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附之巧，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阳，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许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蚊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件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间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速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力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遵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件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阳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狗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渴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匾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虞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磺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代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馈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三率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大破之殽。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

忠臣者务崇君之德，馅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征舒弑其君，楚庄王伐之，陈人听令。庄王以讨有罪，遣卒戍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反还而不贺。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征乱，诛罪人，群臣皆贺，而子独不贺，何也？”申叔时曰：“牵牛蹊人之田，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之，罚亦重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兴兵而攻，因以诛罪人，遣人戍陈。诸侯闻之，以王为非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取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于是伐范、中行。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韩、魏、赵。韩、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与，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同计，以击智氏，遂灭之。此务为君广地者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废，仞人之事者败，无功而大利者后将为害。譬犹缘高木而望四方也。虽愉乐哉，然而疾风至，未尝不恐也。患及身，然后忧之，六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事君也，计功而受赏，不为苟得；为苟得；积力而受官，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其所不能者，与之勿喜也。辞所能则匿，欲所不能则惑，辞所不能而受所能，则得无损堕之势，而无不胜之任矣。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未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谓也。

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费无忌复于荆平王曰：“晋之所以霸者，近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与之争者，以其僻远也。楚王若欲从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来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悦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于王侧，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费无忌，无忌曰：“臣固闻之，太子内抚百姓，外约诸侯，齐、晋又辅之，将以害楚，其事已构矣。”王曰：“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杀太子建而诛伍子奢，此所谓风誉而为祸者也。何谓毁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至，而养以刍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则乘牢车，驾良马。孟尝君问之曰：“夫子生于齐、长于齐，夫子亦何思于齐？”对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尝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尝君曰：“子何为思之？”对曰：“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归君，食刍豢，饭黍粢，服轻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谓毁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毁誉之言，不可不审也。

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鲁人有为父报仇于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其御欲驱，抚而止之曰：“今日为父报仇，以出死，非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节行之人，不可杀也。”解围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带，冠不及正，薄伏而走，上车而驰，必不能自免于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此众人所以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谓徐而驰，迟于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为迟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为迟者反为疾，明于分也。有知徐之为疾，迟之为速者，则几于道矣。故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于是使忽祝，而后能得之。

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缥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水决九江而渐荆州，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构难而危国也。君不如去一人。”简公不听。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中，而弑简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而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宫而筑之，郈昭伯怒，伤之鲁昭公曰：“祷于襄公之庙，舞者二人而已，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无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驹。子家驹曰：“季氏之得众，三家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听，使郈昭伯将卒以攻之。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死亡无日矣。”遂兴兵以救之。郈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出奔齐。故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定；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故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两人搆怨，廷杀宰予，简公遇杀，身死无后，陈氏代之，齐乃无吕。两家斗鸡，季氏金距，郈公作难，鲁昭公出走。故师之所处，生以棘楚。祸生而不早灭，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湿，浸而益大。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故蠢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谓也。

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骿胁，使之袒而捕鱼。厘负羁止之曰：“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齐、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今不务使患无生，患生而救之，虽有圣知，弗能为谋耳。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絓罗网，虽曲为之备，何足以全其身！譬犹失火而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万穴，塞其一，鱼何遽无由出？室有百户，闭其一，盗何遽无从入？夫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啮，圣人见之密，故万物莫能伤也。太宰子朱侍饭于令尹子国，令尹子国啜羹而热，投卮浆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辞官而归。其仆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辞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见终始微矣。夫鸿鹄之未孚于卵也，一指之，则靡而无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则奋翼挥，凌乎浮云，背负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霓之间，虽有劲弩利矰微缴，薄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鹜石城，经丹徒，起波涛，舟杭一日不能济也。是故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欢然有以自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必且以我为事也。”还反杀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为人行也，其所论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诗》曰：“人亦有言，无哲不愚。”此之谓也。

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命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輓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雅，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蠃弱眼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适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探彀，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

或争利而反强之，或听从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争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争而反取之也。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儿说之巧，于闭结无不解，非能闭结而尽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与及言论矣。

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当。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故交画不畅，连环不解，物之不通者，圣人不争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申菽、杜茞，美人之所怀服也，及渐之于滫，则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骥逐人于榛薄，而蓑笠盘旋也。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咐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灭亡削残，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镜者，所以照形也。宫人得戟，则以刈葵，盲者得镜则以盖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诽誉在俗；趋舍不同，逆顺在君。狂谲不受禄而诛，段干不辞相而显，所行同也，而利害异者，时使然也。故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可致也！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任以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必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厮徒马畔，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则阴阳食之。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今卷卷然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毁碎灭沉，犹且弗易者，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

赵宣孟活饥人于委桑之下，而天下称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难，不失其守，而天下称勇焉。是故见小行则可以论大体矣。田子方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其御曰：“此何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奋也。老罢而不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为也。”束帛以赎之。罢武闻之，知所归心矣。齐庄公出猎，有一虫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所谓螳螂者也。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曰：“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回车而避之。勇武闻之，知所尽死矣。故田子方隐一老马而魏国载之，齐庄公避一螳螂而勇武归之。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归之；武王荫喝人于樾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士必其死。故圣人行之于小，则可以覆大矣；审之于近，则可以怀远矣。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子发辩击剧而劳佚齐，楚国知其可以为兵主也。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者也。

圣人之举事，不加忧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说者之论，亦犹此也。诚得其数，则无所用多矣。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夫劝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卫君朝于吴，吴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说者冠盖相望而弗能止也。鲁君闻之，撤钟鼓之悬，缟素而朝。仲尼入见曰：“君胡为有忧色？”鲁君曰：“诸侯无亲，以诸侯为亲。大夫无党，以大夫为党。今卫君朝于吴王，吴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意卫君之仁义而遭此难也！吾欲免之而不能，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则请子贡行。”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子贡辞曰：“贵无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敛躬而行，至于吴，见太宰嚭。太宰嚭甚悦之，欲荐之于王。子贡曰：“子不能行说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贡曰：“卫君之来也，卫国之半曰；不若朝于晋。其半曰，不若朝于吴。然卫君以为吴可以归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卫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赏言朝于晋者，而罚言朝于吴也。且卫君之来也，诸侯皆以为蓍龟兆。今朝于吴而不利，则皆移心于晋矣。子之欲成霸王之业，不亦难乎？”太宰嚭入，复之于王。王报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卫君之礼不具者死！”子贡可谓知所以说矣。

