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田支队登陆时大雨连天。

连日的阴雨叫中国守军在精神上似乎无法集中。杨森指挥部队在舒城和桐城构筑前进阵地，提防着从合肥而来的第6师团，却忽视了从长江登陆的波田支队。6月12日傍晚，波田支队先是冒雨占领了安庆机场，随后一袭而下安庆城，前后竟不到3个小时。

此时同样向安庆进发的第6师团还在泥泞的路上。

安庆陷落得太容易，蒋介石要制裁杨森，但一想，川军中盖过杨森、王陵基的，又不容易找，思来想去，只好作罢。杨森后来却主动找到蒋介石，说自己的部队，就是第133师李介立那个团，由安庆往潜山退的时候，全团殉国。蒋介石一听，顿觉悲壮，计划给杨森奖励。不过，没多少日子，李介立的士兵陆续出现在武汉。原来，向潜山撤的时候，这个团分散转移，一时间没能联系上杨森的司令部，后者以为他们都阵亡了。

如果有手机的话，这时候蒋介石再给杨森打，那么后者一定关机了。

杨森摆了乌龙，畑俊六则在放烟幕弹。

攻取安庆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叫日军在宣传上刻意迷惑国民政府，造成一种日军不想沿江攻打武汉的假象。在他看来，只有进占江西湖口或九江后，才可把沿江进攻武汉的战术意图暴露出来。所以日军放出风，下一期进攻重点放在浙江，以蒋介石的老家宁波为目标。

实际上日军这个做法完全多此一举，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波田支队袭击安庆前一天，东京陆军参谋本部的今冈丰大尉几个人飞抵上海，跟华中派遣军主任参谋公平匡武等人会商武汉作战的细枝末节。就在开会时，他们接到花园口决堤的消息。

尽管如此，公平匡武还是坚持派一个军的兵力照走平汉线，哪怕遇到再大困难，也要横渡黄泛区，因为他坚信这个进攻路线的战略价值最大。公平认为，走平汉线右翼可以窥视陕西，必定会牵制中国军队的不少兵力。如果沿大别山西进，看似是斜插，实际上打的照样是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国军队的正面，必然陷入层层抵抗。

但大本营意见不容更改。

公平匡武说：“沿大别山进击也行，但平汉线一路也别撤销，加上长江一路，三路人马合击武汉。”

东京来人的回答是：“似无必要啊！”

公平匡武说：“如果一定这样，那么必须增加华中派遣军的后续力量，把华北方面军的兵站部队多多地划给我们点。”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东京来人说是会商武汉会战，其实只带来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协调兵站问题，怎么把华北方面军的兵站部队调到华中，另一个就是运输船舶的拨划。

东京大本营和现地日军把意见统一起来后，进入6月下旬，组建了专门担负主攻武汉任务的第11军。

1938年6月21日深夜，正在东北担任第2师团长的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突然接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急电：“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

赶回东京后，7月1日，冈村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报到。

第11军司令部正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搭建班子，配属给冈村的参谋长是吉本贞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德岛县人）、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长野县人）。后者在一个下午拜访了冈村，随身带了不少小字条，字条上写满武汉攻略的想法。两个人在偕行社新馆的顶层进行了一番密谈，谈到一线日军的战力和军纪问题，冈村提到一句：“这次打武汉，我所指挥的部队主力，还是打南京的那批人。但武汉不允许再发生南京一样的事。”

随着一个个话题结束，宫崎手里的一个个小字条也被揉成团，扔进火盆。冈村是非常细心的，他取出火柴，接连把纸条点燃。

前往中国的前一天，7月5日，冈村带着吉本贞一入宫拜见天皇。

昭和说了些客套话，冈村也回了些客套话，随后从皇后良子手里接过来一条为其亲自编织的围巾。

最后昭和天皇说了一句话：“将军是帝国少有人物，希望顺利攻下武汉，结束‘中国事变’。”

武汉会战事关重大，大本营最初考虑第11军司令官时有三个人选：

首要人选是时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官的下村定中将；

其次是冈村宁次；

第三是陆军大学校长塚田攻。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希望他所欣赏的下村定入掌第11军。一向低调沉默的参谋次长多田骏这次居然公开反对这位亲王。他是不喜欢下村的，在下村做他的部下时，他显得特别心高气傲，说下村没实战经验，希望陆军大学校长塚田攻出任该职。就在争执不下时，新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冈村宁次出任第11军司令官。板垣的理由倒也充分：冈村在中国待过多年，曾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对华中地理非常熟悉，而且实战经验丰富。

