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玮玮音乐人

夏天的清晨，街上只有早班公共电车路过时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所有清真寺的阿訇都在唤醒塔上做晨礼，唱经的声音通过唤醒塔上的扩音器，像一个忽远忽近的长音，在城市上空飘荡。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因这唱经的声音变得肃然，天边的朝阳正缓缓地经过兰州。

街上有很多店铺，大部分窗门紧闭，回族饭馆却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回族人是公认的勤劳，他们凌晨四五点左右就要起来准备一天的食材，我经常会被家门口饭馆里回族人唱的“花儿”叫醒。对于周围人来说，这不会是打扰，这一切都是自然声。

我手上提着一个盒子，盒子里躺着拆成四段的单簧管，它通体黑色，上面配着银色的按键，支起来就像一件卷成筒状的中山装。那是我父亲的颜色，也将是我的颜色。我正要去老师家上每周一次的单簧管课。老师家离得不远，步行十五分钟就能到。可能是因为朝阳的颜色，那唱经的声音，或者是对上课的倦怠，我希望那条路更长一些。

穿过最后一条街道，就到了老师家所在的中学家属院。老师每天早晨都要练琴。有时他会用双簧管吹《天鹅湖序曲》那一段，如果遇到那一段我就站在老师家门外听一会儿。那一段描述了王子成年礼盛大的舞会后，夜晚的天空飞来一群白天鹅。老师似乎很喜欢这一段，我也喜欢，但听老师说我要达到演奏这一段的水平还要很多年。我对达到那一步没有什么期望，因为我并不喜欢单簧管。

我敲门，师母给我打开门。师母是回族人，皮肤很白眼睛发蓝，她身上有一种干净利落的美。如果师母不在家，我会觉得非常失望。所有人都知道老师和师母的故事。老师和师母的恋爱是叛逆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师母的父母是很保守的教徒，他们的女儿应该嫁给一个穆斯林，所以他们坚决不肯接受这个来自汉族的女婿。他们不准师母出门，并威胁她若再和这个汉族人来往就和她断绝关系。他们僵持了很久，最终师母横下心离家出走，选择了和老师在一起。这一切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老师和师母的坚定解决了一切。

老师和师母至今每到过节都会买很多礼品去师母父母家，但她父母从来不为他们打开家门。师母每次都在门口哭很长时间，他们把礼品放在门口然后离开，那些礼品不久就出现在附近的垃圾桶里。老师为了师母，也开始遵守穆斯林的教规，据说他们每年都会把收入的一部分捐给清真寺。人们都很敬佩师母的勇气。

老师家是一套不大的平房，带一个院子。刚打扫过的地面洒了水，有一股土腥气，闻起来挺舒服。屋子里很简单也很整洁，窗户上挂着白纱提花的窗帘，桌子上摆着水果和回族的点心“馓子”。师母让我随便点，吃些什么，我通常什么都不吃，这是父亲交代过的。我一节一节地把那件“中山装”卷起来，它的颜色在提醒我，少说话，不要乱动。

因为父亲和老师曾经是同学，老师对我有特殊的照顾，所以我的课程会安排在这样的早晨。这是美好的时刻，一天的开始。吹长音是我必修的课程，老师说长音是管乐的根基，演奏的好坏都取决于长音的稳定与否。他曾经给我演示过一个长音吹将近三分钟的功力。我每次课都以半个小时的长音汇报开始。我沿着音阶一个一个地吹下去，头很快会发晕，再过一会儿就没感觉了。有时候会很舒服，觉得整个身体和乐器都通畅了，发出的声音很好听。但大部分时候我吹出来的都是噪音。我的嘴唇在发麻，架着乐器的大拇指开始感觉到疼。

我的长音汇报老师不会在旁边听，他会去院子里。老师有个古怪的爱好，练飞刀。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小树，他会拿一把英吉沙小刀用各种方式扎向小树，基本百发百中。老师扎小树的时候聚精会神，那时我就可以偷懒了，但他也不是每次都摆弄这些。他在院子里散步，我的声音却逃不出他的耳朵，我稍有放松，他就会出现在窗户外隔着玻璃看着我。

我喜欢老师家，他们家有种很不一样的气氛。老师家墙上挂着一幅阿拉伯风格的油画，画的是一个阿拉伯风格的庭院，庭院里坐着一个披着头巾的女孩。一束光线穿过庭院打在女孩的脚边。那幅画泛着一层很好看的淡蓝色，女孩面无表情，脚旁摆着一个水壶。我吹长音的时候喜欢把眼睛落在那幅画上，那里面的女孩和我差不多大，我们好像都在老老实实地度过这个早晨，既不快乐也不难过。

老师上课的时间比较长，除了严格的长音练习，其余时间都很随意。有时会给我分析练习曲、音阶排列以及练习目的，但对于我来说那谱纸上的一切都很陌生，五条线上的很多个小蝌蚪组成的世界，我不知道那里到底藏着什么。老师经常会给我听音乐，不仅单簧管，还有各种乐器的合奏。老师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很陶醉，我虽然不懂这些音乐，但也觉得不错。它们就像来的路上那些唱经的声音，在屋子里飘荡，这里的每一分钟都缓缓地滑过。

我只是个学生，这一切都是对的。我喜欢老师的长发，喜欢师母的蓝眼睛。猫在睡觉，窗台在落灰，女孩在画里。师母的声音柔柔的，问我那个大人最爱问的问题：玮玮啊，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我回答：我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我的理想就是：只要和音乐没有关系，做什么都好。

