激发出来，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无视天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发誓要不惜代价夺取钓鱼城。

这时候，宋军援兵正由水路增援钓鱼城，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沿长江溯江而上，于五月下旬与担任阻截宋援兵任务的蒙将纽□在涪州相遇。吕文德采纳将领曹世雄（后被贾似道迫害而死）、刘整的计谋，攻断了纽□架设的浮桥，乘胜追击，猛攻蒙军部署在铜锣峡的水上防线，一度取得了优势。

六月初，吕文德最终冲破蒙军的封锁，进入重庆，随即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钓鱼城。到达三槽山西，与前来阻截的蒙军遭遇。蒙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战船百余艘，击退吕文德援军，并乘势追至重庆。尽管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但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有一天，王坚命人将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及百余张蒸面饼抛下城墙给蒙军，并致信蒙哥，说“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意思是即使再攻打十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而相比于宋军的斗志高昂，钓鱼城外蒙军的状况就相当糟糕了，军士畏暑恶湿，多有中暑者，疟疾、霍乱等疾病也在军中流行。

六月初五凌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乘夜色突破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形势一度对宋军不利。不料天快要亮时，突然天降大雨，蒙军攻势受阻，攻城的云梯也被宋军用木石击断，最终被迫撤退。

汪德臣见钓鱼城地势险要，防御坚固，蒙军无法攻破，竟然为了立功，单骑来到钓鱼城下，想凭借一张嘴劝降守城宋军。据说蒙哥曾评价汪德臣“汝身虽小，胆若山大”。汪德臣单身劝降之举不但是胆若山大，而且是异想天开。宋军的回答非常干脆，就是直接扔下一堆飞石。汪德臣被城上飞石击中后不久，就死在了缙云山寺庙中，时年三十六岁。为了掩盖不光彩的一面，蒙军对外宣布汪德臣的死因为病死。

蒙哥听到汪德臣的死讯后，十分痛心，一度扼腕叹息，更加对眼前可望而不可及的钓鱼城不胜其忿。他想来想去，认为钓鱼城久攻不下，是因为蒙军一直不知道钓鱼城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于是下令蒙军在新东门外筑一高台，打算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王坚得知蒙军在城外筑台后，料到蒙哥好胜，必定会亲自登台窥探城内虚实，于是暗中命人做好了准备。

七月，蒙军高台筑成。七月二十一日，果然如王坚所预料的那样，蒙哥亲自登上高台，想看看这座令自己费神不已的钓鱼城到底有何能耐。不料刚上高台，早有准备的宋军炮石齐发，蒙哥当场中飞石受伤。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不治身亡，死前怒火未息，留下遗言说：“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他至死还是不能对败在钓鱼城之下释怀，由此也可见钓鱼城之战当时酷烈到何等程度。这一史实就是金庸先生名著《神雕侠侣》中神雕大侠杨过飞石击毙蒙哥大汗的故事原型。

与之前的汪德臣之死一样，为了掩饰这一极不光彩的败局，蒙古官方说法为蒙哥染病而死。即使蒙军不愿意承认，但根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均战死于钓鱼城下，蒙军损失之惨重由此一目了然。

蒙哥一死，蒙军无主，不得不北还回蒙古老家，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钓鱼城之战是蒙古军南下攻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尤其是这一胜利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谁都没有想到，在各路蒙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南宋已经危在旦夕，甚至已经有大臣向宋理宗提议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历史却意外地因为这场钓鱼城保卫战而改写了。

就在蒙哥主力大军徘徊在钓鱼城下之时，其他各路蒙军均进展顺利。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在抢渡淮河，渡河之后，立即进兵鄂州。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要冲，为南宋军事重镇，之前由于四川形势岌岌可危，鄂州大部分宋军已经前去增援四川，防卫空虚，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忽必烈认为机不可失，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直逼临安。就当他率领大军到达长江北岸黄陂（今湖北黄陂北）时，宗王末哥派人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身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北返继承汗位。但此次蒙古军南下之前，忽必烈因为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政策，被蒙哥猜忌，剥夺了兵权，刚好诸王塔察儿攻东线无功受责，才改由忽必烈替代。忽必烈知道鄂州空虚，认为指日可下，因此不愿意功亏一篑，决定继续进兵。他派董文炳为先锋，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自己亲率主力由阳逻堡渡江，驻营于黄州白鹿矶，遣人劝降无效后，开始围攻鄂州。宋理宗急忙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宋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

忽必烈在围攻鄂州同时，另外分出两路兵马，一路前往湖南，准备与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另一路由大将郑鼎率领，负责袭扰江西。郑鼎军长驱直入江西，直奔隆兴（今江西南昌）。宋江西宣抚策应大使赵葵急忙从信州（今江西上饶）退保隆兴。蒙军溯赣江而上，攻临江军（今江西清江）知临江军陈元桂登城督战，力竭不能敌，被俘后遇害。宋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陈世昌弃城而遁，蒙军直入瑞州，又扰兴国、南康（今江西星子）、抚州等州县，江西大震。因为江西地僻兵稀，颇有无力解脱南宋京师临安威胁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内侍董宋臣劝说宋理宗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也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请留驻临安以安人心。宋理宗担心吴潜仿效张邦昌故伎，迁都之议遂止。