鲁哀公为室而大，公宣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适。”公曰：“寡人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国小而室大，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鲁君曰：“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左昭而右穆，为大室以临二先君之庙，得无害于子乎？”公乃令罢役除版而去之。鲁君之欲为室诚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说而一听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临河而钓，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鱼者，非江河鱼不食也，所以饵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执竿，投而撮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钓者也。夫物无不可奈何，有人无奈何。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

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谚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谓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钱无量，财货无货。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于天下。请与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此所谓类之而非者也。何谓非类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筦籥之信、关健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椒、司马子期。此所谓弗类而是者也。何谓若然而不然？子发为上蔡令，民有罪当刑，狱断论定，决于令尹前，子发喟然有凄怆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后，子发盘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袭恩者，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庐。追者至，喘足而怒曰：“子发视决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厌乎？”追者以为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发。此所谓若然而不然者。何谓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勾践卑下吴王夫差，请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贡职，委社稷，效民力，隐居为蔽而战为锋行，礼甚卑，辞甚服，其离叛之心远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审也。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见必杀之势，雉亦知惊惮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之相欺也，非直禽兽之诈计也，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译文)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蠢货、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有些事情还表现为：要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想给。这时任登说话了：“智伯现在正强盛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开口要土地，如果不给，这无异是替其他诸侯先承担灾难，不如给他算了。”魏宣子接着说：“如果智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索取土地，那又该如何是好？”任登说：“咱们魏家先给他一点土地，让智伯尝到一点甜头后，他会如法炮制继续向别的诸侯要土地的，诸侯们也只得竖起耳朵听从，但内心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到时我们就可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对付智伯了。这样一来，我们从中可获得的好处就不仅仅是我们丧失的那点东西了。”魏宣子听从了任登的话，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甜头后果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此时是一片恐慌。随后，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回绝了他。于是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并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但此时的赵、韩、魏三家已暗中联络、合谋，共同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伯的军队，还擒获智伯，并将智伯把持的晋国一分为三。这就是本想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那么，什么叫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道去征伐虢国，于是就赠送给虞国君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虞国君看到这些宝璧和良马，心里有点动，想借道给晋献公。这时宫之奇就劝谏了：“这可使不得！我们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轮和辅木的关系一样，辅木紧挨在车轮外侧，而车轮就依赖着辅木的保护。虞国和虢国现在正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态势。假若借道给晋国，那么虢国早上亡国，当天晚上我们的虞国也随之灭亡。”这虞国君不听宫之奇的规劝，还是将道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灭了虢国。部队随即在回师的途中，又拿下了虞国。这就是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

圣王布施恩德给天下民众，并不是企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报答；举行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宗的仪式，并不是谋求鬼神能赐福。山达到一定高度，就自然会兴起云雨；河水深到一定程度，也自然会有蛟龙出现；君子修行达到一定道德境界，也必然会有福禄归属他们。那些暗中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公开的好报；那些暗中施惠者，也必定会得到显耀的声望。古时候沟渠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开辟伊阙，平息洪水，整治土地，使百姓能在陆地上生活安居。百姓间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清顺，于是契就教育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相关礼节。田地荒芜，民众缺衣少粮，于是后稷就指导百姓民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播种粮食，让百姓民众家家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王的后代无不成为帝王，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积阴德的缘故。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就用三代的道德教育世人，孔氏家族继嗣至今不绝，这就是孔子平时德行高的缘故。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并很快灭亡，智伯侵占韩、魏、赵三家土地但最终反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政而遭肢解，李斯谋害忠良而遭车裂。夏、商、周三代君王施行道德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为霸主。种黍的不会收获稷，埋下怨恨的不会得到恩德的报答。从前宋国有一户好行善的人家，世代坚持不懈行善做好事。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黑母牛产下一只纯白的牛犊，于是家里人就将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又过了一年，这家的父亲无缘无故眼睛失明了。以后这母牛又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父亲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问道：“先前听了术数先生的话，父亲您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去问他为什么？”父亲说了：“圣人的话常常是先好像不对，但以后会应验吻合的，而且这件事还没完，你就去试着问问吧！”儿子又去问术数先生这怪事。术数先生回答说：“这也同样是吉祥的征兆，还是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回家后将术数先生的话如实报告了父亲，父亲说：“那就按照先生的话去做吧！”又过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失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这户人家所居住的城邑。这时候，城里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只能交换孩子吃，并将枯骨劈开当柴烧。壮年人也全都战死，这样老人、病人、儿童上城楼防守，顽强抵御，使楚军迟迟攻克不下。这时楚王大怒，在城被攻破之后，将凡上城楼防守的人全部杀死。唯独这户人家因父子均失明而没上城楼防守，得以保全性命。当楚军撤走以后，父子两人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正是祸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明了。在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一次他家养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邻居家的人都为此事来安慰他。他说：“这事难道就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一段时间，跑走的马领着一群马回来了。邻居家的人又都来贺庆。他说：“这事难道就不可能变为坏事吗？”果然，因家有不少胡人养的好马，他儿子骑马玩时将大腿骨给摔断了。这样邻居又来安慰他。他又说：“怎么知道这事不会变成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攻边塞，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参战，结果边塞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户人家因儿子跛脚，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可变为祸，祸可变为福，这其中的变化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有时辞语顺当却不切合实事，有时言辞难听不合心意但却切合实际。宋国人高阳魋准备建造房子，他采伐了木材等建房材料后去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开工，因为木料还没干透；在湿木头上涂上泥浆，时间一长，这木头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即使现在造好房子，往后房子一定会倒塌。”高阳魋听了后说：“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了的泥浆，眼前虽然不好，往后就一定坚固。”匠人听了后一时也没有话说，便只好按照吩咐造房子。没多久，房子落成，显得非常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这房子果然倒塌。这就是所谓的辞语顺当但却不切合实事。那么，什么叫辞语难听不合心意却切合实际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墙，他手下的宾客、门人都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靖郭君对传达官说：“不要替来访的客人传话通报了。”这时有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我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齐国人。那齐国人快步走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二次，然后起身说：“海大鱼。”说完就转身往外走。靖郭君连忙喊着那齐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国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里，有意见但说无妨，我很想听听。”那齐国人就说：“大海里的大鱼，渔网都捕捉不到它，钓钩更钓不到它。但是它一旦跃出水面落在岸边，那蝼蛄和蚂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咬食它。如今，齐国就是你的大海，若是失去了齐国，这薛地还能独自存在吗？”靖郭君听了后一下子醒悟，说：“先生你讲的真好。”于是靖郭君马上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辞语难听且不合人心的却切合实际。用硬邦邦“不要在薛地筑城”的话来劝止靖郭君薛地筑城的计划，对于劝说的实际效果来说，还不如用“海大鱼”三个字来得管用。

