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下的阿尔顿曲克草原曾经是哈萨克人的驻牧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三十年前，我在这里赶牛羊，骑骆驼，做了半个月的牧人。我住在牧人的帐篷里，最大的苦恼是深夜不敢出去小解，因为外面游荡着守夜的藏獒。虽然我和它们白天相处得不错，但夜里就很难说了，我出去再进来，它们把我当成了贼怎么办？一天夜里，尿憋得实在受不了，我只好跪着，把尿接在我的皮鞋里，再把皮鞋从帐篷下面塞出去，泼掉里面的尿。偏偏我在白天喝了许多奶茶，一泡尿接了满满五只鞋才接完。第二天，太阳一晒，皮鞋就变形了，两头翘起来如同一只歪葫芦，穿在脚上根本没办法走路，只好扔掉。但扔了几次，不管我扔多远，皮鞋最终都会回到我身边。原来一只黑色藏獒在辛劳地为我服务着，它总以为是我丢了皮鞋而不是扔了皮鞋。我离开时还带上了这只不能穿的皮鞋。牧人说：“你看我家的藏獒对你多好啊，你已经是它的主人了。你要是不带走，它还会叼着皮鞋去追你。”我说：“早知道它把我当成了主人，我就没必要用皮鞋接尿了。”

皮鞋是藏獒带给我的损失，但我不能对它们有丝毫的怨恨，因为对它们的家园来说，我是一个摸不清底细的外来者，它们的威慑是天经地义的。我欣赏藏獒的立场：在它们的眼里，人只分两种——主人和敌人，没有既亲又疏、亦友亦敌、忽左忽右、时好时坏的中间人物，所有的中间人物、骑墙人物、两面三刀的人物，都是坏人，自然也就是敌人。虽然它不一定马上咬死这样的敌人，但它时刻监督着你，时刻准备着向你发起进攻。

我庆幸这家的藏獒把我当成了主人。可惜我要离去了，更可惜的是，离去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家牧人和他家的藏獒。等我有机会再来此地时，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

在康巴人的囊谦草原，我和三只牛犊大的金黄色藏獒狭路相逢。它们是从路边的石墙后面冒出来的，堵挡在我必须经过的地方一声不吭地望着我。我停下了，我知道一声不吭便是藏獒咬人的序曲，更知道它们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好了适合扑咬的最佳距离：二十米，只有二十米，从助跑到咬住我只需要五六秒钟，我根本不可能逃走。好在我已经是一个“老牧区”了，非常紧张但没有惊慌失措。我慢慢地脱下了衣服，心想一旦藏獒扑来，就先把衣服迎头抛出去。它们肯定会首先扑向衣服，趁这个机会，我转身逃跑，能跑几步是几步。三只藏獒都张了张利牙狰狞的嘴，马上就要行动了，危险即刻就要到来。

正在这个时候，我身后传来一个牧民焦急的喊声：“磕头，磕头。”我回头望了他一眼。他又是比画又是说：“磕头，磕头。”他是一个朝拜者，正在磕着等身长头匍匐而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位牧民的意思：只有磕头才能挽救我。我的前面是囊谦寺，所有来这里朝拜的人藏獒未必都认识，但它们绝对不咬磕头朝拜的人，因为它们天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了。于是我把衣服裹在了腰里，朝着藏獒身后的寺院磕起了等身长头，嘴里还念叨着“嗡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慢慢地接近着藏獒。

三只藏獒让开了，但并没有离开，似乎有点奇怪地研究着我：怎么一个穿汉服的人也在磕头？我在心惊肉跳中和它们擦肩而过，过去了很远，才停止了磕头，回头再看那三只藏獒时，它们已经不见了。我长喘一口气，脑子里蓦然冒出一个词来：护法金刚？莫非它们是护法金刚的异体化身，来这里告诉人们：只有虔诚的朝拜者才能通过这里走向囊谦寺？我寻找那个教我用磕头躲过了一劫的牧人，发现他离我越来越远了。他是在一丝不苟地磕头，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准确而到位；而我是以磕头的方式逃之夭夭的，动作肤皮潦草，能省略就省略，连额头必须触地、必须蹭到泥土这样的细节也忽略不计了。幸亏三只藏獒没看出来。

