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以后，张朝晖再次出现，地点仍然是北京首都机场。但候机楼已变，如今的候机楼被称作航站楼，是崭新的。楼里面更是金碧辉煌，空间无限，叠墙架柱、遥遥在望，简直就像宇宙本身一样。在这样的地方行走你会觉得渺小，比待在室外的天空下更加地微不足道。

这一次，张朝晖是从里面向外走，仍然拉着一只拉杆箱，但箱子小巧精致了许多。他的身边走着一帮老外，也都是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张朝晖不免气质大变，一张很中国的脸上有着一副超越民族人种的表情。没再穿正儿八经的西装了，身着一件裁剪合体的中山装（也称毛制服），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料子也挺括，口袋方方正正。右侧的胸袋上方绣了一面无不别致的中国国旗。小红旗是张朝晖亲手绣上去的，非常地妥帖平整，就是一根斜挎胸前的书包带子也难掩它的光辉。

书包带的下面吊着一只黄书包，属于“文革”时期流行的式样，但感觉却不落伍，此时此地彰显出鲜明的个性，而且也非常时尚。总之，这也是一件很中国但超越了中国的事物。

浑身上下，张朝晖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但乍看上去却又那么平淡无奇。和十四年前相比，他几乎小了一圈，是人老收缩还是健身所致，这就不知道了。甚至那张蒙古人种的大脸盘也消瘦了不少，下巴颏变得分明起来。黑发转灰趋于收敛，发际线上移，暴露出更多的额头。

张朝晖蓄了一点胡子，但也不过分，绕着嘴唇四周一圈，靠近下巴的地方略长。总而言之，他显得朴素而自信，轻松的同时又充满了好奇，正一弹一弹地向航站楼的出口走过来。如果你觉得张朝晖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他会告诉你那是因为鞋子的弹性好，还会说鞋子很重要，在这方面自己是舍得花钱的……张朝晖边走边看，目不暇接。久违了中国，久违了北京，这样在心里呼唤了几声，仍然没有物是人非或者人是物非的情感在他宽阔的胸膛里涌现。也许是因为见到的一切都是新玩意儿吧，压根没有可供回忆的蛛丝马迹。回到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任何证据能加以证明。这儿太不像中国了。那么像哪里？哪里都不像，完完全全是一个新地方。周围活动着的中国人（旅客、机场服务人员以及下班的空姐）就像是离乡背井，流落到此的。

和张朝晖一样，他们的表情也异于十四年前，服饰、姿态也已经大变。但变化的方向却与张朝晖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他们和他就像是在彼此隔绝的环境里独立经历进化的两种生物，起源一致，但再次相逢时已是面目各异了。

关于中国的变化，关于如今的中国人，张朝晖一时还总结不好。机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随着行走的深入，张朝晖看见了更多的同胞，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更近了。在一条代步的自动履带上，他和他们几乎挤成了一堆，一些只言片语飘进耳朵。

啊，语言，啊，北京话，的确是变化最少的。张朝晖刚刚感觉到些许亲切，一分钟之后就觉得非常可怕了。首先，那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叫喊。其次，不是对着某人叫喊，而是对着电话（手机）在喊，真是太古怪了。

“小马，我到啦，你把车直接开到八号门……什么？还在路上塞着？早你干吗去了，操你大爷的……”

“……一次付清是本事，按揭也是人生的经历不是？……苦逼是苦逼了点儿……”

“……你丫的大声点儿……”

……手机几乎人手一部，当张朝晖发现一部，接下来就势不可挡了，发现了无数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手机，都在扯着嗓门喊，电话铃声和短信铃音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想起当年自己在大王村为打一个电话备受折磨，张朝晖终于有些感慨了。他将手伸进书包里，摸到了他的手机，但动作是相反的。张朝晖坚决地关了机。

下飞机后他就在振动状态下打开了手机，因为石川先生交代过，抵达北京后电话联系，他会派人来接。此刻张朝晖也顾不得这些了，既然石川的电话没打过来就等会儿再说吧，他可不想加入到手机的大合唱中，更不想回忆起任何关于电话的前世今生。他只想一个人待会儿，独自踏上这块不无陌生的土地，当年去美国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张朝晖谁都不认识，除了那个根本帮不上忙的eric。人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激发出强大的潜能，这潜能太重要了，不是助力，而是根本……他随着人流向航站楼的出口走去，经过了一系列的小店商铺，其中不乏书店。这些书店多半是半敞开式的，展柜里陈列着花花绿绿的报刊，似乎没有书，或者说书也装帧成了画报的模样。无一例外，都兼带销售影碟以及音乐光盘。对着大厅摆放着硕大的电视机，大功率的音响分列两边。电视屏上人影晃动，音响则释放震天巨响，让你不看不听都不行。