就这样，鹬蚌相争，冈村得利。

从指挥角度来说，冈村也确实是当时日本军中难得的人物。中日开战后，当板垣等人亲率师团转战时，冈村带着仙台第2师团窝在黑龙江。由冈村出任首任司令官的第11军，后来一直转战中南地区，成为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一支机动野战军，也是作战实力最强大的兵团。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最残酷的大战，都是跟第11军打的。

7月12日，冈村宁次带着司令部在上海登陆，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前来迎接。在此之前宫崎周一已先期到达。

畑俊六对冈村说：“武汉会战的首要任务是攻占武汉，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则放在第二位。以沿大别山进攻的第2军为助攻部队，以在长江两岸西进的第11军为主攻部队，重点进攻放在长江北岸，南岸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作迂回切断粤汉线。”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东京对武汉的政治作用太过看重了。

冈村则向畑俊六提了一个条件，由于攻略武汉主要走长江水路，陆军和海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协作联系，所以必须跟海军签订一系列协议，防止海军和陆军互相不买账的情况发生。

畑俊六说：“这是必然的。”

在协同作战时，海陆军互签协议，是日军的一个传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纠纷也是经常出现，主要是一贯自视甚高的海军不买陆军的账。自开战以来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了，攻占青岛和连云港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海军的独断专行叫陆军十分看不惯，但最后又没办法。

就这样，华中派遣军、第11军跟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以及具体参战的第3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陆军航空部队（司令官德川好敏）等走马灯似的签了一系列协议。

由于安庆已被攻下，冈村召集幕僚制定新的作战计划，也就是攻占江西九江和湖北黄梅的计划。华中派遣军主任参谋公平匡武和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都参加了，后者留在第11军协助冈村。此时归属第11军战斗序列的，有第6、第101、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后来第9、第27等师团加入）。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

接着说波田支队。

陷落安庆后，把城池交给守备队，然后他们马不停蹄继续溯江而上，扑向下一个目标湖口。

要想拿下湖口，必须穿越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位于江西彭泽县东北（距九江40公里），是长江通往江西、湖北的咽喉。这段长江江心为一片沙洲，把江面分为两片，北边的水道淤塞不通，南面的水道则极为狭窄，而且水流湍急。岸边就是马当矶，此矶虽只有百米多高，但形势突兀险峭，是极好的天然要塞。

为拦截日军逆流而上，中国这边很早就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在各要塞地区实施拒敌工程。

马当阻塞工程与其他要塞不同，是直接在江水中构筑了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仅在南岸留了个可通过一条船的缺口。

阻塞线最底层用铅丝形成大网，里面塞上树枝和石块，用水泥搅拌凝固，然后沉于江底。为避免被激流冲击，在上游处用固定的铁锚拉住，在下游处用打入江底的木桩拦住。中层是帆船和铁驳船，里面堆上尖利的巨石和铁锚，同样用水泥凝固，做成鲨鱼牙齿般的人工暗礁。

暗藏在江水中的阻塞线完成后，低于水面两尺左右。到了1938年夏，进入雨季，由于涨潮，江水大涨，使暗礁和水面距离超过了5尺，于是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施工，按设计底层的方法，在暗礁上又加了一层乱石。

最后，在水面上又布了3道水雷线。岸边险峰上还有可以控制江面的炮台和机枪阵地。这样一道防线，不可谓不是精心打造。但不怕强大的敌人，就怕愚蠢的队友。任何时代都是这个理儿。

接下来，看看马当要塞出了什么乱子。

波田支队乘舰船开抵马当火线外围的江面，前面的一千多枚水雷已经叫日本海军第11战队的扫雷部队郁闷多日了。扫雷艇只要一靠近布雷水域，就被两岸中国守军的炮火打翻。波田支队的士兵在船头像观看露天的战争电影一样，远远地望着他们的扫雷艇在中国军队的火力下冒死忙活。

要塞争夺战，最好打迂回，日本人自然是行家里手。但波田此时并不着急，因为这个时候，他手里有一份情报。直到6月24日凌晨4点，他才下令在马当东面的香口至东流一线强行登陆，随后向马当要塞核心阵地长山包抄进攻。

为什么选择这一天？

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第3舰队将军舰上的武器拆下来，后沉舰船于青岛湾。青岛陷落，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着一部分海军士兵打游击；另一部分士兵在副司令谢哲刚带领下辗转来到武汉，后谢受命组建江防要塞司令部并出任司令，下辖3个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

为防止日军从侧后登陆攻击马当炮台，用钢筋混凝土在马当以东的香口、长山构筑阵地。其中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放在香口（该总队另两个大队由总队长康肇祥带着在湖口要塞守备）；第2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守备长山阵地（8个钢筋水泥的重机枪掩体）。两阵地人马加起来，有2000多人，由第2总队长鲍长义统辖。他上面，是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