那年冬天，在九曲黄河第一去湾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长对我说，我们这里野狗多，你采访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说罢交给我一根半尺长的腿骨，并说它是豹子的骨头，人只要把它揣在身上，狗就不敢近身了。果然是这样的，在县城和宁木特公社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腰里别着这根豹骨，走到哪里哪里的狗就会远远地躲开，几乎是屡试不爽的——只听见狗在汪汪地叫，越叫越远，越叫越远，最后就声影俱消了。但是在去种畜场的那天，我差一点因为这根豹骨而惨遭不幸。

下午，我正在棚圈里参观优良的河曲种马，一只灰色的大狗从老远的地方奔腾而来。陪同我的场长愣了，紧张地问道：“你身上有什么？”我说：“豹子骨，吓狗的豹子骨。”场长喊起来：“扔掉，快扔掉。”我赶紧从腰里拔出了那根豹骨。场长一把夺过去，使了最大的劲儿朝前扔去。大狗的奔跑改变了方向，径直扑向了那根豹骨。我们远远就听到了它咬碎豹骨的咔嚓声。蒙古族的场长擦着脸上的汗珠说：“太危险了，你怎么敢带着豹子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有一只藏獒。”

当所有的狗闻到我身上的豹子气息而纷纷远离的时候，只有一只狗狂猛地迎我而来，因为它是藏獒。藏獒是一见凶残的野兽就要愤怒，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如果我是一只真正的豹子，我相信藏獒也一定会把我打败。

经常去草原的人大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草原上的一切都是温柔而亲切的——孤独的人、寂寞的马、结队的牛、成群的羊，还有炊烟袅袅的帐房、五彩斑斓的风马、曲曲弯弯细又长的小路，甚至一摊摊黑色的牛粪、一只只时刻伴随着人群的乌鸦，都给人一种冬日阳光的感觉。看到了它们，你就等于看到了依靠，看到了茫茫孤涯、漫漫羁旅中的栖身之所、温饱之地。唯独藏獒是一种威猛而警惕的存在，它们对除了主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充满了怀疑，对一切敌意和非敌意的闯入者都抱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只要它认为你有无法信赖的举动、难以把握的眼神以及不合常规的衣着，就会死死地盯着你。更有一些心浮气躁的藏獒干脆省去了盯人、琢磨人的过程，甚至都懒得用它们那低沉的豹子似的声音打一声招呼，一见陌生人走近就会本能地行动起来。这样的行动大致可分为三个连贯的步骤：首先它张大嘴露出满嘴的利牙发出进攻的信号，其次它抖动长毛、抖起满身的尘土一跃腾空，然后它裹挟着疾风、刨动粗大的四腿呼啸而来。人吓坏了，头皮木了，头发直了，呼吸一下子没有了。只听哗啦一声响，威猛的藏獒直立着停下了。这是铁链的声响，粗大的三米长的铁链死死地拽住了一颗已经发射出去的骨肉的导弹。

铁链是藏獒的法律，是主人对它的限制。我见过的拴狗的铁链大都是用指头粗的铁条打造而成的，镣铐一样拖在地上哗啦啦响。牧人们明白，虽然他们豢养的狗也许是天下无敌的好汉，但它的天职是看家护圈而不是伤害人身，哪怕对方是真正的坏人。所以藏獒只在豺狼虎豹出没而人需要休息的夜晚才有行动的自由，天一亮牧人和“法律”就会出现在它们面前，铁链锁定它们的一刹那，它们就注定成了背景和道具，而不再是主导事件以及生活流程的角色。也就是说，更多的时候，藏獒只是一种威猛的象征，只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比喻，而并不等于牧家的风貌和威猛本身。

草原上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家狗越凶猛它的主人就越善良，或者说越是善良的牧人就越会喂养凶猛的藏獒，因为他们需要用狗来裨补自己的不足，用家养的猛恶来安慰自己的羸弱，就好比皇帝喜欢用龙来描绘自己的背景，朝廷喜欢用虎符作为验证大臣身份的标记，大王喜欢用豹皮来铺垫自己的座椅，古人喜欢用饕餮来装饰青铜器皿一样。不同的是，藏獒作为象征是活生生的，而皇帝、朝廷、大王、古人都是把传说或者尸体当作了自己的图腾。当藏獒面对吃羊的狼和豹子的时候，它永远是一首自由愤怒的诗，是一支狂飙突进的歌，它的五脏六肺会因为仇恨而剧烈搏动，它的精神会因为强烈的使命感而更加强大。

