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总部的大门呈黑色，白天经常关得死死的，只在旁边开个不到二尺宽的小角门供人出入。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若干米外有几个摆摊的小贩做暗哨，门内有几条彪形大汉负责守卫。开始一个时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窥探门内情况而被打骂过。据说，1934年某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纪亮，在夫子庙喝了几杯酒，路过特工总部门口时，得知这里原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第，想进去逛逛，守卫人员不答应，他不听劝阻，坚持要进，曾经挨过一顿好揍。因此，尽管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却知道它有来头，为避免出事，都自动避开，甚至连瞻园路西口北边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动了。可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经常是大门敞开，汽车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内部人知道，汽车拉进来的，大都是新捕来的所谓“犯人”，送出去的，不是进监狱，反省院，就是被杀害。这里简直是阎王殿，老虎凳、杠子、烫人的烙铁等刑具样样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针钉指甲缝等等酷刑，项项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总部，开始较简单，越发展组织越复杂越庞大，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布满全国城乡的特务组织的领导机关。整个特工总部的组织，分若干层次，最上一层是特工总部本部。本部内除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以外，有专管训练特务的组织，有专管侦察、搜集、登记、整理情报的组织，有专管逮捕、跟踪、绑架、暗杀的行动队，有专管通讯联络的交通、无线电台等，人数由50人左右逐渐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附属机构。比如，“南京市实验区”，是专管南京市特务活动的，看守所，是专门扣押秘密逮捕(公开逮捕的送公开机关)后，准备审讯、处置人的。各种各样的招待所，是变相的监狱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学生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苏联留学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所谓有屈服表示的人，这种“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几个。安品街38号那个招待所的所长，由专司暗杀、跟踪、绑架等罪恶活动的行动队长苏成德兼任，他怎样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还有以时事通讯社为幌子的布向全国的特务网，以破坏学生运动为任务的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以网罗帮会分子为任务的外围组织乾坤正气山；还学着德意法西斯的样子，组织过公开号召人们忠于“领袖”、反对共产党的“挺进队”，队下分社会中队、学生中队、工人中队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潜伏在群众中帮助军警，至于各种名称的侦察点、联络点，如“儿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书店”、“模范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在各省市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设立了肃反专员办公室和特务室，重要地区还建立了工作区。肃反专员办公室公开挂牌子，是特务室和工作区的掩护机关；特务室和工作区则实际进行特务活动。这些区和室名义上属于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一切听命于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面，也专门设立了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务机关，如江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安徽的特训处、绥靖团等。这些单位的武器、经费由省政府供应，人员配备和特务活动同样归特工总部。在省市以下，大县设特务室，小县设特务员。蒋介石势力未达到的地区，特工总部则采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派遣特务秘密地深入进去。到1933年，除少数的边远省区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总部的下属职业特务机关，布下了特务人员。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

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徐恩曾对按誓言办事，毫不含糊、说话算数。谁不听他摆布，轻则辱骂，重则关押以至处死。特工总部原香港电台台长项濂，1933年夏被调回南京，项与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同学，又是浙江同乡，戴笠想拉项濂到军统办电台，项想带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应，便暗中派人监视项与军统的来往。一次，项濂又跑向戴笠的鸡鹅巷53号，盯梢人发现、阻止，项不听，盯梢人当即举枪射击。叛徒顾顺章，为徐恩曾出谋划策，编写教材，训练特务，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有过突出的功勋，后来顾嫌徐恩曾对他不够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图，徐恩曾便给他制造了一条“妄图独树一帜”的罪状，枪毙了。徐恩曾动辄关人、押人、处罚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执行，不准别人讲情。因此，徐恩曾制定的纪律，徐恩曾说的话，特务们是不敢不听从的。

二、灌法西斯主义的迷魂汤，徐恩曾对蒋介石吹捧得极高，有时称蒋介石为世界三大领袖之一，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有时说蒋介石是“天下无二，地上无双”的大伟人。对特务们，他宣扬为“领袖的耳目”，领袖的“保镖”，是干光荣、伟大、崇高事业的英雄。他歇斯底里地叫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是为党为国干神圣事业的无名英雄”，“国民党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特务是这里的核心”，“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对党国不忠诚”。每逢纪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类骗人的、颠倒是非的精神讲话。平日也是一样，他开口“团体”，闭口“组织”，极力加强喽啰们的组织观念。他讲孔孟之道，讲四维八德，和消灭共产党扯到一起。他利用人们崇拜名人的思想，经常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黄少谷以及叶青之流，给特务们演讲，以致使特务们完全丧失理智，把为国民党做奴仆当成高尚的事业。

三、进行收买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会上谋生困难，找职业无门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徐恩曾以铁饭碗、保证终身有职业，给高薪招徕人们，这是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做特务，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郑大纶是师范毕业生，原来在县里当高小教员，月薪12元，因为作风恶劣在县里无法立足，跑到特工总部当特务，实习期间月薪30元，转正后是50元，三个月后升为95元。祝韵雅在校教书时月薪25元，跑到特工总部做秘书，月薪一跃而为80元，都比原来高好几倍。此外，特务们没有不敲诈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准，或有意地给以方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这些做法使特务们对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个特务的把柄，稍不顺从他即可抓来整治。特务们说，那时的大小商行和厂家，为自身的安全计，大都暗地里养活着几个特务，徐恩曾从不干涉。这也是徐的收买手法。

徐恩曾还在每年的纪念日，给死去的特务做纪念。这天，他们把死去的特务的大照片挂起来，摆供品，燃香烛，设灵堂，挂挽联，慰问家属。徐恩曾还假惺惺地致悼词，为死去的特务颂扬一番，为死者家属送若干慰问品。至于用小恩小惠笼络喽啰，那更是徐恩曾耍尽的把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除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并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属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寿礼，并且装模作样登门三鞠躬。谁家生了孩子，他也送点小衣服之类。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别费，数额多少各不相等，对于想笼络的人，有时会送一个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谁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务要求晋见他，他多不拒绝，并且尽量让人把话说完，借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生活补助之类，以示关心。徐恩曾在行政组织之外，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办法是根据特务们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为基金，为特务们办所谓福利事业。职工有需要可以贷款；联谊会办的企业，商品价格优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聚餐、体育活动等。

对于租界内的警务处、政治部、华人探长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给津贴，圣诞节更是要送厚礼的。

四、设立监视网。徐恩曾在特工总部设有公开的总督察，总督察之外还安排有没有名义的眼线，让他们侦察了解各人对徐恩曾是否忠实，对国民党是否忠诚，有无所谓非法活动，等等。这一招很厉害，谁被抓住都倒霉，所以一般特务都怕总督察，称总督察为特务中的特务。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监督之外，对特殊人物还布置专门监督，即使对于他很信任的人，他也这样做。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一另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心虚。自从发生了钱壮飞问题以后，徐恩曾表现得特别警惕，处处防范。选择私人秘书，非常小心，一定要选真心诚意愿为他做心腹的，要选保证对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另外，他对秘书的工作范围也限得很死，专门交代的事，相互间不得互通音讯，而且不让身边的私人秘书干得很久。这都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会泄密，会揭露他，会再出一个钱壮飞。也正因为这样，给他做私人秘书的，即使中途想走开，往往也不敢申请调走，怕引起徐的怀疑。虽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务头子那样，对身边的人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伸手就打，他骂人的词不过是“饭桶”、“无能”之类，并不很野蛮，但他说话尖刻、挖苦，曾给他做秘书的人形容说：他往往一句话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断你的神经，让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脸色一红一白，神态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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