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称中国的文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入仕途而困惑者、入仕途而遭贬者、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似乎没有它，中国的文人就很难划分归类，想是中国的文人寸步离不开政治的影子。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完美意义上的“自身健全”是无法获得的，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的深邃与躯体的快逸永远处于互为“异化”的状态之中，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现实和现实历史中的人格都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

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楚辞》和《离骚》中，尽显作者宽阔的胸襟、自尊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晋朝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的诗作中流露着淡泊名利的文人气质；唐朝诗人李白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尽显文人本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郑板桥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视官位如粪土的脍炙人口的名句，至今令人回味。透过他们的笔墨字迹，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副铮铮铁骨：不畏强权，不畏皇权。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一入仕途，便趋炎附势、低声下气，只懂溜须拍马之类的变节文人；不乏一朝得志便趾高气昂、颐指气使、残害忠良的谄颜媚骨。回顾柳宗元、范仲淹等文学家被权势差遣，几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贬官文化”和“贬官文人”们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山水是文人真正的老师，而文人是山水真正的知音。许多的文人都会寄情于山水，因为山水的启迪，他们性情清灵，文思泉涌。自然界蕴涵着太多的魅力和深刻的哲理。余秋雨先生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领受自然的恩泽，感悟自然界的真谛。在现实生活遭遇挫折以后，一部分人依然孜孜以求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合；一部分人则走向了遁世出家的道路，在道家的道观中寻求羽化升仙，在佛家的寺庙中探索禅语珠玑，以达到精神的安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多元。中国文化不但是多种并存的，而且有它独具的奥秘和魅力。同时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虽同根同源，但因其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途径不同，而使这直抒胸臆的音符迥然有异。

“柔情铁骨基于尊严，出仕隐退皆为国家。”无数的中国文人为国为民，铁骨铮铮又柔情愁肠。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他们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余秋雨先生感慨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取的乐趣”，“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活一活”。这些出自肺腑的感叹，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呼唤，它鼓舞生活在新时代中的人们，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该如何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如何去开拓、进取，展现丰富的人生，如何去表现出我们的气质和气概。

数不尽的硬骨头

◎文人不可无傲骨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汉堡残稿》

五千年的文明，卷轶浩繁，中国文人占据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轴心，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联系着中国一代文人从古至今的文化情结，是那始于春秋秉承于两汉魏晋归结于明清的中国文人风骨。那些有德无才或是有才无德的人都算不上“文人”。他们受道家和儒家影响最深，常常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清高、才情、理想化、愤世嫉俗和追求完美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文人的这些特点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品格，而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始终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那么桀骜不驯，在人格上他们永远是那么宁折不弯，似乎天生傲骨。他们的作品，渗透出中国文人特有的浪漫主义的柔情气质和铁骨铮铮的豪迈气概。

傲风而立，傲视群浊的三闾大夫屈原，一身正气，一身傲骨，虽处江湖之远，却依然心忧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楚国。一生傲骨坚挺，不与世同浊，皆因屈原的“方”与“正”。他太出众了，学识渊博，记忆力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对内同怀王谋划商讨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虽然怀王“终不悟”，但屈原的“存君兴国”之志从未泯灭。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屈原却无论是否在其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屈原则是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屈原的爱国之心既不会因个人的荣辱而动摇，也不会随楚国的治乱而改变。对祖国的一片忠心是屈原傲骨的内在精髓。

显得有些老态的屈原整一整峨冠博带，挥一挥临风长袖，一口喝下渔父端上来的大碗浊酒。在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愁中，可见他的铮铮傲骨和蔑视王的权杖的烈性。他投江的背影划成一道灿烂的虹，一道洞穿历史的长虹，刺破了汩罗江上方的天空，就这么悲悯地跃起，决绝而又坦荡。排开浊水，畅饮清流；脱开昏醉，奔向凄寒的独醒。他的傲骨在江水中傲立了几千年，昭示着告诉世人，这就是理想和信仰，这就是祖国和人民，这就是人格的神圣与精神的绝对纯净。