不错，是有一种藏獒精神漂漂亮亮地存在着，你对藏獒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正是这种精神挽救了一个犬种的命运，使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了草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被淘汰出局；成了决定牧人生死存亡的可靠伴侣而始终拥有家庭成员的地位。牧人们常常会发自内心地说：“你看我家的狗，多好啊，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换。”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他对自家藏獒的偏爱自然有其表述的夸张，但当你知道每当灾难来临，藏獒的超常表现往往比任何强大的关注和支援更为重要、更有青藏风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牧人的语言竟是如此地质朴，竟是夸张得不够。

1986年冬天，我在采访玉树大雪灾期间，曲麻莱的牧民东珠加告诉我，他们一家住在雅合山下的喇嘛沟里，根本就不知道直升飞机已经把救援物资空投下来了，是他的藏獒凭着灵敏的嗅觉闻到了异样后冒着大雪跑出去从一公里外的地方叼来了一捆三件皮大衣，又从两公里外的河冰上拖来了一箱饼干。他们全家五口人就是靠了这一箱饼干和三件皮大衣才活着从两尺深的雪灾区走出来的。我说：“你的狗呢？让我看看你的狗。”东珠加伤心地说，他的狗拖来饼干后自己吃了几口便又去给他们找东西，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死了。他翘起大拇指说：“它是一只这么好的藏獒，死了也好，早死早转世，再转世它就是人了，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可以当我们的县长。”我说：“不一定，很可能比县长还要大。”东珠加点着头，他绝对相信我的话，他早就在脑海里把他对藏獒的祝福变成了不久的将来，变成了一定会出现的事实，所以他的伤悲里又有几许欣悦，他是既悲又喜的。

我的朋友桑杰的十三岁的孩子带着藏獒去放牧，狂雪即刻成灾，根本就来不及往回赶，羊群全部被困住了，接着就是冻死，就是被大雪埋葬。好在孩子还活着，他在冻僵之前本能地趴在了藏獒身上。藏獒硬是把他驮回到了十公里外的帐房，进了帐房看到家里没有人，又硬是把他朝三十公里外的公路驮去。半途中孩子从藏獒背上滑了下来。藏獒就用牙撕着衣袍往前拖，拖一段，便停下来，趴在孩子身上，用自己的体温暖暖他，生怕他冻僵了。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有车有人的公路上，结果孩子活了，藏獒累瘫了，几乎死掉。我曾经费力地想找到这只藏獒和这个孩子，但是没有奏效，玉树草原太大，藏獒太多，我还没打问几个人，又冒出了另一只藏獒的另一个事迹。

有一只藏獒，老得已经不能嚼肉了。雪灾的晚上，奇寒降临。牧人把它拉进帐房，让它在火炉旁边暖一暖。拉进来一次，它出去一次，几次三番都这样，最后只好由它去了。牧人说，它就是舍不得离开每夜都要守卫的地方，那是羊群的旁边，面对饿狼的风口。就在这天晚上，老藏獒死了。作为一只工作犬，它老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什么叫忠于职守？这就是。死了还要威胁狼群。狼群来了没敢靠近，看老藏獒一动不动的样子，以为是扑咬前的屏声静息。直到天亮，狼群才发现，它们的天敌早已经没有威胁了。

在很多情况下牧人会把羊群交给藏獒去照看，自己去办别的事情。平常的日子里只要主人不在，到了牧归时间，藏獒就会跑前跑后、喊喊叫叫地把羊群赶回来。但是遇到特大雪灾羊群完全走不动了的时候它怎么办呢？它只有原地守护，等待着主人的到来。但主人在这种时候根本就到不了它们那里，到了也没用，也是毫无办法的。于是藏獒就一直守着，直到所有的羊都被冻死，直到它自己也被饿死、冻死。藏獒是决不吃自己看护的羊的，哪怕是冻死的羊羔，除非主人杀了羊割下肉来丢给它。由此可见，对藏獒来说，忠诚勇敢的含义并不轻松，它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藏獒当然知道自己只要吃掉冻死的羊就可以活下去；当然知道自己只要离开必死无疑的羊群，只身去找主人去投奔人群，就完全可以脱离死亡的陷阱。但它没有这样做，所有真正的藏獒都不会这样做，这是本能，是青藏高原赋予它们的使命，是遗传、后学、家教种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狗之道德。一旦违背了这种道德，或者说一旦在它们的道德律令中只有凶狠威猛而别无其他懿行特征，藏獒就不是奇伟的草原英雄，而仅仅是蛮野的荒地杀手了。

