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六曰：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唵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於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荣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庙，宗庙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乱在於有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於主，岂不难哉！今有人於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己犹有患，用己於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郑君之问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译文】

试看上世古书，禹、汤、文武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阴雨绵绵天气凉，浓云滚滚布天上。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禹、汤、文武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干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陷入险境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最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能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任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同而复始，有什幺灾祸!吉利。”这是说只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怯懦，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自己从事于会计理财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象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欺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欺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君主如果任用我，国家就必定没有祸患。”其实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没什么比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冶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自身是自己所能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诚挚，这些都未能敞到，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做到的评论，而要根据他已能做到的评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尚未能做到的事了。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先贡献才能，然后才担任官职，一定先省察自己，然后才接受俸禄。君主即使多给俸禄，臣子也不无故接受。《大雅》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要有贰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这个道理体现在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赋税回答卫嗣君两件事上。被瞻，薄疑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