到了十一月，忽必烈围攻鄂州两个多月，战事完全处于胶着状态。宋军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刚刚增援四川的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冲破蒙军阻截，乘夜突围进入鄂州城中，加强了鄂州的防御力量。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宋京为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忽必烈没有同意。这时，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还虚张声势，扬言要立即进攻临安。贾似道非常紧张，恰好此时传来了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才稍稍缓过气来。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次派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要出发北归，立即顺水推舟，派赵璧为使者前往宋军营议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正在谈判之中，蒙古使者赵璧远远望见蒙古军营摇旗相招，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截杀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为此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从此，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中军政大权。尤其是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除了主动依附于他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隆兴的蒙古郑鼎部以及湖南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三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从而使南宋朝廷多存在了二十年。可以说，完全是钓鱼城保卫战扭转个整个战局。

而蒙哥之死不仅仅改变了中原的战局、延续了宋祚，还缓解了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势力向非洲扩张。当时，蒙军正在旭烈兀带领下，发动第三次西征，先后攻灭盘踞里海以南诸山城的木剌夷国、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并侵入叙利亚（苫国）。叙利亚国王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留守长官献城投降。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密昔儿进军时，得知蒙哥死讯，于是派大将怯的不花率军二万继续攻掠叙利亚各地，自己率大军东还以寻机争夺汗位。结果怯的不花因寡不敌众而被密昔儿军队打败，蒙古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各城得而复失。从此，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走向了低潮，蒙古势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正因为钓鱼城在战争史上的重大意义，改写了世界中古历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就在蒙哥死在钓鱼城下的这一年，宋朝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又创制出一种新的火药武器，名叫“突火枪”。其实早在绍兴二年（1132年）年，宋朝就已经发明了火枪。这种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装火药、子窠（子弹的前身），点燃引线、引发火药后，即可射出子窠。这种能射出子弹的管形火器，经后世改进发展为枪炮。尽管宋朝发明了火药，又拥有了火枪，最终还是没有改变灭亡的命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政权的灭亡，与其说亡于外来强敌之手，倒不如说是祸起萧墙，溃败在自己的根上。

钓鱼城解围后，创建不世奇功的王坚声名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南宋朝廷也加意恩宠，封王坚宁远军节度使、依前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三品），节制兵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

然而，蒙哥的灵柩还未走远，英雄的事迹犹在耳边回响，余玠的悲剧命运再一次降临到王坚身上。权臣贾似道嫉妒王坚战功，生怕他功大压相，将他调回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王坚再也没有回到他全心全意经营的钓鱼城，备受权臣的疑忌排斥，最终于景定五年（1264年）抑郁而死。合州军民听到王坚的死讯后，无不悲痛欲绝，特意立庙祭祀，建碑纪念王坚的功劳——“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至今犹存。王坚之子王安节后来在德祐元年（1275年）保卫常州（今属江苏）时抗击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大军而死。奇怪的是，王坚这样的人物，《宋史》中竟然无传。

王坚被调离钓鱼城后，其部将张珏奉命继续守卫钓鱼城。张珏，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他在十八岁时到新建成不久的钓鱼城参军，因屡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时人称其为“四川枭将”。王坚坚守钓鱼城时，张珏已经成为副将，为保卫钓鱼城立下了赫赫战功，史书称其人“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四川作为战区，仍然是宋蒙反复激战争夺的目标。因此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年）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此时蒙军的水师已经初见规模，水陆两路来势汹汹。张珏将船碇泊在款龙溪一带的江面，截断水流，积成一座水城，挫败了蒙古水军的攻势。咸淳八年（1272年）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蒙古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再次击败了蒙古军的进攻。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宋朝廷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当时入川的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张珏手中。当年从秋天到冬天，蒙古军大力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无法到重庆上任，只能继续留在合州钓鱼城中，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为了解重庆之围，次年（1276年），张珏派部将赵安袭击蒙古军的东川行院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逼迫蒙古军部分回师青居城。张珏又派部将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突破重围，冲入重庆城，增加了重庆守军的防备力量。

只是，就在张珏为四川战区力挽狂澜的时候，太后谢道清和宋恭帝献出了玉玺和降表投降，蒙古军进入了南宋京师临安。当年（1276年）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

六月，张珏派部将王世昌、王立率合州军收复长江上游重镇泸州神臂城（今属四川）。王世昌等在泸州义士刘霖导引下，与城中合江人先坤明里应外合，一举收复神臂城，还将留驻的蒙古西川行院诸将家属全部俘虏。正在围攻重庆的蒙古西川军听说家属被俘，被迫撤退，回师救援。而蒙古东川行院不愿单独围攻重庆，也退兵而去。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连破元军沿江诸寨，解大宁（今四川巫溪）之围。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四川奉节），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1276年）年底，蒙古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1277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1278年）正月，蒙古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蒙古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蒙古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己割破脖颈而死。

