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2月11日14:00地点：grandhoel,haveniusroom

夏谷：我先请问您一个问题。您曾说，最早给您讲故事的，不是作家而是长辈，这是真的吗？

莫言：是真的。最早听故事是在乡村的时候，我作为农村的少年，那时候也不上学，天天跟成年人在一起，白天在劳动的间隙，晚上在农村的热炕头上，冬天在生产队的记工房里，白天在集市上，聆听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有妖魔鬼怪，也有历史人物的传奇。

夏谷：这些故事是不是包括了中国的传统故事，比如说像《水浒传》里头的故事？

莫言：一般来讲，他们不讲这种故事，因为这种故事是已经被写成书的，写成书了以后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讲述。他们讲的是农民自己的故事，没有被整理成文字的，是在民间由口头传送下去的，是一种口头文学，我觉得这比《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更有意思。当然，他们有时候也讲《水浒传》、也讲《三国演义》，但他们把它们神秘化了、改造了，跟书上写的也不一样了。

夏谷：这些故事都是有地色的吧？

莫言:当时我也意识不到，现在回头一比较，发现这些故事还是有它鲜明的地方特色。我们那个地方属于古代的齐国，齐国人好谈怪力乱神，再往西走一点，就是孔夫子的老家，孔夫子一辈子不谈怪力乱神。齐国这个地方可能地处偏僻，自然经济可能不如当时的鲁国那么发达，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崇拜比较多，对大自然有一种崇拜感，所以，很多植物、动物都在他们的嘴巴里，变成了有个性的、能够变化各种各样形象的传奇故事。

夏谷：所以，在他们讲的这些故事中，孔子的影响并不大啊？

莫言：对。实际上，我想，民间跟社会永远有两种意义。在我的故乡，主流社会依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农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科举来考中功名，成名成家。但是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那又是跟儒家理论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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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谷：当您开始读书后，哪位中国的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比如说以前写过农村题材的？

莫言：我最早读到的实际上是鲁迅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二三年级了，我腿上生了一个疮，红肿得不敢走路。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一个夏天，很热，我们房子后边的河洪水滔天，波浪滚滚，家里没有人，我就在家里边，先是读墙上贴着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因为当时农村到了春节时候要美化一下自己的房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买一点旧报纸贴到墙上。那时候我母亲又不识字，贴的时候，有时候就把字贴倒了，有的朝上，有的朝下，有的是横的。为了看这个报纸，我就翻来覆去地看。字倒了，我就躺着看，字高了，我就站着看，字贴横了，我就这样看（莫言在模仿当时看报的动作），当我把墙上的报纸读完之后，就没东西可读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在桌子上有一本我大哥放下的书。我大哥当时在离我家二十多里路的地方读高中，这本书就是《鲁迅集》。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记》，我看不懂啊（笑），硬着头皮往下看，然后又读了《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所以我最早读的是鲁迅的，但是我读不懂。我想对我有影响的是另外一套书，那就是我大哥留在家里的一套中学语文课本。这套课本节选了很多中国现代和当代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这样一些作品，这就是真正的农村题材作品。这两个作家实际上我都很喜欢。当时我读了孙犁的《荷花淀》，特别向往这种划着船，在荷花丛中走来走去的生活，感觉它很清新，尽管我没有去过这样的水乡，但我感觉到了水乡在我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赵树理的，我更加喜欢,比孙犁的还喜欢。你看像《李有才板话》里有大量的快板，是吧？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农民，是特别擅长编快板，编顺口溜，他讲话都是押韵的。这样的人物在我们村子里面也有很多。我小时候实际上也具有这种编顺口溜的才能。很多人和事经我一说，全部都是押韵的，呱啦呱啦说快板。另外，我听了很多说书人的讲述，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才能。一看赵树理写的乡村乡土的,感觉特别亲切，仿佛讲的就是我们村子里我熟悉的这种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讲到中国现代作家对我的影响，先是鲁迅——鲁迅当然后来看懂了，其次是赵树理、孙犁这样一些作家。

夏谷：好的。鲁迅也写故乡题材，在一篇中他写主人公回到农村去看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好朋友。

莫言：闰土吧。

夏谷：你也写这个题材，是不是？你的《白狗秋千架》也是这样类似的题材？

莫言：对。《白狗秋千架》跟你刚才讲到的鲁迅的《故乡》，在选材的角度上，是很相似的，或者说是同样的一种写法，都是写一个在外边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或是成了作家的人，总而言之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回到故乡，遇到童年的伙伴，然后发现彼此之间已经有很多精神上的隔膜。这个题材很相似。第一有怀乡，怀念故乡，尤其怀念童年时期自己故乡的那些美好记忆，但现实当中的故乡已经变得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很多当年记忆中美好的东西，现在变得并不美好；很多经常在梦中梦到的事物，现在一看和梦里的那种境界完全不一样，丑陋不堪；过去的童年伙伴也仿佛变得像个陌生人。我想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跟鲁迅先生在《故乡》里面所描写的是完全一致的。鲁迅所开辟的题材或者这样一种思路一直延续到现在，很多人依然在写。

