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二期学生中的三杰，相差一两岁，赵元任最小，胡适居中，竺可桢最大。活最长的赵元任，九十岁。其次竺可桢，八十五岁。胡适最短，活了七十二岁。他们的政治观点，非要分成左中右，胡适显然偏右，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赵元任中立，长年生活在国外，国共两不得罪，共产党得天下以后，回过两次大陆，一是“文革”中，一是八十年代初。偏左的自然应该是竺可桢，最有力证据，是他老人家七十二岁，还加入了共产党。

这个划分似是而非，平心而论，三位老同学有太多的共同点，都有学问，都有身份和地位，都是统治者想利用的人，一辈子吃香喝辣。西方的自由思想给他们打下了基础，又能出淤泥而不染，可以算得上堂堂正正。三位的背景其实很相似，都是说吴语的江南人。胡适的籍贯是安徽绩溪，地处皖南，生在上海大东门，听口音仍然还有吴语腔。赵元任是常州人，随着做官的父亲到处走，居家一直是说家乡话。

竺可桢是浙江上虞人，家境自然说得过去，好像是一个米老板。他的中学先是在上海读的，后来又去了唐山路矿学堂。科举取消，当时的父母真不知道该让孩子学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学路矿。以浙江籍人士为例，鲁迅、马寅初、朱家骅、陈立夫，都和矿物打过交道，都是不了了之半途而废。

到了美国，与胡适一样，竺可桢在一开始，也是学习农科。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万事以农为本，他稀里糊涂地就进了农学院。直到本科毕业，才转进哈佛的地理系攻读气象学。这一次，算是入对了门，找到了真爱，不仅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就此成为中国气象学的一代宗师。

南京市内的最高处北极阁，现在依然还能看到当年的气象台遗址，不过已改成了气象博物馆。它最初就是由竺可桢领导所建，因为是在山上，用水很不方便，不得不修一条公路，用汽车送水上去。竺可桢给气象定位很高，觉得很多事都离不了。气象乃万物之首，战争年代打仗，首先要考虑到气象。不仅战时如此，日常也是这样，大到农业，小到出行，刮风下雨都不能不在乎。

气象学还可以用来研究历史，郭沫若曾向竺请教，唐贵妃得宠之前，玄宗有个梅妃，喜欢在宫中广植傲寒斗雪的梅花。可到了宋朝的苏东坡笔下，已是“关中幸无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陕西一带的梅跑哪儿去了。竺可桢没被问住，立刻就给出了答案。

全球化变暖是时髦话题，成了要环保的重要依据。然而竺可桢却用一张曲线图，向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地球表面的温度变化。具体地说，在唐朝，地球相当温暖，那年头黄河流域的气温，与今天的长江流域不相上下。以梅花为例，它虽然傲雪斗霜，并不耐寒。到了宋朝，地球突然变冷，黄河流域的温度急遽下降，梅花难以生存，于是形成了“不知梅”的现实，王安石便曾讥笑北方人分不清梅花和杏花。

根据竺可桢的温度曲线图，今天的平均气温，已接近唐朝，而历史上最冷的年代，在北宋。同时，曲线还告诉我们，气温的冷热变化，不一定是个缓慢过程，它像股票一样，一会儿牛市，一会儿熊市，突然跳水也是常态。气温变化与干旱洪涝有密切关系，许多疑问我们还不能解释，轻易就下结论，很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竺可桢后来屡屡被人提到，当然不是由于气象学，更重要的原因是，当过十多年的浙江大学校长。中国是个重教育的国度，在解放前，当上县中学的一校之长，基本上跟县太爷差不多。不平常的年代，当上著名大学的校长，那是非常的不平常。现如今的部级高校领导任命，据说也还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因此校长一职的被看重，不仅传统，而且仍然延续。

抗战胜利，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打电话给赵元任，希望他回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很潇洒地回电：“干不了，谢谢。”北京大学的校长则由胡适担当，考虑到他老好人，号称“大炮”的傅斯年先代校长，对原有教职员大加整顿，用傅的话说，是替胡“清君侧”。

竺可桢担当浙大校长是在抗战前一年，当时他在南京定居，为要不要当这个校长十分犹豫。读《竺可桢日记》，记忆最深的总是赶来赶去，每周在杭州待几天，在南京住几天。他详细记录了路上需要的时间，当时宁杭国道比较好走，半天也就到了。

如果不是抗战，这校长未必当得长，一开始只想顶替一阵，可是抗战爆发，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带着学校西迁，结果成了浙大校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干了十三年。他当校长的口碑极好，查民国年间的大学，学生极难侍候，学潮一个接着一个，当校长能一口气干这么多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行政工作会影响做学问，不言而喻。胡适的著作，常常写了上本没下本，显然与太多兼职有关。凡事都有得有失，竺可桢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科研水平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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