写到这里，就有一些悲哀。这些年，我常去草原，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少听到藏獒的故事。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如何搜罗、贩运、买卖藏獒，以及它们高得惊人的身价。藏獒有了身价，却没有了故事，好欤？坏欤？

扎西德勒——祈愿草原，祈愿藏獒，扎西得勒。

第一章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藏獒精神：完成文学的思想使命(1)

一

前些日子在青岛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很朴实的中年人，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你就是写《藏獒》的那个作家？”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人哪个不是狼，我也是狼，你卖书就卖书嘛，说狼干什么？”我很奇怪，他一个开出租的怎么就变成“狼”了，而我连坐出租车都能遇到“狼”，心里突然滋生出一种害怕来。面对司机，面对满街的人流和车流，我突然就说不出话来了。我被一种清醒的悲哀牢牢钳制着，我很想告诉他：许多把自己当成狼的人，其实都不是狼，而是羊。

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一是为什么反对我批判“狼文化”的人，往往并不是“狼”，而是一些备受“狼性”伤害的“羊”？是不是连“羊”都觉得应该让“狼文化”遍行天下呢？二是为什么我诚实地表达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会被很多人包括那个普通的司机看成是功利之举呢？固然我是借着《藏獒》和《藏獒2》的出版在发表我的看法，但如果没有《藏獒》和《藏獒2》，我有批判“狼文化”的资格吗？我有抑“狼”扬“獒”的平台吗？在一个虚饰、虚假、虚伪的世界里，我们怎么样才能相信一个人的真诚呢？难道连真诚本身也成了作秀和哄炒的代名词吗？真诚地生活、真诚地说话，本来应该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要求，现在居然荒诞了，变成一个怪物了。三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习惯于营造一种可怕的冷漠气氛，为什么我们对明显恶劣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失去了修正的冲动和干预的兴趣呢？难道“狼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的心理定势，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合情合理，而没有任何贬褒的价值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教授的，有一天打来电话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面对现实，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还听你批判‘狼文化’？”

从现实来看，“狼文化”确实有其土壤。它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公开提倡弱肉强食、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无信无义的强盗哲学、市侩哲学，把狼子野心当作人的正常之心，视弱者为草芥，置弱势人群于不顾，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狼文化”与狼这个物种毫无关系，很多坏提倡、坏主意、坏思想都是人强加给狼的。比如，狼的贪婪只针对食物，是生存的需要，它要活下去就必须这样。人的贪婪则表现为骄奢淫逸、损公肥私等。狼在现实中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是自然中的悲剧角色，“狼文化”却大行其道，是社会中制造悲剧的角色。这是动物的悲哀，也是人类的耻辱！

“狼文化”首先是对狼这个物种的侮辱、强奸和歪曲，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标准的践踏和戕害。所以我在《藏獒》三部曲中用很多笔墨写到了狼，既写了狼的荒野原则——凶狠残暴，也写了狼温情脉脉、义气多情的一面。这说明我对狼这个物种没什么偏见，我只是对“狼文化”有批判的态度。在《藏獒》中，我虽然也写到狼，但篇幅很小，批判也是很概念化的批判。但在《藏獒2》中，我对狼的写法由以前的形而上变成了形而下，由概念化变成了形象化。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狼，不是只有一种表现，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有中间状态的狼。草原上的人都说，狼是“千恶一义”的动物，也就是一千匹恶狼中必有一匹义狼，或者说，狼做了千件恶事之后，必有一次义举，这匹义狼在哪里？这种义举是什么？我想有所表现和挖掘，以便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狼。到了《藏獒3》，狼与藏獒甚至成为自然和人类对峙的伙伴。