夏天的早晨，刚过四点天就蒙蒙亮了。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清风是空的，露珠是圆的，树叶是崭新的。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来自相反的方向，一夜宿醉。走进院门时，东房的大爷正好出门，他很和蔼地说：呦，晨练回来了。我回答：回来了。

二十九岁那年，我在北京，住在东城区一个大杂院的最后一进房子里。

那房子有近四米高，门口是汉白玉台阶，室内大理石铺地，隔空一米的木地板。两扇木制的门窗中间隔着一个回廊，夏天很阴凉，满屋子都是木头的霉湿味儿。像北京的很多大杂院一样，这里据说来头不小。来北京八年了，生活的高潮一个一个地来临，又一个一个地退去，我逐渐养成了奇怪的生活方式，白天像猫一样藏在屋子里，晚上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游荡。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白天树叶“沙沙”地响，静得让你想不通两条胡同外面就是繁忙的首都。每次出门我都会选择穿胡同能到的路线，哪怕会绕路。这个城市的白天大得无边无际，快得令人窒息。那里有做不完的事情，就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的木马，一个梦还没有破碎，一百个梦就接踵而至。

几天前，我们的乐队解散了。最后一场演出在北面的一个小酒吧举行，观众不多。演出后大家围成一桌，我拿出几瓶白酒，说：来，今天咱们不是来喝酒的，今天咱们是来喝醉的。大家喝起来，谁都不提乐队解散的事儿。那个话题不用再说了，大家都明白，这个城市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都在变。而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城市的街道房屋一样，一次次被拆开，又一次次被重新组装起来。

很快，大家就醉了。有人开始念叨旧事，那些心意相通的日子，郊区排练室旁的荒草地，我们心里的那个温度。有人上台疯狂弹琴唱歌，酒精让我胸口有些东西在翻腾，一切都在摇晃，我觉得我在坠向一个很深的地方。

我听见台上的人大唱：北京，你要是再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了。我想说，北京不会爱上你的，北京谁都不爱。但我说不出来，我吐了。

没到家我就下了车。吐过之后我没再喝酒，很多的茶水让我清醒了一些。回到家我也肯定睡不着，还不如走一会儿路。我沿着护城河边的小路往前走，这条小路顺着河边一直延伸，走一段转个弯就能到家。小路在这样的早晨显得很悠长，周围有鸟在叫，我走在其中，觉得这个星球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很多事过去了也就白白过去了，天一亮，这个黄金世界又会走出无数崭新的贵人，而我的前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悲观地认识到：人生来完整，之后只是一个消散的过程，我正在消散中，而且很快。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的一天结束了。邻居们说着话打扫院子，自行车铃“丁零零”地响。我坐在沙发上发愣，一年前搬来时我仔细地布置过这里，我换了新的窗帘、新的桌子，我以为会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就这样每天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像在等什么。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成了一个颓唐的家伙，孤身一人，阴沉萧瑟。我想象着这个屋子曾经的主人，那个人骑马穿过京城，抖去身上的风尘，昂首在月光下驻足片刻，推开房门，家人站在回廊上等他。我觉得很难过，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家里墙上挂着一幅我从兰州带来的挂毯，上面写着穆斯林的经训箴言：

阿丹的子孙啊

你每天得到自己的给养

你却是哀愁的

你每天减少自己的岁数

你却是狂欢的

你看昼夜怎样使新生的化为腐朽

怎样使遥远的缩短为临近的

太阳在升起，屋子在变亮，窗台在落灰，我睡着了。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个女孩坐在一只小船上，四周淡蓝色的薄雾笼罩着我们。她坐在我前面，我看不到她的脸，我们只是很安静地坐着。我们没有划船，河水也并不流淌，可小船一直在平稳地向前，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知道我梦到的是谁，醒来后我发短信告诉她，我梦到她了。

我们是经过涛哥介绍认识的。涛哥是我兰州的朋友，也在北京待过。那次着名的瘟疫降临北京时，他和一个朋友去西南避疫，从此就住在那里，再没回来北京。涛哥在北京时我们周末经常一起去怀柔爬野长城，和他在一起我说话很多，我曾详细地给他虚构过我未来女朋友的形象。

去年的某天，涛哥坐在西南小镇的一家店里过下午，看见一个女孩在门口经过，女孩回头两人对视，然后就认识了。涛哥翻看女孩的相机，看到了我给他虚构过的那个未来女朋友。她站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笑得干净利落。

春天时，我们曾约在北京见面，度过了尴尬的三天。之后，联系很少。

她回的短信对我梦到她这件事不置可否。她问我近来可好，我说不太好，喝酒很多昼夜颠倒。她说不要喝太多酒，要是不舒服就去哪儿走走散散心。我说你朋友还和涛哥在西南吗，她说他们还在一起，一直在西南。我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南看看他们吗。短信很长时间都没回，隔了一会儿她回信说，好啊！

春天时，我们走在北京酒仙桥。北京的东北角是一个迷魂阵，尽管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还是迷路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了，又一路无话，就这么尴尬地朝前走。她比我小很多，她出生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她问我：那年夏天你在做什么呢？

那年夏天。那年夏天的清晨，我手上提着一个盒子，走在兰州的街上。

街上只有早班公共电车路过时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所有清真寺的阿訇都在唤醒塔上做晨礼，唱经的声音通过唤醒塔上的扩音器，像一个忽远忽近的长音，在城市上空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