所以事情有时候是，疏远它反而亲近它，接近它反而疏远它；还有些事情是，说的话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自身却反而被疏远；说的话不被接受，而且计谋行不通，但自身却反而被亲近。怎么说明这点呢？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这地方。括子向牛子报告：“魏、韩、赵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实际可以贪图的利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从我们齐国获取某种名声而已，既然这样，就叫齐侯前去和他们讲和算了。”牛子听了后认为这是好主意。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就将括子的话告诉给无害子听。无害子只是说：“这跟我所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出具体的意见，就用话来刺激无害子：“国家危害却又无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又无办法解脱，还尊重谋士干什么？”这下无害子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以割让土地来使国家安定的，我也听说过以牺牲生命、毁掉家园来保存国家的，但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主去求和受辱来保住疆土的。”牛子当然不会听从无害子这种议论的，而采用了括子的计谋，使三国军队顺利撤走，平陆也就安全保住了。可是，从那天起，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秦穆公派遣孟盟率军去偷袭郑国。孟盟率领部队通过东周国境后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和蹇他商议：“秦国军队行军数千里，疾速穿过其他诸侯国境，看他们那副架势，一定是来袭击我们郑国的。凡是偷袭别国的，都是以为对方没有防备的。现在如果我们有个办法让秦军知道郑国已有防备，他们就一定不敢前来袭击我国了。”于是弦高就假托郑穆公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三位将领商量说：“凡是偷袭别国的，总以为别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现在郑国派人来慰劳我军，这说明对方已经知道我军的意图，他们的防备一定很严密，我们继续执行原军事行动，看来难以成功。”于是秦军就只好往回撤。而晋国的先轸又率军在途中伏击他们，在崤山大败秦军。郑国的国君郑伯认为弦高保全国家有功，就要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说：“我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那么，为了奖赏我一人而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习俗，一个稍有仁德良知的人是不肯这样做的；用欺诈行为换取奖赏，一个稍讲道义的人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弦高在推辞了奖赏后就带着他的宗族迁徙到东夷地区安家，以后终身都没有回到过郑国。所以，讲仁德的人是不会为满足私欲而去伤害天性的，聪明的人是不会因贪利而去损害道义的。圣人深谋远虑，蠢货目光短浅。

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而谄佞的臣子是致力于拓展君王的领土。怎么说明这点呢？陈国的夏征舒杀害了他的国君陈灵公，犯下了弑君之罪，楚庄王于是发兵讨伐，陈国人也听从楚军的命令，协助楚庄王讨贼。庄王讨伐有罪之人以后，留下一支部队驻扎在陈国，楚国的大夫们都纷纷来向庄王庆贺，并称赞这一措施。当时申叔时正出使到齐国去，等他回国以后却没有向庄王庆贺和表示赞同在陈国驻军的做法。这时楚庄王就问申叔时：“陈国叛臣大逆不道，我发动大军讨伐他们，平息了暴乱，惩处了罪人，群臣都来庆贺和表示赞许，唯独你不庆贺也不赞许，什么道理？”申叔时说：“有人牵牛踩踏了别人家的田，那田的主人杀了牛主又抢走了他的牛。牵牛人的罪过是明显的，但是既杀牛主又抢走他的牛，这样的惩处也显得太过分了。今天君王你认为陈国弑君者大逆不道，发兵征讨，诛杀了罪臣，但却还派兵驻扎在陈国不走，这样使其他诸侯们认为你君王发兵征讨的目的不在诛杀罪臣，而是在贪图人家的国家，我听说君子是不抛弃道义来谋取利益的。”楚庄王一听，感到有道理，说：“你讲得好。”于是便从陈国撤走部队，并立了陈国国君的后代为新的国君。诸侯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来朝拜楚国楚庄王。这就是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张武替智伯出主意，说：“晋国的六大将军中，中行文子最弱小，而且他们内部又离心离德、上下一团结，现在正好可以讨伐他们来扩展我们的领地。”智伯于是听从张武的计谋发兵攻打了范氏、中行氏，并将他们消灭。之后，张武又唆使智伯向魏、韩、赵三家索要土地。韩家和魏家息事宁人就割让了土地，而赵家不肯割让。智伯于是胁迫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家，并包围晋阳达三年之久。后来赵、魏、韩三家暗中联合，秘密商议，一同用计进攻智伯，最终消灭智伯家族。这就是那些臣子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竭力促成君王的品德高尚，君王终于称霸天下；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最终使君王被人家消灭。所以，就是是千辆兵车的诸侯小国，但只要实行德政就能称王天下，像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但反过来，即使是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喜欢扩展领地，最终还是导致灭亡，像智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去主动认揽，不该自己获得的名声就不要去接受。无故而获得名声，这种名声还是不要的好；无功而获得富贵，这种富贵不占有为好。追求人之虚名，虚名难留；揽搭他人的事，这事难成功；没有功劳却得大利，终将会被大利所累成祸害。这就好比攀上树的高处眺望四方，虽然一时心旷神怡，可是大风骤起，就不能不惊慌害怕。一旦到了祸患殃及自身后再后悔，那么即使驾上六匹骏马也难以追回。所以忠臣事奉君王，要算准自己有多少功劳后才接受相应的奖赏，不能苟且贪得多占；衡量自己有多少才能再接受官职，不能贪图爵位利禄。自己能胜任的事，接受下来就不必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给了你你也不必沾沾自喜。推辞自己能胜任的事就有些假客气，不能算坦诚正直；勉强做自己做不了的事就会把事情搞乱；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接受自己能胜任的事就很得体，也就不会出现损毁坏事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事。以前智伯骄横，攻打范氏、中行氏；得手以后又要韩、魏两家的土地。还认为不够，又发动攻打赵家。而一旦魏、韩反戈一击，三家联手，智伯的军队就打不过韩、魏、赵三家，最终兵败晋阳，智伯自己死在高梁东面，他的头颅也被做成尿壶，他所把持的晋国也被瓜分，这样的下场一直被天下人耻笑。这所有一切都是在于贪心不足造成的祸害！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赞誉人家却恰恰足以败坏他，有时候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这话怎么说呢？费无忌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它靠近诸夏各国；楚国之所以不能与晋国争霸，是因为我们楚国处在稍偏远的南方。君王如果想要诸侯服从归顺自己，不如扩建城父城，派太子建驻守在那里，以便使北方诸侯能归服楚国。君王自己则亲自收服治理南方。这样就可以称霸天下。”平王听了很高兴，于是派太子建驻守城父城，并命令伍子奢担任太子建的师傅。过了一年，伍子奢派人到平王游说，说太子建非常仁慈，又非常勇武，深得民心。平王听了这些话后就将这些赞誉太子建的话告诉了费无忌。费无忌说：“臣对此早有所闻。太子建在城父，对内安抚百姓，对外结交诸侯，齐、晋两国又辅助他，这将会危害到楚国，而且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平王听了说：“太子建是我们的太子，他还要求什么呢？”费无忌说：“他一定是为秦女的事怨恨君王呢！”于是，楚平王一怒之下就将太子建杀了，还杀了伍子奢。这就是赞誉人家却反而祸害了他。那么，什么是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唐子在齐威王面前说陈骈子的坏话，齐威王要杀陈骈子。陈骈子就带着他的亲属逃往薛地。孟尝君听说此事，就派人用车子迎接陈骈子一行人。陈骈子到后，孟尝君用肉食米饭奉养他，一天三顿美味佳肴。冬天给陈骈子穿皮衣，夏天给陈骈子穿葛麻。出门不是乘牛车就是骑良马。有一回孟尝君问陈骈子：“你生在齐国，长在齐国，你对齐国还思念吗？”陈骈子回答说：“我思念那位叫唐子的人。”孟尝君说：“那位唐子不就是讲你坏话的那个人？”陈骈子说：“是的。”孟尝君问道：“你为什么要思念这种人呢？”陈骈子回答道：“我在齐国的那阵子，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羹。冬天挨饿，夏天受热。自从唐子说我坏话以后，我投奔到你门下，吃的是细粮肉食，穿的是轻暖衣服，乘的是牛车良马。就凭这些，我就忘不掉这个唐子。”这就是诋毁别人却反而给别人带来好处。所以说诋毁和赞誉的话，千万得慎重，不能随便说的。