钓鱼城最终于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落入蒙古元军之手，此时，距离蒙哥死在钓鱼城下整整二十年。只是此次也并非元军攻城取胜，而是宋守将王立（张珏副将）主动开城投降。据说王立义妹宗氏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宗氏又称熊耳夫人，原为元军千户熊耳之妻，也是元朝大臣李德辉的同母异父妹，王立攻破泸州时将她俘虏，因爱其美色，收为小妾，但名义上为王立义妹，以掩人耳目。元军兵临城下时，宗氏力劝王立投降元军，并表示愿意利用兄长李德辉（时任西川行枢院副使兼王相）的关系居中说和。

此时，重庆已经陷落，南平、夔、施、思播也均为元军所占据，只剩下钓鱼城一座孤城在苦苦支撑大局。王立料到无力独守，于是派宗氏出面找李德辉斡旋，以“不屠戮百姓”为条件向元军投降。钓鱼城就此结束了为宋坚守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鏖战历程。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蒙古平定巴蜀战争的结束。

虽然蒙哥死前曾留下遗言：务必杀尽钓鱼城民。但因为钓鱼城主动投降，李德辉又事先答应了王立的不杀百姓条件，相对开明的忽必烈同意赦免钓鱼城军民，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蒙古人依旧不能忘记昔日钓鱼城下的惨烈，将钓鱼城的居民重新迁回合州旧城，同时拆毁钓鱼城的城垣及全部军事设施。作为军事要塞的钓鱼城，曾经力撑全局，最终伴随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走进了历史的尘埃。

元军开入钓鱼城后不到一个月，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在□山覆灭，南宋王朝就此灭亡。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

重浆来，奔盏舞，宋为鱼，金为饵，天下事，可知矣。

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

我非捕鱼者，长歌当钓史，丈夫出奇报天子，应与此山争块垒，悠悠万古长江水。

——李作舟·《鱼山曲》

钓鱼城金戈铁马的风云岁月，尽管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四川军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辉事迹却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钓鱼山作为这些事迹的见证也名垂千古。“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即使在今天，徘徊在钓鱼城古战场上，依旧有英风回荡，雄气激昂，令人不由自主地热血衷肠。

岁月的迷雾遮不住钓鱼城当年的雄姿英发，时光的磨砺消不掉鲜血写就的巍然丰碑。历史的星空上，总会有英雄人物熠熠闪亮。只是，自以为能够指斥江山、主宰全局的皇帝宰相并没有能够改写历史，反倒是一些看似普通平凡的人物，如余玠，如王坚，如张珏，却能在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用自己的才智、热血和忠诚将本不光彩的历史谱写得壮丽辉煌。

5战襄阳

襄阳（今湖北襄樊）筑城于汉初，以地处襄水（今湖北襄樊南渠）之阳而得名。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群雄逐鹿于此，多有战祸发生。三国名将关羽兵败身死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关羽进攻曹操控制下的襄阳，导致荆州防守空虚，被东吴趁虚而入。

到了南宋，襄阳的地理位置之重要急剧凸现。南宋的国土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带状结构，经济支撑全靠东南的江淮地区和西边的川蜀地区，而襄阳所处的荆襄（即京襄，又称京湖，泛指今湖北襄樊到武汉一带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纽带，“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作为东西伸展、南北交会的关键环节，荆襄的双刃剑效应更加凸现——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是南宋京师的上游屏障；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下游建康（今江苏南京）、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隐患和压力。

南宋初年，名将岳飞北伐，与伪齐政权大将李成会战襄阳。岳飞命大将王贵“以长枪步兵，击其骑兵”，再命大将牛皋“以骑兵，击其步兵”，创下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例。收复襄阳后，岳飞因“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根本”，开始对襄阳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意图将襄阳建成南宋北伐的基地。

在岳飞的苦心经营下，襄阳开始初具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可攻可守的军事要塞（至今襄樊城墙上仍有“岳”字砖）。不过岳飞在时，鄂州（今湖北武昌）依然是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将京湖制司衙门由江陵（今湖北荆州）移到了襄阳。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

在讲《战襄阳》之前，先大致回顾一下宋蒙双方交战的缘由：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六月，南宋违约出兵，先后攻占开封、洛阳。八月，蒙军大举反扑，宋军全线溃败，退回宋境。这样，南宋再次重蹈之前北宋联金灭辽的覆辙，在联蒙灭金后，由盟友转变为敌人，双方迅速形成直接对抗的姿态，从此兵连祸结。

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蒙古以宋违约败盟为借口，调集军队，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宋蒙战争自此开始。蒙古这次侵宋，兵分三路，阔端（窝阔台次子）统兵攻四川，阔出（窝阔台第三子）统兵攻荆襄，口温不花攻两淮。

四川、荆襄、两淮即南宋所谓的“三边”防御体系，这三处自宋蒙开战直到南宋灭亡，便一直是双方反复争夺较量的三大主力战区。南宋的抗战也始终是东西呼应的局面：西恃四川、中拒荆襄、东恃两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