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不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使，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用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则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谋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责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者。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悲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毅，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泽，此非庶人之所饰也。宫室堂殿，重门画兽，萧墙数仞，篆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译文】

国君治理管教臣民的方法、原则是：用正确的道德规范进行引导，向老百姓说明活动的准则，范围。《经》说：“向老百姓灌输仁、义的品德，老百姓就把它贯彻在行动中，向老百姓讲明善恶的区别，老百姓就知道了应该禁绝的事情。”太阳、月亮有着耀眼的光亮，老百姓对日月有无限的景仰，天地广阔无垠，万事万物都顺服于天地。所以有了尧，舜这样的明君，远近各方的百姓都来贡献礼物表示自己的臣服之心，而桀、纣这样的暴君，则被天下各路诸侯背叛，这不是上天的意志造成的结果，只是国君教化的结果。

因此，教化百姓就好像种植幼苗，应该首先剪除可能的歪枝，除掉人的缺点。

国家的兴盛，寄希望于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国家的衰败，则根源于平民百姓。明君治理天下，一定要清楚地了解最下级的奴隶阶层，黎民百姓，这个阶层的破坏力极大，假如不从这个前提出发，对他们苛刻无度，老百姓就会饥乏贫困，行为失常，因而必生祸端，直致乱逆犯上。只有奖劝农业，不要耽误百姓的农时，轻徭薄赋，不取尽百姓的所有资财。做到了这一些，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安定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大到国家，小到一家一户，不忧患贫困而担心生活的不安定。所以唐、虞执政，以揖让有天下，给百姓以最大利益好处，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时、地利以预防灾荒年景，在秋收时储存余粮，赈济不足，天下货物畅通八达，百姓也就做到了路不拾遗，社会风气极其良善，老百姓没有去留进退的忧愁，更没有背叛的举动。春秋五霸时期，让贫穷之入向富裕的人供奉，所以，今日的各路诸侯，追逐利益，天下纷争，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强弱相凌，真正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百姓象浮云一样游移四方，民心慌乱不定，生活动荡不安。《经》说，“不抬高稀有难得的货物的物价，便百姓不成为盗贼，不使对百姓无用的东西出现高物价，使人心不会大乱。”让各个部门尽心尽责，这就是圣明君主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在世之时，社会风气异常奢侈，不依礼、法行事。而周秦则删烦就简，推崇朴实无华，劝奖百姓勤于工作，作对百姓有利的事。那些制作出来没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敛的没有任何益处的财货，象金银壁玉，珠玑翡翠等奇珍异宝，都是远方的产品，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使用的东西，象那些锦绣纂组、绔罗绫毂等彩色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穿用的衣物，象那些淫巧之器，雕文刻镂出来的物品都会妨碍农时，出入时用有彩色障蔽的马车，身着袍裘索泽，都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装饰品，象那些讲究的住宅，重门画兽，数仞萧墙，连坟冢也装饰豪华，竭尽财力以求显贵、阔气，也不是者百姓能居住的地方。《经》说：“黎民百姓的爱好，只应是勤苦耕作，生活节俭，谨慎小心，来赡养自己的父母。”

国君治理百姓，以自身的才能为依据，使百姓通晓礼仪，丰收年景时不奢侈，灾荒年景时不欠收，平时进行必要的保蓄，预备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管教臣民的道理下也是适合于四时之气吗？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了治理民众的问题，文章表述了不少可贵的观点，提出了种种有益的主张，不但对当时，即使在当今治理国家，管理各项事业，其意义也非同一般。

文章首先提出了“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也就是教育百姓的问题，文章主张“导”，也就是导引百姓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百姓中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用礼义道德规范人的言行，教育百姓知善恶，守禁制，讲道德。

这是我国古代讲求的“礼仪”之邦，作者提出的榜样是尧、舜之君。这种主张虽然和当今讲求法治不完全一致，但窃以为仍应以“礼义之邦”的思想来辅佐法治，才能收到治本的效果。在当前我国处于大转折时期，教育人民，进一步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实属必要而迫切。

文章接着提出了“民本”思想，指出国家兴衰，取决于平民百姓，主张爱惜百姓，珍惜民力，在当时来说就是“劝农业，薄赋敛”，让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兴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当然国家政权也就稳定了。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正确，作者还举唐虞之政和五霸之世作了比较，并进而指责当时的诸候好利，与民争利，造成百姓不能安生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