“狼文化”——这个獠牙狰狞的所谓“文化”，绝对是法西斯主义的。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比如封建礼教。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对“吃人”的“狼文化”的批判，“救救孩子”也是从狼性十足的腐朽文化中拯救民族灵魂的呐喊。比如在《藏獒2》里，有壮狼以弱狼、小狼为食的故事，这肯定是动物行为，是狼生存所必需的野性原则，是艰难的生存条件逼出来的极端行为和扭曲表现。狼吃了弱狼、小狼以及死狼，才能保证壮狼的生存和狼群的不衰，这种行为典型地代表了狼性，尽管是可以理解的狼性，但要是把它变成人类的“生存法则”，那就惨了！狼性对人性的反动，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与“狼文化”相对立的，就是我在《藏獒》三部曲中张扬的“獒文化”，也就是我所认同的藏獒精神，这是我在《藏獒》系列里不遗余力地描写的。藏獒精神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道德风貌和行为举止。首先要做到不卑污、不虚伪、不贪婪、不阴险、不弱肉强食、不损人利己，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底线，藏獒的行为举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底线；其次要勇敢面对一切丑恶，忠诚于你的事业、爱情、理想、信仰，不受别人的欺负，也不欺负别人，懂得秩序，讲究规则，舍己为人，公正廉洁，有恩必报，光明磊落。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但决不是高不可攀，努力之下一定能做到，就像藏獒。

我崇拜精神，我选择文学是因为它最能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最能挖掘人类精神中最后的阴暗和最初的阳光，也最能让我的精神崇拜得到寄托和延展。真正的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含量，要有精神的普世性和手法的通俗性，还要转达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它体现着社会普遍认同的良知，同时又氤氲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生命不灭的火焰。藏獒精神是最能传达我的人生理想的旗帜。

说实在的，选择藏獒这种题材是我表达内心世界和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是我个人情感的总结。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藏獒，其实这跟我养过藏獒，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一个汉族人和藏族人在感情、生活上已经融为一体，在所有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你必然觉得那个地方的一切，包括狗的生命，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这种情感的驱动是促成我写藏獒的原因。1996年，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青岛，在海边仰望青藏高原，我才知道，什么是我应该记住的，什么是我应该牢牢抓住的，什么是我应该无法忘怀的。离青藏高原越来越远了，对她的那种感情却越来越浓了，这种感情是我写作的最好状态。我和那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也许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东西在里面。

另一种思考就是藏獒与藏族文化的关系。我写藏獒就是想宣扬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就是藏族文化的核心。藏族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境界：首先是世俗层面的境界，它告诉你，在什么层面上才是有益的、高级的，才是有利于你自己的。比如说你不能做坏事，你必须善良，必须虔诚地拜佛，才能脱离苦海。这个层面就是在告诉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行善，来世你就会变成一个恶鬼，一个畜生。其次精神层面告诉你，除了脱离苦海，你还可以进入佛的境地。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摆脱轮回对人的束缚。这个追求是对每个活佛、喇嘛提出的要求。第三个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无论是活佛还是普通人，都要有一颗菩提心去普度众生。不光让自己做个好人，也要让所有人做个好人。不光自己获得幸福，也要让所有人获得幸福。

有时我们会觉得一个普通人背负着这么宏大的目标有些空泛，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教。信仰的出现会把人的灵魂托举到一个很高的点上，它让我们看到那个灵魂时，我们会发现那个灵魂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就朝着自己的灵魂去努力走下去。现在人的所有需求都是从物质角度出发，所以才会患得患失。而藏族文化是把人的心灵和灵魂作为服务对象的，它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的不是金钱、物质利益，而是幸福，而这种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我感觉幸福就是幸福，有时跟物质有关，有时又跟物质无关。在西藏，因为有信仰，人们更能体会到幸福的本质，更能饱满而充实地活着。它觉得人的追求，活着的目的是精神的，在精神上幸福，是真正的幸福。这是当代人所缺乏的，也正是藏族人所拥有的。

这样说来，我写《藏獒》，就是期待社会的道德回归与信仰重建了。这其实是一个不可期待的梦。在我的梦想里，有着理想人格的模式，有着好社会、好生活的模式，我不忍放弃梦想是因为我太过天真。我用我的天真写出了我的《藏獒》，天真地希望别人能和我一样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单纯的人格修炼和自我完善，以此对抗邪恶与诱惑。我在书中写到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精髓就是修炼和抗衡邪恶，所谓金刚不坏之身就是能够抵御任何诱惑，使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此来感染自己的环境。我以为在当下，一个人最最要紧的就是独善其身，在你自己发表匡救世界的大论，谆谆教导别人的时候，首先要检点一下自己，“修身齐家”做的怎么样。藏獒是修身的样板，它的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勇敢忠诚等品质都是出于本能，一个人能够把这些品质修炼成本能，那才有资格和底气去“兼济天下”，去做一个精神使徒应该做的事情。启蒙者的艰巨任务首先是启蒙自己，或者说首先是接受别人对你的启蒙。