有时候人贪生怕死反而丧命，有时候人视死如归反而得生；有时候人慢行反而是速达。怎么知道这样呢？鲁国有个人到齐国去为他父亲报仇，他将仇人杀死以后，剖腹挖心，然后坐下端正帽子，又站起更换了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登上马车以后让马夫慢慢驱赶马走，脸上的神色一点不变。马夫这时倒想将马赶得快些，他却按住马夫说：“我今日来为父亲报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不打算活着回去。现在父亲的仇已报了，哪用得着快走逃命？”而来追赶的人看到这种情景后说：“这是位有节操的士人，不能追杀。”于是散开包围，放那人离开。假使这报仇者换血衣时慌得顾不上束腰带，又来不及端正帽冠，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逃跑，一上车后又催马急驰，那么他恐怕走不了十步就被人抓住杀死了。现在他又是坐下端正帽子，站起身更换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上车后又让马慢行，脸上神色不变，诸如此类都被人家以为是一种自寻死路的行为，但这报仇者就是靠这些行为反而生存了下来。这就说明有时候缓慢徐行反而比快奔急驰还要快。奔跑，人们总以为是快的；步行，人们总以为是慢的。今天这报仇者却反而将人们认为迟慢的变成了快速的，这是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生与死。而懂得慢能变快、徐缓可以转化为疾速这个道理的人，也就离道不远了。所以黄帝丢失了玄珠，叫离朱、捷剟两人去寻找，他们没能找到，于是让善忘的忽恍去寻找，忽恍居然寻找到了。

圣人谨小慎微，行为举动适合时宜。对于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百般豫备，重重戒防，这样灾祸就不会产生。对“福”不必想得过多，对祸要多加防备；同时受到霜打，有遮蔽的就不易受伤；愚钝的人有了防备，就和聪明人一样有同等功效。那小火把在刚刚点燃时的缥惚火星，只须用一根手指就能按熄；池塘堤坝的漏洞只有像老鼠洞那么大时，只须一块土块就可堵塞。但等到火势烧及孟诸泽、蔓延的范围有云梦泽那么大一片，洪水从九江决口、泛滥淹没整个荆州，那时即使调动全国所有军队也都无法扑灭堵塞。积累仁爱则带来福祉，积聚怨恨则酿成祸患，这就如同痈疽必然要溃烂，并污染很多地方一样。诸御鞅向齐简公报告：“陈成常和宰予，他们两人互相憎恨，积怨很深，我怕他们两人会作乱而殃及国家。君王你不如除掉他们其中一个。”简公不听。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庭院里杀死宰予，并在朝廷上杀死齐简公。这就是不懂得谨慎处理小事而造成的祸害。鲁国的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郈氏给鸡披上铠甲，而季氏则给鸡装上金属尖爪。季氏的鸡斗输了，季平子非常恼火，便乘机侵占了郈家的宅院，还修建了房屋、围墙。郈昭伯也怒气冲天，在鲁昭公面前攻击季平子：“祭祀襄公庙堂时，季氏只用两人舞，其余的都去为季氏祖庙起舞了。季氏大逆不道、目无君王的时间已很长了，如不杀季平子，以后一定会危及国家利益。”鲁昭公将郈昭伯的话告诉了子家驹。子家驹说：“季氏家族深得民众支持，而且季氏三兄弟又联合成一体，他们德高望重，实力强大，你君王又怎么对付得了？”鲁昭公不听，硬派郈昭伯率军去攻打季氏。仲孙氏和叔孙氏一起商量：“如果无季平子，我们两家不用多久就会灭亡。”于是兴兵去救助季平子。战争的结果是，郈昭公战败被杀死，鲁昭公也为之出逃到齐国去避难。这场灾难的起因开始于斗鸡之类的小事，祸事闹大以后，竟然会导致国家灭亡。蔡姬在船上摇晃嬉闹，使齐桓公受了惊吓，由此引起齐国侵攻楚国。陈成常和宰予结下怨仇，造成宰予被杀于朝廷中，齐简公也为此遭了殃。齐简公死后无继承者，陈氏取而代之，齐国从此不再为吕家所有了。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为鸡装上金属尖爪，引起郈昭伯发难，鲁昭公出逃。所以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所到之处，到处是荆棘杂草、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祸患的苗子不及时扑灭，就会像火碰上干燥物、水遇上低湿处一样，蔓延扩散开来，以至不可收拾。痈疽虽然长在手指上，但它引起的疼痛却会遍及全身；蛀虫咬啮，会裂损毁坏房梁柱子；蚊虫牛虻的叮咬，会引起牛羊痛得乱蹦乱跑。所有这些都是说的这种道理：小害引起大害。