夏谷：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是高晓声。你怎样评论他的写作风格？

莫言：高晓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作家。我和他也很熟。1987年我跟他一起去德国待了二十多天。他早期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高晓声原是知识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然后被赶回农村，完全作为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所以他对农民是非常了解的，他笔下的陈奂生、李顺大，都跟我们在农村所碰到的人物很相似。所以，第一他有丰富的农村经验，第二他也有一种幽默感。一般的作家写到农村的苦难生活，就容易写得悲悲惨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农民正像高晓声笔下的农民一样，他们也苦,也累，也绝望，但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对生活的幽默态度，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幽默态度。我想这是中国农民的一种非常宝贵的性格。在我的里也经常出现类似人物，也是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们的这种幽默感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只有在困苦当中，在艰难当中，保持一种幽默的心态，人们才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未来。

夏谷：你对福克纳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你说，他对你的影响比较大，说他的《喧哗与骚动》里头建立了一个文学共和国，你说你看到他这部后，也想建立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莫言：福克纳是我非常敬仰的大师。即使到现在我见到他，肯定要向他鞠躬并拜他为师的。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概1985年的时候“结识”了他，首先读的是他的一个短篇，叫《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讲的是一个带有哥特式恐怖色彩的故事，就讲一个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小姐很多年没有出门，实际上她把自己的未婚夫暗杀掉了。当时看到这个故事也没觉得这个特别好。后来看到了他的《喧哗与骚动》。《喧哗与骚动》当时是由中国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李文俊翻译的，里面有一篇长长的一万多字的序言，详细地介绍了福克纳的生平、著作和艺术风格，其中介绍到他用自己的作品虚构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县在美国的地图上是找不着的，但在他的文学里面是一个县。我想这实质上是他以故乡作为基础，吸纳了美国的甚至世界各地的所有和文学有关的传统素材，营造的一个文学的领地。这个让我感觉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我觉得我也应该向他学习，我觉得一个作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写乡土的作家，必须立足在自己最熟悉的、最亲切的或者最仇恨的、感情最强烈的地方，一辈子就写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不断地往下深深挖掘，找到这个地方文化的源头，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够有所成就。否则的话，你今天写海洋，明天写另外一种陌生的环境，很可能什么都写不好。这是福克纳对我最大的启发。

夏谷：可是，在福克纳的中，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你觉得这种差距跟贫富差距是类似的东西吗？

莫言：我觉得构成福克纳核心矛盾的，还不是贫富之间的差别，而是两种文化、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别。在福克纳的中，白人反而是穷困潦倒，有很多穷的白人他们很可怜。也有很多旧的贵族白人,他们已经衰败，他们已经没落，这个时候无论在生活能力还是精神方面，都不如黑人。我记得他有个写到，其中一个黑人为了防止白人来侮辱自己的妻子，就在自己家周围建了一圈高高的栅栏，木栅栏。这个黑人每次回家，像鸟儿一样跑起来，飞身而跃,进入自己的院子。而那些白人奴隶主，虽然看着奴隶的妻子很漂亮，但他们爬不进去。我觉得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性：黑人实际上是一个蓬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族群，在他们身上可能代表着一种未来；而白人奴隶主的文明已经走向了没落，尽管他们还有贵族身份，尽管他们在精神上自认为比黑人要优越，但实际上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想福克纳实际上是带着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在写作。一方面他是白人，他有白人的优越感。但是一方面他也看到现实生活当中黑人这种蓬勃的力量，这种生命力。所以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把一切都客观地描述出来。他在描写黑人和白人的时候，忘掉了自己的肤色，他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上，客观地描写了故乡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对我启发非常大。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在我的里,不管是大家认为的好人还是坏人，我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或者说站在跟福克纳类似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描述。所以，有一些野蛮的人，有一些被人认为是坏人的人，在他们身上反而表现出了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的力量。

夏谷：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红高粱》这部随着张艺谋同名电影的放映，它的影响变得很大。可是如果您现在写这样的一部，它能像《红高粱》那样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莫言：这个肯定不可能了。我想《红高粱》这部，现在回头我再来读反而能找出很多不满的地方，现在再写，不会再犯那些技术性的错误，同时我也体会到，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作品，那里边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现在再让我写，我也可能写不出那样的东西。这部在八十年代，尤其在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并获得了西方国际电影节大奖之后，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我前天开玩笑说，一点都不亚于我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当时我正在高密写作，一次回北京，我深夜下火车时听到北京街头上很多年轻人一手提着啤酒瓶子，一边大声地高唱着电影中的插曲。老百姓经常把《红高粱》的插曲当成自己在很多场合必唱的歌曲，借此来宣泄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我觉得《红高粱》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需求，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老百姓在经过了长期的压抑和禁锢之后，迫切地需要获得一种抒发个性的自由。所以像《红高粱》里头对个性解放的赞美，对里边像“爷爷奶奶”这样一种下层人民的敢说敢做的生活状态的向往，恰好适应了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一种需要。所以，这部和电影，在当时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假如现在再出这么一部电影、再出这么一部，我估计很可能是默默无闻，因为类似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多了，人们有压抑，但是排除压抑、解决压抑的方式也非常多了，未必再靠一部、一部电影来宣泄自己。

夏谷：里头的“气魄”很大。

莫言：对，是气魄，有一种气，有一种昂扬的、追求精神解放的“劲”，这样一种精神。

夏谷：你现在写的灵感和构思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