第一章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藏獒精神：完成文学的思想使命(2)

有人说《藏獒》系列有重塑国民性的意图。我是有过这样的考虑。富裕了，强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你是要让人家信任你、亲近你呢，还是要让人家感到你的威胁从而害怕你、远离你？这就要靠自己对自己的塑造。一句话，要用优质文化重塑国民性，创造中国人的新形象。重塑国民性包括三点：一是形象的重塑，二是心理的重塑，三是人格的重塑。其中人格的重塑是最最重要的。在这里，提升道德的底线是重塑国民性的关键。我们不是狮子、老虎，因为狮子、老虎尽管威猛却没有亲和力，也不讲忠诚，“狼”作为精神符号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它是自私而贪婪的。也不能是大熊猫、藏羚羊，因为它们太懦弱，百无一能，只能让人欣赏和保护。我们只能是藏獒，他勇敢而忠诚，威猛而柔情，该出手时就出手，同时又严格遵守着规则和秩序。藏獒从来不会跑到别人的领地、别人的家里去威胁人家，咬人家，它只是很安分地守候在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家门口。如果有谁进入了它的领地，侵害了它守护的羊群、牛群，它会毫不迟疑地扑上去，一口致命。它既让我们敬畏又让我们信赖，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充分体现了人性中的阳刚之气、悲悯意识和人道精神。

三

有人提出以“獒文化”pk“狼文化”的口号。这样pk完全是一种无奈的反抗。它说明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针锋相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仁者和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我反感泛滥成灾的狼文化，反感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对此毫不掩饰。所以用这样的“獒文化”去pk“狼文化”，我是认可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厘清很多问题。

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自然可以把“兼并”、“收购”、“牟利”的“狼性精神”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但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藏獒精神”的实践者，是一个保护弱小、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的慈善家，那就不仅是企业的成功，也是人格和形象的成功。而人格和形象的成功，才是一种高境界的成功。有个企业家对我说：“你的《藏獒》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竞争现实并没有要求我们人人都变成狼，也就是说能够大块吃肉的并不一定是狼，你作为一只藏獒，在坚守道义、维护公正的同时，同样可以吃到该吃的肉。

”企业的亲和力决不可能来源于狼，老板都信奉了狼道，哪个员工愿意跟你干？哪个同行愿意跟你谈生意？又有哪个消费者愿意信任你？即使是激烈的竞争，那也是符合规则、讲究诚信的竞争。而“藏獒”的意义就在于你既可以是勇敢智慧的，也可以是忠实可靠的；你既可以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做到光明磊落，情操高尚。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职场，在现代生活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职场上的人如果都变成了狼，那谁还敢聘请雇佣你？当然你也不能是羊，羊太可怜、太无能，只能心情愤懑，而不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你成了一只忠诚勇敢、无私无畏的藏獒，那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让企业和职场去体现一种藏獒精神，一种文化獒性，做到做不到还很难说，但至少在文化理念上应该这样。

我觉得狼与狼共舞既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人与狼共舞才有意思也才有意义，也才能体现一个人的胆略、智慧、气魄、技巧、章法等等。当然你可以认为企业的竞争理念和服务理念是分开的，竞争可以是狼，服务可以是獒。但我以为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市场竞争，而左右市场的关键是消费群体对企业整体人格的认可，是社会消费心理对企业形象的信赖，这种认可和信赖一旦物化，就变成了用自己的钱换你的产品。没有人愿意信赖一匹狼，这一点东郭先生的故事早就警醒过我们了。狼与狼共舞的理念，无论出于商战的谋略，还是出于文化的建树，都是失败的。任何成功企业的灵魂都应该是真诚，而真诚跟狼丝毫没有关系，没有一匹狼是真诚的；而所有的藏獒都可以是真诚的化身，他们既勇敢又真诚。《藏獒》的灵魂就是勇敢而真诚。

在这里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狼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危害，提醒那些信奉“与狼共舞，必先为狼”的企业注意，企业提倡什么，以什么样的精神符号营造自己的形象，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一个企业，不管它生产和经销什么，它的理念的核心都应该是“创造”与“诚信”。而藏獒恰恰就是“创造”与“诚信”的化身。藏獒比狼更勇敢、更威猛、更讲究团队精神，也更重视领导人即“獒王”的作用，它们是气魄惊人、勇往直前、创造开拓的先锋。同时藏獒又是忠诚的代言，老板要忠诚自己的事业，企业要忠诚自己的客户，产品要忠诚市场，营销手段要忠诚消费者。同时在企业内部，员工要忠诚企业，忠诚你所信赖、值得忠诚的领导人，要勤勉，要坚韧，要独挡一面；老板也要对得起员工，要像藏獒那样信任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忠诚永远是双方的，藏獒忠诚于人，前提是人也忠诚于藏獒。

