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西方社会对同性恋问题开始争议，并成为一个学术问题。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同性恋是否属于精神错乱一类的问题。英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错乱诊断及统计手册》对同性恋的归类可以反映这种轨迹：最早的分类是把它归于具有性病态的精神病个性，第一版它被划归为“反社会和个性混乱”一类，第二版则把同性恋归为性变异，并列在“个性错乱和某些其他非精神病的精神错乱”一栏下。这些变化表明人们的态度在逐渐变化，对同性恋的宽容从医学界发展到整个社会。

美国人的研究在20世纪总是引领世界潮流，在同性恋问题上也一样。1947年4月，这是同性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同性恋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不应把同性恋归为“精神错乱”一类，为此他们创造了“性意向混乱”一词，并作如下叙述：“这一范畴是指那些个体，他们的性兴趣主要指向和他同性别的人。他们想改变自己的性意向，并且因此而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这个范畴和同性恋不同，后者并不必然地构成精神错乱。同性恋本质上是性行为的一种形式，和其他性行为形式一样，它不是精神错乱，不能归为神经错乱一类。”

美国学者福德和比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了除美国外的76个社会，发现64％的社会至少是承认社会上某些成员的同性恋活动，并视之为正常现象。如新几内亚的克拉基、澳洲的阿兰达、北美洲的西畦斯等等，男性多有双性恋倾向。当然，在剩下的36％的社会中，同性恋者还是被禁止的，要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制裁。

美国性学界的先驱金西教授在50年代末发表的《金西性学报告》则更为惊人：在美国社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人表示，在他们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以上的同性性行为。这使人们失色，转而变为内心的欢喜，因为人们发现，其实每个私藏的行为都差不多，可以不受道德的谴责。这是统计学上的一次胜利，它竟然将神圣的道德推翻。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再信仰“唯一”的上帝的法则。

这是一次伦理上的失陷。显然，金西的报告并非价值判断，但人们将概念偷换了。为何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次或数次恶行，这虽然不能说明这个人是恶人，但是，也不能说因为人人都曾有过恶行就说恶行也是好的，是善的。同性恋问题也一样。人们应该从本体上来研究，而不应该过分地相信现象。但是，事实上，在同性恋问题上，现象影响了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与态度，更何况其本质是模糊的、可疑的、不可深究的。

于是，从60年代的“性革命”开始，西方同性恋者活跃起来了。他们不仅组织了一系列的团体和运动争取其合法地位，还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例如，美国旧金山是同性恋者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同性恋者约占该市总人口的10％左右。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日，都有数以10万计的同性恋者集会，庆祝他们的自由日，他们举行游行、运动会以至“选美”等等。1982午，当旧金山市市长范士丹否定了市议会通过的承认同性恋的家庭伦理地位的《同居法案》时，同性恋者被激怒了，他们立即组织了一场长达十多条街道的示威游行，公开叫骂范士丹是“同性恋者的公敌”，并发动了一场罢免战，在短时间内就征集了35000个赞成罢免市长的签名，达到了法定的人数。虽然最后因为范士丹得到了80％以上选票的支持，罢免宣告失败，但是同性恋者的政治能量在此可见一斑。许多时候，政界人物也不得不与同性恋者妥协，例如1984年美国洛杉矶市曾举行了一次参加人数达万人的同性恋大游行，市长和议员们也参加了游行，以表明他们支持同性恋的态度。

因为学者的支持和某些政要的帮助，以及同性恋者的运动，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1973年12月15日，美国精神病学会又通过决议，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分类中取消。在1975年1月美国心理学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同性恋的政策声明：同性恋本身并不导致对判断力、稳定性、可信赖性或一般社会和职业能力的损害。而且，美国心理学会呼吁所有的精神卫生专家发挥引导作用，消除长期以来将同性恋性倾向和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偏见。

在1980年出版的美国官方分类诊断系统第三版(dsm—3)中，维持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决议，同性恋从分类中彻底取消了。1982年12月，美国的旧金山通过《同居法案》，承认同性恋家庭为合法。

但是，正当同性恋者在欢庆自己的胜利时，艾滋病出现了，而且首先在美国少数男同性恋中被确认。往日的怀疑似乎有了明确的答案，上帝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人们又一次把同性恋视为“疾病”、“魔鬼”和“瘟疫”。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世界上近80％的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是由于异性性行为而染病的异性恋者，所以，为了全人类健康的利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战”、“共享权利，同担责任”等“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并呼吁大众社会对同性恋者持宽容的态度。在1995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上，更进—步提出了“理解、承诺和关怀”的口号。

现在，人们虽然还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偶尔联系在一起，但越来越多的人们还是持宽容的态度。1991年3月1日，美国纽约市市长戴维·丁金斯郑重宣布，同性恋者完全可以具有异性恋者那样的家庭关系，并可以收养子女，相互继承家庭财产；如果是市政府的雇员，可以和其他雇员一样同工同酬。这个法令宣布以后，纽约市的同性恋者雀跃欢呼，第二天就有106对同性恋者到市政府去申请结婚，并签署了“家庭伴侣协议书”，市政府官员还特别祝福他们能像传统的夫妻那样相亲相爱。目前美国的50个州已有一半将同性恋合法化。

当然，除了美国之外，西方各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瑞典在1944年就已承认了同性恋的合法性，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到1967年才正式把成年人之间自愿而谨慎地进行的同性恋视为合法，而苏格兰到1980年才承认的。60年代的荷兰已经有同性恋者结婚的，而丹麦则在1988年颁布了世界上第—部《同性婚姻法》。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较为宽容，挪威于1972年承认其为合法。在俄罗斯，同性恋目前仍被视为非法，但同性恋团体的成员已占总人口的3％至5％，1989年底，莫斯科出现了“性少数派协会”。

在当代西方世界，对同性恋的看法和态度已经相当宽容，同性恋“既不是罪恶，也不是病态”(noasin，noasickness)。但是，由于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人类为什么会有同性恋？从人类现有的伦理学上如何解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一句话，在形而上学和科学上都没有拿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时，宗教与传统的观念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有人说，决不能认为美国精神病学会或其他什么团体通过几个什么决议和宣言，就把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即使以似乎是最“开放”的美国而言，现在还有约一半的州视同性恋为“非法”。如此看来，对同性恋的研究还需要更深一层。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完全让人信服的答案。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相信，只有爱是伟大的，真正让人信赖的；只有宽容才是真正的人性，它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在没有终极答案之前，更应该从精神的角度去看待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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