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始终有极少数人，为了个人的、集团的、区域性的利益，不断地制造与世界潮流不和谐的音符，对整个人类利益进行践踏，罪恶、暴力和战争时有出现。余秋雨先生在《两难的实验》中说道，“现在，我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可想而知，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这不能不让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感到困惑。

◎穿越现实的门径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白莲洞》

从水域到陆地，从树上到树下，从洞里到洞外，人类的发展史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从进入文明时代那一刻起，人类便从洞穴中搬了出来，由血缘和土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或栖于茅舍竹篱，或居于楼台亭榭。然而从古至今仍不乏眷恋、追逐着洞穴生活的人们。

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最好的例证。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是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散文家，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朦胧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身披蓑衣、脚穿草鞋，肩荷锄头的清瘦诗人正从山上悠然而下。这样一个原本就没有迁就世俗的个性，生来就酷爱山川自然的人，却让他做不喜欢做的，让他听不喜欢听的，让他说不喜欢说的，以致于让那志气高扬的灵魂还要堕落在肮脏的红尘俗事中，非让他去做官，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那肯定是难受得很。

殊不知，早年的陶渊明也不免落俗。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清贫，也曾想通过仕途改变现状，于是怀揣着单纯的理想在漫漫仕途之路上下求索，虽饱读诗书，颇有为官之才，但“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却始终得不到施展，先后只是做了一些小官，而且时间都不长。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官场习气，发出一声“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挂印辞官，结束了浅淡的仕途生涯，回到家乡，过着“躬耕陇亩”的生活。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便向他敞开了。

他渴望开凿一个精神的洞穴——梦想中的桃花源，好让他避身其中，逃离现实。这篇千古名文《桃花源记》说的是武陵地方的一个渔夫，沿着一条小溪航行，忽然看到山中有一个洞口，就丢下船只从这个缺口中进去，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土地平旷，房屋整齐，人民生活古朴自然而富裕，男女老少熙熙为乐。看到渔人，人们大吃一惊，纷纷请他回家吃饭饮酒，自称是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躲进桃花源生活。这些人不知道秦以后有过汉朝，汉朝以后又有了晋朝。渔人在桃花源住了几天想家了，就和这里的人告别，出了桃花源。等他以后再去寻找，却如何也找不到了。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陶渊明用简净的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极富感染力。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罢了。

对于在此用“逃离”来形容陶渊明，林语堂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林语堂先生认为“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谈到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

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鲁迅先生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我们更多人之所以能记住陶渊明的名字，正是因为那篇《桃花源记》。对于这篇《桃花源记》为什么能轰传百代，余秋雨先生认为，关键“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洞口。从此这个默默开放的洞穴，被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中说“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在这个挑战之后，有一个挑战却是响当当的。这个挑战为世人所流泪，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乾隆。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有趣的帝王，一个真正的唯我独尊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统治着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近3亿人口，写出了超过44000多首所谓的“诗”和数千散文，而且，他还是一个音乐家，一个水平出众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热心的三流画家。作为统治者他事必躬亲，对行政事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亲自签署其政权所颁发的每一条法令，并在中国进行了超过150次的长时期民间巡游、会见、探访和核查，以保证地方官员对他言听必从。但同时，他也大兴文字狱，宠幸大贪官和珅，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这样评价乾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

乾隆在位期间做了一个怎样的挑战呢？那就是“闭关锁国”。1793年英国使团来华，并提出了一系列双方贸易方案，先不说对方目的如何，乾隆皇帝不仅没答应，还把已经开放的港口也关闭了起来。“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他独自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以致历史上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向来是有功亦有过，人们无法忘记那段把国人封锁在“洞穴”中、与世隔绝的历史。

也许正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悲剧太苦涩，致使它留下的阴影历经百年而不退，至今仍让国人耿耿于怀。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说，“我们再也不要躺在‘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针对上面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迷昧和保守》一文中提出质疑并做了回答，“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已经走上了复兴之路，但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惋惜的心态。

人类进入高度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对洞居生活又有了新发现、新认识。科学家们对山西省住窑洞而得以长寿的人，进行了5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长寿，是因为窑洞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修仙求道的人多在洞中修炼，其中有很多人又得以高寿的原因。相传江西庐山的仙人洞，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修炼的地方。

从洞里走出来，又从洞外走进去，再从洞里走出来。刚刚摆脱困惑，又陷入新的困惑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态度又当如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做了最后的回答：“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丹青石壁似竹简

◎罹难的“荷马史诗”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

——《莫高窟》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看见关于石窟壁画的画册或是图片，但由于那些绘画模式以及表现内容都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因此未曾过多留意。但当我们真的走近敦煌，靠近莫高窟时，还是不禁深深地被她震憾了，她的崇高似乎早已被历史唤醒。

石窟是一种就着山势开凿的寺庙建筑，里面有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画，来源于印度佛教。因为佛教提倡遁世隐修，所以僧侣们常选择在崇山峻岭中比较幽静的地方开凿石窟，方便修行。最初的中国石窟是仿印度石窟开凿的，多开凿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魏晋、隋唐时期是凿窟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唐朝，修筑了大量大石窟，唐代以后则逐渐减少。

石窟艺术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文化。它既吸收了印度宗教建筑的艺术精华，又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传入中原及其汉化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是研究我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古代的西域）、甘肃西部（古代河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布。新疆是中国接受佛教较早的地区，最早的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就在此地。

中国汉传佛教石窟的内容十分丰富，其辉煌的艺术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是佛教东传的特定产物，它继承发展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以独特的身份完成了联接东西两端佛教石窟艺术体系的重大使命。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由此开启。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贯通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汉代起敦煌即为辖六县之郡，贸易兴盛，寺院遍布。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多年来，祁连山雪水滋润着这颗明珠，让它千年不衰，在沙漠侵袭、包围中生机盎然。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一“繁盛大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莫高窟作为敦煌石窟的象征，余秋雨先生说，“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在灿烂的阳光下，莫高窟背倚苍凉的鸣沙山，在高大的白杨树掩映下向世人绽露着神秘的微笑。古老而怆然的岁月，让固封的淳朴开放为久违的花香。如果把莫高窟历经的风雨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