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翻译唐僧的信件，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这些信件都是用梵文书写的，如今精通梵文的大师，海内寥寥无几。一是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另一个就是我。季先生老了（本书出版时，季先生已经仙逝了。），又是国宝级的人物，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修身养性，没有精力完成这项繁杂的工作。至于有些所谓的文坛黑马也跃跃欲试，恕我直言，所谓“黑马非马”，黑是可以了，马倒未必，他们更适合在好莱坞发展。也有人说，为什么不找我，我外语过了十六级，大师笑了！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我的时间很紧张。要带研究生，不但要指导他们如何巧妙地抄论文，还要教他们怎么走门子发表；要到处演讲，四方布道n，拿了人家的钱，焉有不卖命的道理；要出席各种讲座，为神经衰弱的男人空虚寂寞的怨妇做开化工作，也算是经世致用、普度众生；要应付报社与电视台的记者，回答各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尽可能用最绚烂的无聊来娱乐大众；作为社会名流，少不了还要经常发表一些微言大义。再忙还得留出时间，应付我老婆。我老婆是前跆拳道全国冠军，功夫好生了得，稍有不慎，便招来家庭暴力。她经常训导我：别以为屁眼上插几根鸡毛，就拿自己当凤凰了。一次她在电视上看到著名学者余先生说他老婆是亚洲第一美人，就回来跟我急，要我表态。我说：非常客观地讲，你就是当代的阿弗诺蒂特！她没听懂，马上拎起我往楼下扔，幸亏我赶紧说：宝贝，阿弗诺蒂特就是维纳斯，世界小姐啊！她才饶了我。唉，个中滋味，愿与苏格拉底、胡适之诸先生共勉。苏圣人被老婆泼洗脚水，味道当然不能与鸡尾酒媲美。江冬秀女士的菜刀要是再麻利点，胡老师早就成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了，用不着麻烦我们来批倒批臭。在江女士的调教下，胡老师成了好男人的典范，并总结出所谓“三从四德”，为我等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胡老师谆谆教导我们：

太太外出要跟从

太太的话要听从

太太讲错要盲从

太太化妆要等得

太太发怒要忍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花钱要舍得

众所周知，像我这样的大师，在选择科研题目时，是非常刁钻的。我不妨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厉害了。前几日有位北大历史系的才子（现在的北大只出才子不出人才）修书于我，言语颇为得意，说自己经过严格考证，发现了武则天的两个胸部体积迥异。看完后本大师做拈花微笑状，吩咐他去拜读我十年前发表在《古史研究》上的文章。他看完我的文章后小便失禁、精神恍惚，立马转到了光华管理学院。原来十年前我已用雄文五万考证出武则天的左胸体积为3265毫升，右胸3656毫升，并系统论证其成因，盖武则天惯于向左侧睡，留右边给薛怀义张宗昌等小帅哥玩也。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师是随便就能做的。想填补学术界的空白，怎么也得等我成为重大损失后再说。

尽管我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博学多才、著作等身、雄迈千古、标榜史册，就算如王荆公所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正所谓大丈夫当如是也。可想起后继乏人，也不免顾影自怜、心境凄凉。既然我对研究的题目要求这么高，这次出牛大的力气整理、翻译唐僧的信件，其中必有他人所不知的深意。凡事总有个源头，这事需从《西游记》这本书说起。

《西游记》是一个叫吴承恩的家伙写的。他爸是个体户，应该说家境还不错，那时在江南一带，生意人比种地的要有钱一些。吴承恩原本是不打算弄文艺的，他想做官，可惜总是名在孙山后。中国历史上很多文化界的大明星，其心路历程大抵如此。比如说冯梦龙、唐伯虎、蒲松龄、关汉卿等等，要是能考上官做，谁也不会跟小姐们混在一起爬格子。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有四种：第一种是科场得意，飞黄腾达，成为民之父母；第二种是科场失意，流落江湖，等着天下大乱，跟一些不要命的家伙去造反；第三种是科场失意，放浪形骸，去搞文艺；第四种是科场失意，要么教书或当风水先生，要么变成神经病。显然，吴承恩是第三种。要是吴承恩不写《西游记》，我至少对他的遭遇会表示同情，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想“学而优则仕”，“仕”不了真的很可怜，一辈子趴在被窝里看月亮数星星，听“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小曲，垂泪到天明。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大师，同情归同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向来是岿然不动的。