千百年来，对谗佞的谴责还在继续，但我们已不屑再提那些龌龊的名字，怕玷污了洁如玉石的傲骨和丽若霞辉的辞章。罗曼罗兰说：“最美的花，只有心知道孕育的不易。”于是，我们在缅怀屈原的同时，也想到了记载屈子的史公——司马迁。那个傲骨风行，傲弥尊严，忍受世间奇耻大辱却任傲风锐当的司马迁。司马迁太没有城府，那个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与他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个史官，有必要以事实说话。可是他的生活太简单了，读书游历，在政治上他没有经验，不懂得事实在权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月光透过狱窗撒在斑驳幽暗的囚房里。他完全可以像屈子一样选择死亡，但作为一个史官，他不甘心，《史记》还未完成。屈辱地接受宫刑，这也许就是他在劫难逃的宿命。有转折的风景才是美的，他用他的行动维护了一个史官的尊严，坚挺着那副傲骨站立起来，握起沉甸甸的笔杆，从一个匍匐于殿的宦官，成为一个华夏史臣，于是历史便如此般精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没有骄傲，没有退步，几千年来依然傲骨雄风逸涛四海，司马迁无悔千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屈原做到了，司马迁也做到了，他们一路走来，在痛苦与快乐中，在付出与收获中，在甘甜与泪水中，在傲骨与选择中，走向成功。

大凡真正有才华的人，其实都是暗藏着这种骄傲的。世间那些内蕴惊世才华的人，一般都是高傲的，绝不肯唯唯诺诺、蝇营狗苟、琐琐屑屑地活，巧言讨好于权贵者面前，奴颜卑膝在庸人们之下。古往今来，世上那些极风神俊逸、极有才华的人物，往往是一样的，一样的年少气盛，一样的恃才傲物，一样的遗世独立，一样地于俗世中抗争。

鲁迅先生逝世后，毛泽东盛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而“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生前却盛赞魏晋时的嵇康“骨头最硬”。嵇康一身傲骨，桀骜不逊，乱世中不肯对权贵稍作妥协。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赞“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最后的嵇康也果真如其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爆发，曹爽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以曹爽的失败告终，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此时，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一条是投靠合作。刚肠傲骨的嵇康毅然选择了前者，其他“六贤”虽避入竹林，标榜与当世恶势力司马氏集团各行其道，但在司马氏集团的分化瓦解下，刘伶整日泡在酒中，山涛、王戎、阮咸、向秀，甚至阮籍或趋炎附势，或被迫违心出仕，终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能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唯有嵇康。曾经“二十年未尝见喜愠之色”的嵇康，对于司马氏集团谋篡曹魏，专制镇压的统治深感不满，已经不是曾经归隐于竹林之中的“隐而不发”，而是公然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宣布与司马氏集团的山涛、吕巽绝交，傲形于色、怒形于色。嵇康在这种违背理想和原则的懦夫面前，尽显了男儿真性情。

心狠手辣的司马昭，对这个桀骜不驯的眼中钉，又岂会放过。在断头台上，傲骨铮铮的嵇康弹奏了一曲绝响——《广陵散》，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时年仅四十岁。几千年过去了，依旧有余音绕梁，今人依旧能穿越历史的天空感受到嵇康的悲哀、怨恨和痛惜，还有他那铮铮傲骨的精神。

当然，傲骨不等于傲气，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傲气，一是盛气凌人，傲慢自负，自我感觉良好，也许某一方面高人一等，优人一招，先人一步；一是并无过人之处，只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罢了。不管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过高的评价自己、蔑视别人，习惯仰面朝天，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这类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负的心态，自以为很了不起，自高自大，盈气于内，形态于表，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势，用不可一世的表现来傲视别人。说白了，这种人的态度是制造假象，想在气势上压倒别人，争取心理优势，并逼人就范，令人臣服。傲气的实质说穿了是一种稚气，既不谦虚谨慎，也不时常反思，有了一点成绩，便傲气毕露。

老子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而如果一个人锋芒毕露，一定会遭到别人嫉恨和非议。很多有才华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傲气。而妨碍了其自身的远大前程，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三国时期的杨修便是其一。

杨修，聪慧绝伦、思维敏捷的“仓曹主簿官”，一个因鸡肋而丧命的文人，其家世代簪缨，原本他也可为一方郡守，可仅仅是为了曹操那句“千里无鸡鸣，思之断人肠”，他委曲求全，由公卿之后变为一名小小的主簿。从曹丕偷出了杨修为曹植做的答教，到装吴质的竹篓又装了丝帛；从“一合酥”到花园的“门内有活”；从力谏出兵，到“黄绢幼妇外孙齐臼”，再到最后的“鸡肋”，我们这位聪明的主簿充分展现了其出众超群的才华学识，同时也让曹操看到了他的隐隐傲气。正因如此，曹操的一句“再敢有扰乱军心者，以杨修为鉴”，断送了一个文人的一生，一个恃才傲物，却又悲凉慷慨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