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一边看打太极的老人们，一边想起父亲的话，多半都在坐在广场上和衣睡着了，朦胧中，他的妻子会叫醒他，喊他回家吃傻子认为最香甜的饭菜……

人人都说傻子有傻福，其实，是傻子的父亲临去世前，传授了傻子一套心灵的太极，你说是不是？

摔倒了，也要舌尖朝上

她是个要强的女人。

丈夫离开她后，她一个人承包了一座电话亭，靠卖书报和香烟的收入把儿子拉扯大。

儿子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路稳居全校前茅，这个秋季，儿子又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儿子高中上学时，读的是私立中学，高昂的学费已经逐渐掏空了原本窘困的家庭，有人劝她到电视台向社会求援，她坚决不肯，说，这都曝光了，以后儿子见到同学会多没自信呀。

她决定在这个暑假挺一挺，她扩充了电话亭的生意范围，一边卖书报和香烟，一边在电话亭外支了个炭火炉子，专门卖韭菜鸡蛋饼，2元一张，附近多是写字楼，上班族们早饭多是草草对付，她的韭菜鸡蛋饼卖得很快。

看生意有起色，她又决定晚上也卖韭菜鸡蛋饼。这一试，还真不错，生意比早上的还好。

这个城市里的夏天异常闷热，市区多的是大排档，她的电话亭紧挨着大排档，有吃酒的人三杯下肚，来两张韭菜鸡蛋饼，异常可口。

有一天晚上，为了多为儿子积攒些学费，她22点还没有收摊，一阵风吹过，看天要下雨，她慌忙收拾东西，然而，就在她即将熄灭炭火炉的时候，一个醉了酒的司机开着车直奔向她，她的身体在被抛在半空，划了一道弧线，落在了电话亭10米开外的地方，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第二天清晨，她在医院的病床上疲惫地睁开了眼睛，盆骨粉碎性骨折，肋骨断了5根，腹腔淤血严重，好在那个肇事司机没有昧着良心逃掉，要不，她命都没了！

本来就已经十分窘迫的家庭遭了这一劫难，势必雪上加霜。记者们赶了过来，听说她的遭遇，非要帮助寻找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捐助，她用声嘶力竭地哀求记者说，千万别，我们自己可以，千万别……

幸好国家有助学贷款的政策，她的儿子才没有与大学失之交臂，但是，儿子的生活费咋办？

儿子看到母亲的样子，讲出了不去上大学的想法，他说大学没了，以后可以自学，妈妈没了，天就塌了。

那天，她挣扎着第一次扇了儿子一记耳光，说，你若不去上大学，我现在就绝食。

儿子去了，从亲戚家里借的生活费，她由亲戚代为照顾。

儿子上学的那天，她笑得很开心。她对儿子说，你一定要记住，摔倒了，也要舌尖朝上，不能装孬种。

伤口近乎噬骨的疼痛一直延续了近一个月，亲戚只看到她额头冒汗，她却一声没有吭，唯恐儿子知道她的痛楚影响学业。

她在床上躺了半年，她出院了，儿子特意请假来接她，她递给了儿子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一首诗，诗人的名字叫保罗·策兰。她用蹩脚的普通话朗诵给儿子听——

这个只能结结巴巴跟随的世界我将成为这世上曾经的一个过客、一个名字从墙上渗下来墙上，一道伤口舔向高处

她说，这诗，是隔壁病房的一位患白血病的小伙子告诉她的。小伙子常在草坪上念叨，她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小伙子手里的诗集上誊抄了过来。

儿子问，这位拿诗集的哥哥呢？

她眼泪打转儿说，三天前，听说他走了，含着笑走的……

为梦放行7分钟

我这里有一个关于“7分钟”的故事，想花3分钟时间讲给你听，希望你能收获到关乎“一辈子”的思索与感悟。

他是一个在钢厂炼钢的工人，整天围着焦炉转，焦炉像一个热鏊，让人焦灼难耐。这种工作环境，一般人是很难架得住的，他也曾经动摇过，但是，当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就心里安宁了许多。

他的父亲也是炼钢厂的工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焦炉。他想，父亲没有改变的命运，他一定要替父亲冲出窘迫的重围。

那是一个不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时代，偷懒这一行为，也是要被上纲上线的。很多人都一心想着干活，不敢碰工厂制度的高压线。

那也是一个文化相对贫乏的时代，一本演义，许多人都传着看，直至传到了破如毡毛垫子。就在这样的时代，厂里出台了一个规定——任何人不准在工作时间看。

规定一出，那些躁动的青年眼球立马噤若寒蝉了。他们一心只想着干活。

他是在众多工人中属于胆大的一类，也是属于好学的一类，他想，厂里只是说不准看，但没说不准看诗集呀。

于是，他就拿了一本《普希金诗集》在工作的间隙琢磨，焦炉每隔10分钟出一炉，他3分钟就可以把活干完，剩余的时间，他就用来啃那本诗集，间隙，还掏出铅笔头，写一写属于自己的诗。

不料，这一举动不到3天就被班长发现了，班长对这种行为是要坚决扼杀在摇篮里的。

班长立即呵斥了这种行为，并警告他以后不准再犯。

就在这时候，工长进来了，略带批评地对班长说，年轻人看看诗集，又不是闲书，有啥错？

班长不吭声了。

从此以后，揽焦车边，他的7分钟被匀出来了，他每天利用若干个这样的7分钟，读诗，写诗，发表，后来，偶然的机缘，他的诗歌被厂里宣传部部长看到了，把他调到了宣传部。再后来，通过应聘，他到了一家著名的杂志社做了编辑。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国内的钢铁工业重组，他原来所在的钢厂被吞并了。