我在《藏獒》系列中既写了藏獒对人的忠诚，也写了人对藏獒的忠诚。人和藏獒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这样的忠诚是崇高的，是“獒之为獒，人之为人”的出发点。忠诚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诚实、公信、义气、正直。诚实的人，讲信用、讲义气的人，正直向上的人，难道是奴性十足的人吗？我再说一遍，人是獒的主人而不是主子，獒是人的朋友而不是奴仆。

四

我焦虑于一种道德拯救和精神建树，但又感到势单力薄，艰难万险。现在的人，包括许多作家，把道德看得很低，不屑于去写道德层面的东西。其实道德成就大师，许多大师都是把道德表现作为了终身追求的事业，他们不光是文学大师，更是精神大师，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榜样告诉我们，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文关怀，什么最薄弱、最缺失，他们就应该关注什么，普世的原则才是写作的原则。我对人类社会的隐喻既是道德的，更是精神的。把“道德”和“精神”加起来，就是作家应该坚守的文学精神。它的内涵一是深度关注现实，二是高度建树理想——这个理想既是人类理想，也是一个人的人格理想。

《藏獒》和我过去的作品更多的是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我把写作的注意力第一次集中在了文本的艺术营造上，集中在了文学母题的表达上，而过去我更多地注重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属于我自己的观察和剖析。有个批评家说，《藏獒》更像一个江湖，一个充满侠肝义胆、万丈柔情的武侠世界。其实根本不在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写武侠作品，而在于你骨子里有没有侠气。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的，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来了。侠肝义胆是上帝给我的精神养料，当我在生活中很难做到时，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了里。换句话说，仗义行侠既是我的寄托，更是我的影子，它寄托了我的人格理想，我也许做不到，但我绝对崇尚。我有时候想我要是变成一只藏獒，就不怕做不到了，藏獒在舍生取义的时候，决不会瞻前顾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正气凛然，出手不凡，那是多么痛快的人生啊！相比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得非常窝囊。

当然藏獒的故事构成了完整的三部曲，这三部描写的重心是不同的。《藏獒》中人与藏獒从疏到亲，是一个良好的缘起；从残酷到和平，从冷凉到温暖，人性在追问中惭愧地看到了自己的缺失，又在对比中得到了獒性的补充。《藏獒2》的重点在于生命的关系和自然的平衡，也是人为的因素让物种愤怒，战争爆发，生存艰难，矛盾重重。生命必须强悍壮实、勇敢坚定、锲而不舍，才有可能活下去。我想告诉读者，牺牲了自然，也就等于牺牲了人类自己；生命是个互相关联的现象，没有一种杀害会逃脱被杀和自杀，人、獒、狼的关系就是这样。

《藏獒3》是人类弱点的大暴露，有人性和没人性都可以用合理的形式来表现，人的优胜就在于他可以在良善和残暴之间作出选择并对丑恶加以抵制；你放弃了对光明美好的选择，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性。人可以是狼，也可以是藏獒，而藏獒却永远是藏獒。在环境突然恶劣，生活必须残酷的时候，藏獒的天性依然不变，人却可悲地背叛了藏獒，他们对藏獒的驱使，是魔鬼的驱使，不是上帝的驱使。我尊重历史和膜拜环境，当这种历史和环境需要用人、獒、狼的战争让我们刻骨铭心时，我的疼痛就在于我别无选择地写出了流泪淌血的必然结果。我会永远赞美忠诚和勇敢、道义和良知，但有时是哭着赞美。在《藏獒3》里，草原上的人、獒、狼都参加了“文革”、“武斗”，人、獒、狼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就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有牺牲。历史是残酷的，我写《藏獒3》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历史，而是为了告别历史。任何一种告别都可能伴随着惨痛，尤其是用挽歌的形式告别藏獒、告别草原。

总之，在作品里，我试图把獒性、狼性、人性、佛性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共生共存的坏境里，完成一种文学的思想使命。用时间来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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