人都竭力做到对祸患的防备和阻止，但却没有人懂得怎样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要比制止祸患容易，可是没有人在这上面花工夫下力气，对这样的人就无法与他们谈论道术。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曹国君想看看重耳生的骈生肋骨，就有意让重耳裸露着上身下河去捉鱼。这时釐负羁劝说道：“公子重耳是位非常人物，跟随他的三位随从也都是有辅佐霸王的才能。如果今天对他们无礼，将来必定会给咱们曹国带来后患的。”曹国君不听劝告。后来重耳返回晋国取得了君位，果然对曹国发起了攻击，还灭亡了曹国。曹国君也身死于他人之手，曹国变为一片虚墟，而这灾祸正是由让重耳袒露骈生肋骨下水捉鱼引起。齐、楚两大国想救曹国，也救不了它。但反过来说，当初如果听了釐负羁的劝告，这曹国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发生。现在是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而是等到祸患发生了再去挽救，这样你再有圣明的智慧，也是无计可施的。这祸患的由来，遍及四面八方，防不胜防。所以圣明的人常常是以深居简出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以免取辱，静心安适以等待时机。而小人不知道祸福产生的由来，常常是轻举妄动自投罗网，有时尽管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但又怎能保全得了自身？这就好像失了火再去开凿池塘取水，穿着皮衣摇扇取凉一样。况且，池塘堤坝有一万只洞，你塞着其中一个，鱼还有其他洞好逃生。房屋有一百处门，你关闭其中一扇，盗贼还是有其他门洞好进来。大墙的倒塌往往起因于一条小小的裂缝；剑的折断常常是因为它本身已有缺损处了。所以圣人能及早预见预防祸患的由来，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楚国的太宰子朱侍候令尹子国用餐，令尹子国尝了一口羹汤后感到汤太烫，就拿杯子里的汤水往子朱浇去。第二天，太宰子朱便辞去了太宰的职务，回家去了。他的仆人就问：“楚国太宰的职务不易谋得，你为何辞官离去？”子朱解释说：“令尹子国的行为轻浮，傲慢无礼，他要想侮辱人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年，子国果然找岔制服了郎尹，还打了郎尹三百大板。所以说，明察事理的人总是预先避免着，并善于从事情的细微不好的苗子中预料到事物发展的结果。那鸿鹄还没从卵中孵化出来的时候，只须用一根手指头一戳，它就溃破而变得无影无踪了。但等到它筋骨生成，羽毛翅膀丰满，它就会振动翅翼，挥动羽毛，飞上浮云，背负青天，胸贴着红霞，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徜徉在彩虹之间，这时虽有强弩利箭，细缴长丝，再加上有蒲且子这样的神射手，也对付不了它。长江发源于岷山时，人可以提着衣裳涉水淌过。但等到它奔流到洞庭湖、流向石头城、经过丹徒镇时，就形成了波涛汹涌之势，这时你乘船航行一天也不能渡过。所以圣人总是在事物尚未形成之时便关注留意它，而不是等到事物已形成危害之势时才去留心注意它，所以这祸患往往难以伤及他。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仁慈的人。我不如他。”有人又问：“子贡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善于辞令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那位客人就说了：“他们三个人都比你行，可是都成为你的学生，听你教诲，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但我孔丘是既能仁慈又能下决断的，既善于辩说又有时显得嘴笨，既勇敢又胆怯的。拿他们三个人的长处换我这种处世之道，我还不情愿呢。”孔子懂得该怎样来运用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秦牛缺路过一座山，遇到了一群强盗，强盗抢走了他的车马，解开他的口袋和竹箱，还夺走了他的衣被。强盗们离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秦牛缺，只看见秦牛缺非但没有恐惧、忧伤的神情，反而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有点悠然自得。强盗们于是问秦牛缺：“我们抢了你的财物，用刀胁迫你，但你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是为什么呢？”秦牛缺回答说：“车马是用来供人装载和乘骑的，衣裳是用来掩遮体形的，圣人是不会因为顾惜这些养身护身的财物而去伤害自己的身心的。”强盗们听了这番高见后相视而笑，说：“这人知道不以物欲伤害身心，不为利益拖累身体，是当今的圣人。如果这样的人以这样的高论去见君王而被重用后，他必定会对我们作认真处理解决的。”于是这群强盗又折回来杀死了秦牛缺。这位秦牛缺能够凭他的智慧来显示自己什么都懂，但却不能以聪明而掩其聪明、装糊涂以避杀身之祸；这位秦牛缺敢于表现自己勇敢，却不敢于表现自己“柔弱”。凡是有道之人，都能应付仓猝事变而不会显得束手无策，遇到祸患总能化解，所以天下人都看重他。如果现在只知道自己做某事的原由，而不知道别人做某事的原由，知己不知彼，那么这样的人对纷繁复杂的事还远远没有研究透。人如果能由原本的明白精明进入到混沌高明的境界，那么他就离道不远了。《诗经》上说：“人们说过这样的话，哲人无不愚。”说的就是这道理。