如今，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坐拥书海，手边却不离当年那本翻烂了《普希金诗集》，还有当年为他放行7分钟的工长的照片。

他说，他将永远铭记工长为他梦想放行的7分钟，是那样短短的7分钟，改变了他一辈子的命运。

一年后，花开

那是一段尴尬的岁月，他是一个落魄的教授，如今早已不在大学教书，而是到了闹市区的一个小学校，是返聘的。人们习惯还是喊他“教授”。

教授家里养有一儿一女。儿子7岁，女儿5岁，都正是爱吃的孩童时代，家里却因为一升米而犯了愁。

而与之相反的是，教授的学生——街道上开着最大店面蛋糕房的老板家的女儿，却有吃不完的鸡腿和烤肉，如此不公有些让人想骂娘。

教授家住在老城区的一个简陋的院子里，院子里空落落的，唯一的一个鸡窝，也长了茅草，按照往常的惯例，这里是应该圈养鸡鸭的，鸡鸭不是用来宰杀的，下的蛋却可以给孩子们打打牙祭。而教授家唯一的一只鸡也于半个月前送到街面上，换了三升米。

眼看着就要到中秋了，那些富商家，已经开始捣碎花生，用菜籽油炸月饼和点心，而他们却为吃饱饭发愁。

教授每天都要去学校教书，工资是一个月结一次，如今，才是17日，距离结工资还有13天的时间，教授打起了自己班上，那家开蛋糕店的学生的主意。

那是一个午间，所有学生都走了，唯有那个开蛋糕店的学生被他喊到了办公室。

我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教授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竟然用了“您”这个词。

学生尴尬而面带微笑地问，老师，你别客气，你请讲。

你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儿子就像你这么大，可是，因为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他们特别想吃你们家的蛋糕，这样，你看能不能先从你家店里拿一些，我给你写个欠条，等工资发下来，我再给你。教授红着脸，像个犯了错的学生，他今天竟然没敢抬头。

就为这个呀，老师，您甭犯愁了，我回家取便是，您在这里等着便是。学生说着，噔噔噔下楼去了。

学生回家的那段时间，尽管只有短短的10分钟左右，他却显得比10年还要漫长。办公室里，他两眼泛红，一个八尺男儿，竟然为了孩子的口粮犯了愁。

楼梯间里，再次响起了“噔噔噔”的脚步声，学生怀抱着纸箱出现在他面前，满脸堆笑地说，老师，给！

老实说，这个学生并不是个听话的孩子，那一天，身为老师的他第一次夸了他，并说他懂事。他暗自骂自己为了几口面包就虚伪成这个样子，转念一想，他又不骂了，他想到家里还饿着肚子的孩子。

他作别了学生，紧赶慢赶往家走，街角处，一家花店开着，那家花店的老板他认识，送了他一盆君子兰。他一手抱着一箱面包，一手抱着君子兰，几分钟就到了家。瞬间被饿得如小狼崽一样的儿女吃得还剩半箱。而他自己却说，学生请他吃过了，这些是学生送的，吃完后，还会有。

可是，怎么能老让别人送呢？他的女儿反问他。

他支吾着，没有回答，孩子，我们去种花吧，种在院子里的空花盆里，儿女欢呼着，向门外走，儿子刨土，垫了一层老墙根的黑土做肥料，把兰花种在了盆子里，填上土。女儿为兰花浇了水。

一阵风吹过，翠绿的兰花的叶子在风里舞。

女儿问他，兰花什么时候会开花呢？

他楞了一下说，一年后，花就开了。

可是马上就是冬天，兰花不怕冻吗？儿子问。

他望着眼前的一对儿女和光景，哽咽着对孩子们说，宝贝们，一年后，兰花会开的。一年后，一切都会换了样子的，今后无论遇到了怎样困难的事情，一定等一年，一年是足以让世界换了样子的……

这是发生在1978年北京我一个亲戚的故事，故事中的教授如今已经满头白发，2004年，我曾因为高考失利到他家去散过心，他给我讲了以上的故事，并对我说——

不要急切，孩子，一年后，花总会开的。

暂借清风，吹去俗世繁重

走，往乡村深处走，往长满庄稼、绿树和草地的深处走，和一条哗哗撒娇的小溪攀谈，与鸡鸭牛羊做朋友，伸手接两滴清晨的露珠，放在舌尖品咂，有甜甜的远古的味道。随便抓几缕清风吧，不要像对待一条围巾一样把它缠在脖颈间，而要把自己的心绪变成一朵蒲公英，熟透了的蒲公英，睡在风里，在风里打盹儿，让清风带走俗世里绑在我们身上的繁重。

走，往翠绿的山岗中走，往清澈泉水边走，在青春的年景里，我们跳着走上山间的台阶；在我们的壮年，我们在山间的坪上休憩仰望；当我们老了，我们可以听听松涛和虫鸣，庄重而小心翼翼地走下生命的台阶。那些山间的黄叶，如一枚枚时间的请柬，遗落在时光的山坡上，我们曾经多么自豪地拥有它，就像飞鸟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一转身，它们就飞走了，散落的羽毛化作了皱纹，深陷在我们的面庞上，这是岁月带给我们的可靠印记。

走，往父亲的身边走，往母亲的身边走，哪怕是茅屋，哪怕是山野，都要离父母近一些，再近一些，枕着父母的唠叨入眠，或是在父母的鼾声里给自己的思想溜溜弯。乡村的炊烟笔直，总在这样的笔直里，母亲的呼唤穿破一座又一座矮矮的瓦舍，牵回来我们晚归的心。

人生无非就是这样，要么亲近自然，要么亲近故乡，只有在这样的亲近里，我们才能给心灵松绑，而这样的舒适地，可能处在同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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