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久片山内阁就倒台了，吉田茂第二次登上了首相宝座，田中在此之前就加入了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他被任命为了选举部长，同时担任理研产业社长和家乡的长冈铁道社长。

吉田茂之所以对田中角荣委以重任，并非是看中他的才能或是政治才能，而是觉得他筹集政治资金的能力和老于世故。吉田茂如获至宝，就像是织田信长遇到了藤吉郎（丰臣秀吉）。

田中角荣很像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子，足以让老人们疼爱异常。作为选举部长，田中没有辜负吉田茂的希望，他不仅把自己党派的选举搞得井井有条，还把其他的党派的选举资料查了个底朝天。根据这些资料，田中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金钱限度，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竞选策略。就在不知不觉中，田中成为了时常出入于首相吉田茂最为信任的心腹政治家之一。

选举之王的立法情结

就像是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善于考试一样，无疑田中的能力体现于他很会搞选举！

田中角荣在吉田政府中担任法务省政务次官的时候，因为收受贿赂而被捕。但他竟然在被拘押在东京拘留所的时候，仍然参加了1949年的总选举，得到保释后竟然是以得票第二的成绩高调当选议员。这个时候，田中刚刚30岁，而这次选举中，他结识了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一系列决定日本未来的重要人物，并且和这些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作为选举之王的田中，也试图希望自己能够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当初他因为反对立法而遭到了***的处罚，而这一次他想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以弥补当年自己的遗憾。

他参与了多项议员的立法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制定《建筑资格法》。在记者采访田中角荣的时候，田中毫无掩饰的阐明了他积极参与立法活动是他的政治观念：“民主政治就是投票政治，投票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国民是国家的主权者，政治家是国民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必须基于民意进行立法活动，立法活动如果不是议员立法是不行的，新宪法规定立法权归于参众两院，对政府的法案提出权只不过是认可而已。行政府应把外交、预算以外的立法活动全部委托给立法府。但是立法府即使说他们能干，也无法全干，这是因为民主政治在日本历史尚浅，政党还不具备立法的能力。”

作为与战前政治没有任何牵连的战后一带政治家，田中通过直觉认识到了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国民，你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田中总能在选举中胜出了吗？因为田中认为他是被国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国家的政治家，以法律的形势推行政策是理所当然的，我参与立法的法律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的。理念决定了方向，也决定了人生！田中用参与立法的方式，继续在为自己获得更多的人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更多底层民众的好感。

在参与了《建筑资格法》后，后来又参与了《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等的立法活动，这些法律成为了支撑日本战后住宅政策和道路行政的支柱。

在田中角荣参与制定的30项立法中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被称为“道路三法”的《道路相关法》，这部法律之所以称为“三法”，是因为它是道路法、汽油税法、收费道路法的合集。

汽油税法是想通过征收汽油税筹集建设道路的资金，这种税收是当时世界首创，对扩大日本国内的税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个法律大藏省曾经表示过反对，理由是这样的法律会干扰到预算的编制，汽车制造业和石油业也担心这样的法规出台后会影响到汽车销路所以表示反对。

田中应对的方法很简单，他明确表示汽油税收原封不动充作建设道路的财源，而是用其中相当规模的金额与其他财源并用，这样就可以和大藏省的审查框架脱钩，从而压制了反对论调，这正是田中角荣变通的智慧所在。

在当时的建设相佐藤荣作的支持下，法案顺利地通过了。

汽油税法确保了建设道路所需的固定财源，此后道路建设制定了以5年为一期的长期计划，并且不用和大藏省交涉预算的问题就可以进行道路建设，日本的道路建设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时代，而道路的发展，也带动了汽车业的高速发展，石油业的利润也与日俱增，之前所有人的担忧全部都被消除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事件，田中角荣和佐藤荣作建立了牢靠的同盟关系，这成为了他日后能够成功登上首相之位的起点。

天马行空

田中角荣的能力表现在他无先例可循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当人们都在受法律的制约去思考问题时，田中却在想应该去修改法律从而适应自己的行动。