事情有时候人为地去做了，却恰恰是败坏了它；有时候有意去防范它，却恰恰是招致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秦始皇得到一册录图，发现上面的解说文字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便征调五十万军队，命令蒙恬、杨翁子率领去修筑长城，以防“胡人”。这修筑的长城西起流沙、北接辽水、东连朝鲜。从中原内地派人拉车输送军饷粮食以供修筑长城。除此之外，秦始皇还贪图越地的犀牛角、象牙、翡翠和珍珠。于是又派尉屠睢率兵五十万，分成五路大军：一路大军扼守镡城山岭，一路大军守卫九嶷要塞，一路驻守番禺城邑，一路大军防守南野边界，一路大军集结在余干河畔。各路大军三年之内不解铠甲，不松弓弩。监禄无法输运军粮，于是令士兵凿挖河道以运军粮，靠这来和越人作战，杀了越族西呕人的君主译吁宋。越人全部逃进莽莽丛林中，和禽兽共处，不肯做秦军的俘虏。西呕人推选出勇猛强悍的人做将领，深夜攻打秦军，把秦军打败，并杀了尉屠睢，其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秦始皇此时只得派囚徒来防守南疆边界。在这段时间内，战争使得全国各地男子不能安心在田里耕种，妇女无法静心在家削麻纺织；老弱病残者都出外拉车运送军粮给养，官吏们则拿着箕畚公开在路口收刮钱财；病者得不到治疗，死者得不到掩埋。于是陈胜在大泽乡举事起义，他振臂一呼，各地反秦人马纷纷响应，顿时席卷天下，义军一下子打到戏城。这时刘邦和项羽也兴义兵跟随在陈胜之后，他们夺取城池，消灭秦军，其势如折断枯枝，振落枯叶，锐不可挡。秦始皇就这样丢失了天下，而祸根在于秦始皇为防“胡”人和贪图越人的地财。秦始皇原本修筑长城是为了防止灭亡，谁知恰恰是修筑长城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调动囚徒防守边疆，谁知恰恰是从这中间爆发了灾难。那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于是将原本在高大树端上的巢迁到低矮路旁的树枝上安巢，但谁知这样一来，路人就可随手掏到雏鸟，小孩顺路就可挑破鸟蛋。乌鸦和喜鹊只知道预防遥远的祸患，却不知这样一来，又造成了眼前的灾难。以此来看秦始皇的所谓防备，只是像乌鸦、喜鹊之类的小智慧。

事情有时候是这样的，拿利害关系去劝阻人家，被劝的人反而硬要坚持下去；有时表面上听从，但反倒可以制止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鲁哀公想往西边扩建住宅，史官极力劝谏他，认为向西扩建宅院不吉利，鲁哀公沉下脸来发脾气，不听身边的人多次规劝。后来鲁哀公将这件事拿去询问太傅宰折睢：“我想往西扩展住宅，史官说不吉利，你认为怎样？”宰折睢说：“天下有三件不吉利的事，但向西扩展修建宅院不在其中。”鲁哀公听了很高兴，喜形于色。过了片刻，鲁哀公又追问：“那么，什么叫三件不吉利的事呢？”宰折睢说：“不行礼义是一不吉利的事，嗜欲无止境是二不吉利的事，不听忠谏是三不吉利的事。”哀公听了后默默沉思，感慨地反省自我，终于停止向西扩建宅院的事。史官以为只要力争强谏就可以阻止哀公向西扩建宅院事，却不懂得不力争强谏反而会被采纳接受。聪明人离开了大路却得到了便道，愚蠢者死守大道却失去了捷径。那?说灵巧，人们都说他没什么结不能解开的，其实他并不是任何死结都能解开，他只是不去解那些解不开的死结罢了，以至于人们误认为他什么死结都能解开。只有那些能够以“不解”来“解”结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道”。

有时候对人阐明礼义、讲述大道理反而不行，但用些荒诞胡乱的话来解决纠纷反而效果好。何以见得呢？孔子一次出游，马跑失了，走进一块田里吃了人家的庄稼，那户田的主人看了大发脾气，捉住马就将它拴了起来。子贡就前去请求田主放马，说了很多谦恭的话都没使田主放马。回去后孔子对子贡说：“你用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去请求人家放马，这就好像用太牢祭享野兽，以《九韶》古乐去取悦飞鸟。马没被放回来，是你的过失，不是田主的责任。”于是孔子就派马夫去讨马，马夫到了那田主那里说：“你田主耕种的田是从东头一直耕到老远的西头，我的马跑失后没人照料，怎么能不吃没人看管的禾苗呢？”田主一听，十分高兴，就解开系着的马还给了马夫。这位马夫劝说田主的话看起来不成体统，但反而一说就行，事情也真有它的极致处，灵巧的语言还不如拙笨的话语管用。所以圣人是量度好榫眼的大小、形状来校正榫头的。你唱《采菱》、《阳阿》这样的歌曲，粗俗的人听了感到还不如《延路》这样通俗的歌曲来得顺耳好听，这并不是唱歌的人唱的不好，而是听歌的人的欣赏能力不同。所以交错画的线条不流畅，连着的玉环不易解；对于那些隐微不通的事物，圣人是不去争辩的。

仁是百姓所仰慕的，义是民众所推崇的；做百姓所仰慕的事，行民众所推崇的事，这正是严父用来教育子女、忠臣用来事奉君王的内容。然而，世上却有施行仁义而身死国亡的，这是因为仁义实行不合时宜。从前徐偃王喜欢施行仁义，这样使天下三十二个国家朝拜他。这时王孙厉就对楚文王说：“君王如果不讨伐徐国，那过不了多久，我们反过来就要去朝拜他了。”文王就说：“徐偃王是位有道之君，他喜欢施行仁义，我们不好讨伐他。”王孙厉就接着说：“强国对付弱国，大国对付小国，这就如同用石击卵、虎吃猪一样，大王有什么好犹豫的。再说实施文治却不能实现德政，奉行武道又不能显示出实力，那么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听了这席话，文王说：“好！”于是就发兵攻打徐国，并很快将徐国消灭了。这样，徐偃王就成为一个只知实施仁义却不知世道已变的人了。申菽、杜矨，是美人所喜欢佩戴的香草，但这香草一旦被臭水所沾污，就再也无法保持它的芳香了。古时候五帝崇尚仁德，三王施行道义，五霸依靠武力。现在如果拿五帝、三王的道德仁义用到五霸这时代，这就好像骑着千里马在莽莽丛林中追逐，只会像斗笠打转盘旋。如果在霜降以后再种谷子，到来年冰化时就想收获，这样来求粮食就难了。所以《易经》上说：“潜龙勿用。”这句话说的就是时势不可妄动。因此，“君子白天兢兢业业，夜里仍然谨慎警惕，这样即使身临险境，灾祸也不会降临。”“白天兢兢业业”是顺阳气而动；“夜里谨慎警惕”是随阴气安息。昼动而夜息这种规律，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做得到。徐偃王因为施仁义而亡，燕王哙因为行仁义而灭，鲁哀公因为好儒子而弱残，代国君因为奉行墨学而遭害。这灭、亡、削、残一般说来都是由于暴虐才会招致，而这四位君主却因施行仁义儒墨而招致灭亡，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逢的时势不同。这当然并不是讲仁义儒墨不好，只是说世道已经变化，再去实施推行，就会因此受害。戟是用来攻城的，镜是用来照人的。但宫中太监拿到戟，就只会用它来割葵菜；瞎子拿到镜，就只会用它当杯盖。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来用戟和镜。所以好坏相同的人和事，是受到赞誉还是被诽谤，不取决于这人和事的本身，而取决于人们的习俗。人取舍志向相同，是走运还是倒霉，不取决于人取舍志向本身，而取决于遇上怎样的时势。狂谲不接受俸禄，以清高隐居而被杀害；段干木辞去相位，不图利禄名声而出了名。这两人的品性、德行相同，一个得益一个得害，这是时势造成的。所以圣人即使有好的志向情操，但如果没有碰上好世道，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保全性命，哪还谈得上实现什么功名！