《西游记》是写唐僧先生的故事。唐僧一直是我心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丈夫之一。吴承恩肯定是被整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本意藏得很深很深。结果很糟糕，大家在《西游记》中看到的东西跟本意完全颠倒了。唐僧本来是不辞艰辛、万里求法、至情至性的奇男子，却成了外强中干的孬种、黑白不分的小白脸。流弊所及，有人甚至把他跟洋人伯恩斯坦相提并论，说是走修正主义的混蛋。出身黑道胡作非为的孙悟空，居然是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成了万民景仰的偶像。机会主义者猪八戒也被美化，成了人见人爱的宝贝蛋。虽然孙悟空是个才子，业务出类拔萃，取经路上也兢兢业业，但就思想品质而言，实在不敢恭维。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暴力倾向严重，杀人放火，可入选世界十大刽子手；跟所有粗糙的造反者一样，自以为是把世间万物简单地分成好和坏，然后对立起来，总觉着自己站在真理一边，把凡他认为不好的东西全灭掉；信口雌黄，我行我素，蔑视社会秩序，黑道作风严重。猪八戒业务平平，也就会肚脐眼上插根葱，装装幽默。整天吃喝玩乐，甚至色胆包天，要吃神射手后羿老婆的豆腐，看见异性就流哈喇子，搞些下流的小情调，比如偷偷地摸人家的屁股，等等。可悲的是这种人竟然成了大众情人，可见流毒之深，新女性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西游记》自面世以来，因为误读或被误读，最终被彻底异化，变成了中国文化界的一株大毒草，教坏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最终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作为一代宗师，我岂能置若罔闻？而制止谬误的最好方法就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有一个正确的取舍。要把吴承恩潜藏的本意彻底曝光出来，还历史以真相。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最能把这个冤案翻过来的证据，就是唐僧在西天取经路上，写给观音的私信。这就是我为何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整理出版这本书的真意所在。当然，如果这本书能挣一笔钱，也是意外的收获。尽管像我这样的大师基本上由国家养着，可以视金钱如粪土，可我老婆没有这种觉悟。她说自己的最高理想是有足够多的钱，跟我一起过类似西门庆和潘金莲一般荒淫无耻的生活。作为大师，我完全应该对这种下三烂的价值观大加鞭挞，可我不敢，因为她是前跆拳道全国冠军。林语堂偕夫人游览希腊卫城，林老站在废墟上，正在抒发千年一叹，林太太却在一旁大发牢骚：“啊吆，我才不要住在这地方！买一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如果你能理解林大师当时的感受，就会明了我为什么不敢公开视金钱如粪土了。

我差点忘了告诉大家，本大师不但博古通今，还精通上百种语言。能跟我相提并论的，也就是已故的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本来我准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人间喜剧》以及歌德、托尔斯泰还有太平洋上许多土著的经典作品，最后发现已经有人干了，才悻悻作罢。尽管对他们的译作我不太满意，但还是没有重译，算是放他们一马。作为大师，我怕别人说我不厚道，落个“学阀”的骂名。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在翻译方面我也堪称不世之才。但在整理、翻译唐僧这些信件时，还是遇到了麻烦。当然技术上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用何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硬译或软译。当年因为软和硬的问题，文坛上曾掀起轩然大波。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一派主张硬，以梁实秋先生为首的一派主张软，彼此水火不容、口诛笔伐。可到底是硬还是软，至今也没有结论。在我为这个问题抓狂，疯狂掉头发时，我老婆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她说：无所谓软和硬，舒服就行。所以为了读者在这本书时感觉舒服，我基本上是采用了现代的辞藻。如果一定要排队，可能靠“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多一些。当然采用现代辞藻容易引起误会，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如果发生这样的悲剧，损失的只有你们自己，因为本大师会焚毁重印，重印时就是硬译的版本，让你们去猜，大肆消灭你们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脑细胞。

这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高歌先生。在我写作期间，他天天带着我老婆出没于茶馆、酒吧、夜总会等各种娱乐场所（在此期间我很少见她的面，省去了听她训示、给她洗脚等等麻烦），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然高先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听说已经濒临破产。就这我老婆还不满意：那个死胖子真抠门，要的红酒都是公元后的。我只好安慰她说：宝贝，你就别生气了，公元前的红酒怕是王母娘娘也经常喝不到呢！另外要特别感谢云小姐，她送给我的三瓶什么初乳补品，原来都是泻药，使我片刻不得离开家门，只好埋头写作。一来怕形容狼藉，有失大师道貌岸然的风度；另外我老婆嫌我臭，给了我难得的自由。诚如我在怕老婆方面的导师胡适先生所言：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最后我要郑重声明：希望读了这本书，我的广大女粉丝千万别做非分之想，我跟我老婆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情深似海，如漆如胶，天作之合，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我虽然敬重孔夫子，但坚决反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种反动言论。尽管孔夫子身手不错，是一米八零的壮汉，可如果碰见我老婆，我真的很替他老人家的性命担忧。

辛可于北京东厂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