阵地上的士兵多来自海军，尤其是炮手，以前也只是在军舰上掌控舰炮，只熟悉直接瞄准目标，不会间接瞄准目标。这段时间，在鲍长义组织下，炮手一直在练习间接瞄准技术。

马当要塞司令部上头，还有一个马湖区要塞指挥部（统辖马当、湖口两要塞），司令李蕴珩，时任第16军军长，手下有3个师。在香口方向，除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外，还有第16军第53师的一个团。第16军的第60师、第167师放在了彭泽县城和太泊湖（彭泽县城东北17公里）。

李蕴珩这一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人一旦上了岁数，就有点怪了，这李军长之怪就在于：眼前强敌压境，马当火力线之外的水域，都已经看到日军舰船了，而他却不慌不忙地办了一个培训班。这培训班的名称很大，叫“抗日军政大学”，自己任命自己为“校长”。6月10日开的课，把部队排以上军官和地方政府的保长、乡长都召到马当镇，进行为期两周的江防战术学习。6月24日这一天，要举办“结业典礼”，要军中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

在日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对李蕴珩搞这一套，鲍长义第一个反对，为此跟李吵了起来。李蕴珩说：“你爱参加不参加，你是海军的，我管不了你，但我的部队都必须参加。”

鲍长义脾气也可以，二话没说，扬长而去。

6月中旬的一天，白崇禧来马当要塞视察，勉励将士严阵以待、誓死杀敌的同时，特别提出江防部队和第16军要配合好。白崇禧来的时候，马当要塞的掩体刚脱模，负责设计和修建的工程师对陆战队支队第2大队队副杜隆基说：“真希望短期内别发生战事啊！”

杜隆基笑，说：“可能么？人家才不管你工事是不是刚脱模。”

工程师傅方衡、沈鸣荣曾参与设计和修建江阴要塞，听到这里不禁黯然，说：“当初鬼子攻下江阴，杀戮无算，南京劫难，世上仅有，我们羸弱啊，日本人就必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吗？”

杜隆基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说：“所以要抗战，为自己，也为后代。”

早在6月17日马当要塞前方江面就发现敌情了。当日，杜隆基在长山阵地的观测所用高倍数望远镜发现封锁线和布雷区外的东流一带江面出现3艘日舰，周围是些小艇，艇上日军用火炮胡乱发射，有的水雷被击中，掀起二三十米高的水柱。杜隆基长期供职于海军，仅凭声音判断，就知道敌人当在要塞外30000米左右。但随后几天，日舰没有更大的动静。

日军似乎在等待什么。

6月23日，李蕴珩命令，所有学员到马当镇参加转天早8点举行的结业典礼。

就这样，第16军排长以上军官都在前一天来到马当镇，包括守香口到东流滩涂的第16军的那个团，从排长到团长都走了，整个阵地的最大部队长是班长。

上尉以上的军官都有请帖，杜隆基也收到一份，但鲍长义已经命令部下任何人不得参加，所以23日午后他只是看着不少第16军的军官结伴从阵地前的公路上经过，去参加转天早晨的典礼。

当晚，陆战支队第2大队长金宝山到指挥部找到鲍长义。两个人都是从青岛撤下来的，私下里关系也很好，金宝山问：“长山守得住么？”

鲍长义说：“不是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要鬼子多扔下点尸体。”

金宝山觉得是这个理儿，说：“这个时候16军还搞什么结业典礼，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去马当镇了，阵地群龙无首，尤其是香口到东流一线，鬼子要趁机登陆怎么办？”

鲍长义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最后抬起头，说：“事情已经这样，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只要严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好，你早些回去休息，也许恶战明天就来了。”

金宝山就要出门的时候，鲍长义在身后大喊道：“妈的！李蕴珩这个混蛋就应该上军事法庭！”

6月24日天蒙蒙亮，在隐约的枪声中，鲍长义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太过紧张，他甚至一时不能确定那枪声是来自梦里，还是现实中。他立即起身，带着卫兵视察阵地，提醒弟兄们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鲍长义在望远镜里注视着江面的敌情。

当把望远镜转向香口阵地时，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尽管距离很远，还有雾气，但仍注意到在香口阵地活动的部队身着模糊的黄色军装。

他脑袋顿时大了一圈。

随后鲍长义给驻扎在香口的第3总队第1大队打电话。

两个阵地每天都联系一次。但那边已经没人接听了。又跟防守在那里的第16军的那个团联系，还是联系不上。鲍长义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把侦察员派过去，没多久，侦察员回来报告：香口满大街都是日军！有陆军士兵，也有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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