既了解天意如何，又了解人间时尚怎样，就能够在这世界上实行你的志向。如果只了解天意而不了解人间风俗时尚，就无法与世俗交往；如果只知道人间时尚风俗而不知天意，就无法与道周游。单豹远离尘世，隐居山岩之中，以饮谷水为生，不穿丝帛衣服和不食五谷，年过七十还保持着童颜。可是，有一次遇到饿虎，被活活咬死吞食。张毅好恭敬，每次经过宫室庙堂，必定以碎步疾行；看到里巷门口聚集人群，必定下车步行；他对杂役马伕，也以礼相待。但就是这样的好人，却没有享尽天年，得内热病死了。单豹修养心性，心性修养的不错，不料被老虎吃了他的身子；张毅注重修饰行为礼仪，外表修饰得讲究礼仪，但疾病侵入他的体内。所以内心世界调节得十分和谐，随顺本性，但外界的坚强物就伤害了他；而自身受外物所累的人，就更容易被失调的阴阳二气所吞食。这些都在于有负累而不能将外形与心性协调。得“道”的人是外形变化而内心不变的。变化外形是为了适应世俗，内心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固定操守，外表又能屈能伸、能盈能缩、能卷能舒，与物推移周旋，那么干什么都不会陷入困境。世人之所以推崇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像龙那样变幻无穷。反过来看，有些人只勉力于细微末节，死守于一种行为，虽然已经因此碰得头破血流，被证明行不通，但还是不知道改弦易辙。这些人就只盯着眼前的一些小的好处，而对大道是一窍不通。

赵宣孟在桑树的树荫下救下了一个饥饿万分的人，天下人就此知道他的仁慈；楚佽非江中遇难，以剑保持自己的操守，天下人就此称赞他的勇敢。因此，看人的一个细小的表现行为就可以断定他为人的大概。田子方在路上遇到一匹老马，由此产生感触，便问赶马人说：“这是谁家的马？”赶马人说：“这原是公家王室的牲口，因为老病不中用了，便被牵出来卖了。”听了此话后，田子方感慨地说：“这马壮年的时候，人们拼命地使用它的力气，老了病了就抛弃了它。仁慈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于是便用一束帛赎回这匹老马。魏国的老弱武士听说此事后，由此产生联想，从此也就从内心拥戴了田子方。齐庄王外出打猎，路上有一只小虫，伸出前肢要挡齐庄王的车轮滚动，齐庄王见了后问赶车人：“这是什么虫呀？”赶车人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螳螂。这种昆虫只知前进不知退却，从不计量自己的力量，且轻视对方敌手。”庄公听了后说：“如果它是人的话，肯定是一位天下勇士。”说完便让车子绕道避开了螳螂。齐国的勇士听说此事后，由此联系自身，都感到应归附齐庄公。田子方怜惜一匹老马使得魏国人都拥戴他，齐庄公避开一螳螂使勇士们都归附他。商汤叫人网开三面，祈祝猎物“无入吾网”，使天下四十个诸侯来朝拜他；周文王礼葬死者的骨骸而使九夷归服了他；周武王将一位中暑者安置在树荫之下，左手拥抱着他，右手用扇给他扇凉，使天下人都归顺了他。越王勾践偶然一次错判了案子，冤枉了无辜，就拿出宝剑刺割自己的大腿，血流满地，以示自责，听到这些消息，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惜生命拼死作战。所以说圣人从小处入手做事，就能产生大的影响；谨慎处理身边小事，就能感化安抚远方的人们。孙叔敖用期思之水浇灌雩娄良田，楚庄王以此看出孙叔敖治理国家的才能，便任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子发训练军队赏罚分明，使劳逸齐同，楚国人便知道他是个帅才。这些都是从细微之处显露出大道理的例证。

圣人办事，不自寻烦忧，只弄清事情的所以然就是了。如果上万个人来调整乐钟，就不可能合音律，假若有懂行的专家，只需一个人调整就够了。游说也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说在理上，用不着话多。车子之所以能运行千里，关键在于那三寸长的车辖。劝说人家，人家不按你说的去做，禁止人家又禁止不住，原因在于你讲的理由不在理上。过去卫国国君到吴国去朝拜，吴王夫差将卫君拘囚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劝阻吴王的人车子络绎不断，车盖都能互相看得见，但就是改变不了吴王的主意。鲁哀公知道这件事以后，撤去了悬挂着的钟鼓，穿着素服上朝。孔子上朝拜见哀公，问道：“君王为什么面有忧虑的神色？”鲁哀公说：“诸侯们互相不亲爱，卫君主动去亲近诸侯；大夫们互相不团结，卫君主动去团结他们。现在卫君去吴国朝见国王，被吴王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卫君如此仁义，竟然遭到这样厄运。我想解救他，可又做不到，真不知怎么办好？”孔子听了后说：“要想解救卫君，那就请子贡去一趟吧。”于是哀公叫来子贡，授给他将军印。子贡推辞不受，解释说：“尊贵的地位无益于消除卫君的灾难，要靠正确的方法才行。”子贡于是悄悄地上路，前往吴国去了。到了吴国，他先去见太宰伯嚭。太宰伯嚭对子贡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将准备推荐给吴王。子贡说：“你在吴王面前讲话不起作用，我又怎么能靠你引见呢？”太宰伯嚭说：“你怎么知道我讲话不起作用呢？”子贡说：“卫君来朝拜吴王的时候，卫国有一半的人说：不如去朝拜晋国。卫国的另一半人则说：不如去朝拜吴国。但是卫君认定要来吴国，并认为来了后可以得到善终，所以就绑着自己来吴国听吴王发落。现在你们不但将卫君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这等于有意奖励卫国中主张朝拜晋国的人，而有意打击卫国中主张朝拜吴国的那部分人。再说，卫君来吴国的时候，诸侯都为卫君占卜过凶吉，现在卫君朝拜吴国非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难，这样就使诸侯们的心要向着晋国了。你想帮助吴王完成霸主的事业不就很难了吗？”太宰伯嚭进宫就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吴王听，吴王听后马上下令：“十天之内如果对卫国君的礼仪还没完备的话，就处死。”子贡可真叫懂得如何游说劝谏的。