即使你不懂中国话，图像因素总归是全球共通的吧，无须翻译。难怪电视前面总是围着人，就像那些人来这儿不是为了乘飞机旅行，而是专门看电视的。就像他们家里没有电视，这段路也不是位于机场大厅里，而是在菜市场附近。

按照张朝晖的本意，他是不会停留的，或者说他也没有料到会在这样的地方停留。实际上他已经走过了三四家书店，第五或者第六家也已经快过去了，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张朝晖感到不踏实，于是就试着退了一步。

张朝晖脚下不动，身体稍稍后仰，转过头从人缝里扫了那电视一眼。这样他便看见了常乐。后者不是在围观的群众中，而是在电视里，独自一人霸占着整个画面。电视里的常乐此刻正侃侃而谈，乍看之下，张朝晖还以为他在说书呢：中式缎子大褂，胸前一溜盘扣，手上还捏了一把折扇。常乐的前面则放了一张条案，上铺紫色绒布，一只白瓷茶杯放在上面。背景则是龙飞凤舞的巨幅书法作品，张朝晖看出来了，乃是出自常乐本人的手笔。

张朝晖一时也无法顾及书法的内容，让他感叹的是常乐的装束，比自己还要超前。自己不过是小国旗加上黄书包，让人不禁联想到新中国和“文化大革命”，而常乐已经回到了古代，至少也是民国。那么怎么说是“超前”呢？在张朝晖的理解中，倒退即是超前，中国即是国际。这一认识他还以为是自己的秘密发现呢，没想到……容颜就不必说了，毕竟十四年的岁月沧桑，但常乐的那张猴脸还在，只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只中年发福的猴子了。常乐的动作依然猥琐，脸上的表情却丰富之极。这只猴子的确是在说书，但并非评弹大鼓什么的，而是在说儒家的第一经典《论语》。

张朝晖反正不赶时间，于是便走了过去，加入到围观的人群中，充当起一名观众。只听常乐说道：“三十而立就是说到了三十岁你就立住了，有了立身之本。立身是要本的，关键就是这个本，你有还是没有？你是家里有钱，还是父母是大官？要不学问特别好？现在的人读大学，本科已经是小儿科了，还要读硕士、博士、博士后，还得出国深造，花了无数的银子，读出来已经老大不小的了，对象还难找，他们有病啊？非也，这就是在积累这个本，文凭就是这个本……”

听了一会儿，张朝晖实在忍无可忍，倒不是因为常乐的胡言乱语，而是边上看电视的家伙一副深有所悟的模样。常乐每说一句，都会有人不禁点头，嘴巴里还哦哦地答应着。张朝晖羞于和他们为伍，于是便拉着箱子走到收银台前。

“同志，我要买那位先生演讲的光盘。”他说。“哪位先生？”售货员小姐问。张朝晖指了指电视机，“就是那位讲《论语》的先生。”“哦，您是说常乐教授呀，他的国学特好卖。”张朝晖不禁愣了一下：这小子什么时候成教授了，而且是国学教授？

他不搞艺术了？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让张朝晖更加迷惑不解的是，那常乐和自己一样，一天大学没上过，最多就是个高中毕业，否则当年也不会走画画这条路了。这样的家伙竟然大谈文凭是立身之本，谈什么博士后和出国深造，这些都是和他完全不搭界的。当真是物是人非啊！张朝晖终于由衷地感慨起来了，并且为自己的感慨而感到欢欣鼓舞。

拿上光盘，这航站楼就再也没有理由停留了。张朝晖大踏步地前进，超越身边的旅客和纷繁乱象，终于出了建筑物。

他钻进出租车，直奔早已预订好的酒店。这家酒店是他通过互联网预订的。他在网上至少搜寻了一个星期，最后才确定了这家，价格相对便宜，档次却不低，据说相当于四星级。尤其是酒店的名字起得好，叫作“长城长”，长城长大酒店。

以前北京就有一家长城饭店，是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老牌“长城”仍然在，可惜房间太贵了。还是在大王艺术村的时候，张朝晖就曾经想过，以后混得好一定要住一把长城饭店。如今自己真的成了外宾，才知道外宾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节俭的。不是说他要学习这种节俭，而是骨子里已变成了那样，住长城饭店真的舍不得。然而当年的情结犹在，张朝晖于是想，那就住“长城长”吧，况且还多了一个字。

从首都机场到“长城长”这段路张朝晖差点没被吓昏过去，人喊马嘶，烟尘滚滚，北京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东西南北自然早已辨认不清，加上司机见缝插针专走小胡同，时快时慢，左突右拐，张朝晖不禁感到天旋地转。高耸于半空的建筑物没有一栋是他认识的，每一栋建筑都那么地庞大、式样奇特。一处立交桥上停满了各式大排量的好车，就像展览似的排在那儿不动，喇叭声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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