这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充满了灵活性和政治能力的人，田中的选举后援会是最牛的，他根本不需要党部操心去筹集资金，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支撑自己的政治生命。田中制胜能够屡屡在选举中制胜的原因，也源于他的想象力，他最早将选举的市场定在了广大的农村地区。

而当时日本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动，旧有的共同体式村落秩序已经土崩瓦解。农村人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心度上升，仅靠一部分有影响的人拉选票变得越来越困难。

田中角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城市化让城市和农村，中央与地方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只有逐渐消除这种差距，才能把农村的选民拉回来。

所以，他的竞选在农村的宣言主要是针对政策会向农村倾斜，而公共事业项目和建设工厂成为了农村地区开发最重要的课题。

在新潟县农民众多，他们更关心农地改革，更关心这些改革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被田中一直鼓吹的道路建设，整备农田等政策主张所吸引，而且田中这些承诺都在他未来施政的过程中实现了，日本的农民到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民，这在日后造成了日本城市人口的回流。

就这样，田中的后援会“越山会”成为了当时最成功的后援会，当时田中家乡的土建公司纷纷加入“越山会”，会员一度曾打到过95万人。越山会还在各村庄都设立了分部，总数超过了300个。如果“越山会”说自己在竞选中排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田中在1952年10月的总选举中首次以得票第一当选，从此以后一直连续保持得票第一的位置。

随着田中在中央政坛地位的上升，形成了以土木建设业者为中心的各种金钱关系，这在历史上被称作“田中金脉”。这种将选票、公共事业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的特有敛财术成为了田中的招牌，并未日后的各个政治家纷纷效仿。这无疑都源于田中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后边的事，变得很顺利，1957年田中受到佐藤荣作的推荐，出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相，当时他只有39岁。就在此期间，他也继续发展着他的“田中金脉”，东急公司的五岛庆太，国际兴业银行的政商小佐野贤治都成为了这条金脉的最新枝杈。

池田内阁时代，田中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1962年7月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藏相，当时田中只有44岁。当然，这和池田勇人和田中角荣的姻亲关系，不无关系（池田的外甥娶了田中夫人的妹妹）。

在此之后的佐藤内阁中，田中一直位居党内或内阁的要职。田中虽然身处要职，但每每不忘拉拢人心，他时常会对自己的下属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没有才学的人，诸位都是天下的秀才，所以请大家大胆工作，有什么责任由我承担。”

不过问工作细节，而敢于为部下承担责任又是田中一项属于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让他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大藏省的官员们频繁出入田中的寓所，成为了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田中角荣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能力，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解决了无数的财政难题。前文提到过1965年5月，山一证券公司陷入了经营困难，此时的田中果断地向山一证券提供了无担保、无期限的特别融资，避免了金融恐慌，也避免了国民对于金融业的不信任。

竞争对手

漂亮地解决了金融危机后，田中的脑子又开始转了，他此时已经不需要在拉拢有钱的人，而是转向拉拢更有文化的人，池田大作就成为了他主要拉拢的对象之一。

池田大作1928年生于日本东京，他的头衔很多，在日本任创价学会的会长，创立了创价大学，他一生不断与世界上各国的有识之士交往，为了推进和平、文化、教育事业。在中国他和周恩来总理成为了莫逆之交，在中日友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现在仍然是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名誉教授。

池田大作对人生、对亲人、对爱情、对教育谦和大度的态度，和他深厚的学识赢得了日本内外学界的一致肯定。

当然，田中结识池田大作并非只是看重他的学识和名望，更重要的是池田大作负责的创价学会当时还没有政教分离，池田大作事实上控制着公明党。公明党是当时仅次于社会党拥有20个议席的在野党。

做了这么多准备，田中角荣的目的自然没有这么简单。

1968年12月，田中角荣第二次出任干事长，当时政界围绕佐藤接班人的问题已经暗潮汹涌。

当时最有可能成为佐藤荣作接班人的只有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两个人。

福田赳夫和田中是佐藤内阁的两个台柱子，但是两个人却在这种微妙的竞争关系中渐渐碰出了火花。

佐藤荣作第三次当选首相后，福田被任命为藏相，党务方面田中任干事长。当初，佐藤本想让田***任官房长官，但是田中不喜欢那个职务，他明确表示想把工作重点放在国会对策方面。