鲁哀公修建宫殿，规模很大，公宣子劝谏说：“宫殿造了太大，很多人聚在一起就会很喧闹，而人少时又会显得很凄清。所以我希望君王你造宫殿最好是恰如其分。”哀公说：“我听你的指教。”但说管说、做管做，修造大宫殿的工程并没停下来。这样，公宣子又去拜见哀公，说：“咱们国家是个小国家，如果宫殿造了大了，老百姓知道了会埋怨君王的，诸侯知道了会看不起我们的。”鲁哀公说：“已经听到过这样的指教了。”但是工程仍然在继续。公宣子只得第三次去见哀公，说：“新宫殿的左边是昭庙，右边是穆庙，修造这样大的宫殿正好靠近两位先君的庙堂，这样不有损你作为孝子的形象吗？”听到这席话，鲁哀公才下令停止施工，拆除板筑。鲁哀公要修建宫殿的想法是十分坚决的，公宣子要阻止这件事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公宣子劝了三次，第三次才使鲁哀公接受意见，停止施工。这三次中，前二次讲得不得要领，没有击中要害，所以鲁哀公根本听不进去。有人面对河水垂钓，一整天还钓不到一条小白鱼，这不能怪河中的鱼不上钩，而是在于钩上的鱼饵鱼不喜欢吃。而那些钓鱼的高手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所拿的鱼竿线绳钩儿一下子就能钩着鱼儿的嘴，是因为这钩上的鱼饵是鱼喜欢吃的东西。事情没办法对付，是在于人对这事情不了解，所以无法对付。铅和丹种类不同、颜色各异，但铅可以炼成丹，因为人们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技术。所以繁琐的话语、漂亮的辞藻，无助于劝说别人，只要抓住其中问题的原由就可以。

纷繁复杂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以识别。所以有些事物的现象看来相似，但却又不一样；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谚语说：“老鹰嘴里掉下了死腐鼠，富户虞家要遭灭亡了。”这话怎么讲呢？它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虞氏家族原是梁地的大富人家，家里富足殷实，钱财多得无法计算。虞家在大道路口边修建了一座高楼，经常在楼上设置酒席，摆排乐舞，宴请宾客，玩弈棋游戏。有一次一群游侠结伴而行，经过楼下，楼上玩博棋游戏的人，下注赌博，有人获胜而大笑。正在这时，一只飞翔着的老鹰将嘴里叼着的一只死腐鼠掉落下来，正好落在一个游侠头上。游侠们听到楼上的喧哗声，以为是虞家人故意扔下死鼠来戏弄他们。那位被死腐鼠击中头顶的游侠就对同伴说：“虞家富贵享乐的时间已很长了，平时对人常轻慢无礼，还有一种侮辱人的心志。我们平时不敢冒犯他们。今天虞家竟然用死鼠来侮辱我们。此仇不报，我们就无法在天下树立我们的英勇之名。让我们齐心协力，率领众兄弟，一定要消灭虞家。”当晚，众游侠合力攻打虞家宅院，把虞家给消灭了。这就是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却并不一样。那么，什么是看似不一样，但实际却又是一样？屈建对石乞说：“白公胜将要闹事作乱。”石乞说：“不会。白公胜平时谦恭下士，从不敢在贤人面前骄慢，他家没有牢固门闩的防备，也没有可靠的锁钥。他平时大斗斛卖出，以小秤买入。你怎么反而用这种言论非议他？”屈建说：“这正是他要谋反的迹象。”过了三年，白公胜果然发动叛乱，杀死了令尹子椒、司马子期。这就是看似不像，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呢？子发担任上蔡县令，有人犯了罪应依法判刑。案子审判定当，在子发面前执行，其时子发感叹着、流露出凄怆的神色。犯人受了刑后忘不了子发怜悯他的恩情。在这以后，子发得罪了楚惠王而被迫出逃。恰巧在出逃途中碰到那位受刑者，这人掩护了子发，让子发躲进城墙下的一间小屋内。追捕子发的公差赶到，那位受刑者故意跺脚发怒叫骂：“子发亲自判决审定我的罪又让我受了刑，我对他是恨之入骨，现在就是吃了他的肉，还难解我心头之恨。”追捕者看到这番情景也就信以为真，也就不再进小屋搜查了。这就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那么，什么是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以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表现得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既请求要做吴王的臣子，又愿意让妻子做吴王的小妾；还向吴王进奉四季的祭祀用品，承担春秋两季的贡品；将自身乃至国家都交给了吴王，还让全国百姓为吴王效劳；平时隐蔽不抛头露面，打起仗来则充当先锋；对吴王的礼节很恭敬，言辞用语很驯服，根本看不出有反叛之心。然而最后还是率领三千士兵在姑苏山上擒获了夫差，并消灭了吴国。以上四种情况，是不能不审察的。事物难以认识清楚，就是在于事物的头绪和踪迹总是被藏匿起来，而且人们有时又混私于公、倚邪于正，还以纷乱的现象迷惑人。假若人的内心世界和外表完全一致，就像符节这样吻合，那么天下的事就简单得多，也就不会常发生家破亡国的悲剧了。那狐狸在攻击野鸡时，总是先卑伏着身子、按敛着体毛，等待着野鸡的到来。野鸡见狐狸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也就信以为真，不加防范，所以让狐狸得以捕捉到野鸡。假使狐狸圆瞪怒眼，耸毛竖尾，摆出一副捕捉野鸡的架势，野鸡见此架势也必惊怕而远走高飞避开凶神恶煞的狐狸了。况且人又不像禽兽那么简单，人还好互相欺骗虚伪狡诈；这就提醒我们，事物看似相同，但决不可从表面上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又多又难识别，因此就不能不谨慎审察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