在尼克松确定了美国将归还冲绳后，佐藤果断决定在年底举行大选，最终自民党获得了300个议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次大胜之后，田中在一旁暗暗发笑，因为他知道这对于他竞争首相之位已经十分有利了。这次压倒性的胜利的必然结果就是，佐藤荣作肯定信心大增，要参加下一轮党首选举。

谁是党魁，谁才能做首相！

如果，佐藤不竞选，他一定会把党魁的位子让给比自己经验更丰富，干事谨慎又有信用的福田赳夫，那样的话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田中就做不成首相了，田中需要的是时间。

1970年，佐藤以压倒性的优势连任首相，但收复冲绳岛的功绩已经是昨日黄花，佐藤内阁中的重要成员接连犯错，纷纷辞职，一句话都是傲慢惹的祸。

1971年6月，日本国内的政局也走入了死胡同，参议员选举中自民党惨败。一向支持佐藤的参议员议长重宗雄三辞职，接替他的是河田谦三，而河田是田中的密友，至此佐藤时代基本要被画上句号了。

这是佐藤荣作才明白过来，自己中了田中角荣的计策，再想挽回为时已晚。佐藤给本派的政治家逐个打电话，说服他们支持福田，但是作为一个即将下台的首相，昔日的威严早已不在，支撑着佐藤内阁的桥本登美三郎、爱知揆一、木村武雄等重量级人物全部明确表示支持田中角荣。

1972年6月17日，佐藤在两院议员总会上宣布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1972年7月5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虽然第一轮所有候选人的选票都没有超过半数，但是在第二轮选举中，田中角荣以压倒性优势战胜福田赳夫，成为了自民党的新总裁。

田中的胜利不是一日的运气，而是他多年的苦心积累，他善于在物、心两方面拉拢人心，人际关系甚至已经超越了派别之分，许多在野党人士也愿意帮助他。

当然，民众对田中的期望也超过了福田赳夫，人们期待年轻的田中以其超群的行动力打破了佐藤政权末期的政治停滞感。

而“日中邦交正常化”随着田中角荣的上台也即将予以实现。

双面刃

在7月7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上，田中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在内政方面，要充分利用迄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为长期利用国土、实现长期发展将制定长期综合政策，致力于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重视国民福利。在外交上，要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中国大陆方面的响应，周恩来总理在7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田中内阁明确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不过，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上，在野党并未提出任何意义，甚至表示支持。田中的压力完全来自于自民党内部，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为了维护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搞关系出身的田中自然不会把这样的困难放在眼里，他一面尽量协调党内的意见，另一方面，与中国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随后，北京派来了孙平化、肖向前两位同志与自民党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进行了磋商，最后商定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日期。

1972年9月25日，载着田中角荣的飞机降落在了北京机场，随行的还有外相大平正芳和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秋高气爽的北京，让人格外舒适，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田中一行，当他看到田中的时候，主动走上前去，与田中热情地握起手来。

中日这两个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国家，再次走到了一起。这一次的目的大家都很简单，和平，为了和平而来。从当天起，周恩来和大平正芳之间就展开了一系列谈判，谈判的重点就集中在日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上。29日，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恢复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条约失效，日本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历史在这一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田中终于完成了佐藤荣作未能完成的使命。

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田中，却在国内的支持率上出现了滑坡，在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的席位被削减了。但这并未引起田中角荣的足够重视，他觉得外交上的成功一定会帮助他重新获得更多的支持。

1973年10月，田中访问苏联，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希望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但是自负的田中却在这次谈判中栽了个大跟头。谈判不只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苏联人还傲慢地提出了对北方四岛不可争议的主权。这样的外交失利，使得田中的热度在民众中迅速降温。

随后，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田中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导致地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攀升、经济萧条、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祸不单行的是，1973年秋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囤积了大量的石油，限制出口，故意抬高石油价格。

日本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与石油相关制品的短缺。石油短缺后，一系列生产企业受到了影响，特别是民用生产企业，有的地方甚至连手纸都开始供应不上，这引起了民众间不小的骚动，他的人望瞬间淹没在了民众的责骂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