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先圣

2008年1月8日，万众瞩目的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花”落两家，其中一位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

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就有一千七百六十六个，涵盖九十四科三百三十四属，其中新属二十二个。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吴征镒因为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而誉满中华。

但是，在此之前呢？除了植物学界，有谁知道中国的科学家中有个吴征镒？

获得了国家最高奖的吴征镒让人羡慕和崇敬，但是，当我们走进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却会发现，他坎坷的人生，他对科学的不懈探索，他治学的精益求精，他在逆境中的达观和超然，是一面让人多么羞愧的镜子啊。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事实上，很多年以来，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早就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标本；他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三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他用整整十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三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后来《中国植物志》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对当时中草药名物混乱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校订，为我国中草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八十岁以后，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植物王国云南更是吴征镒考察最频繁的地区。

云南的红土地让这位植物学家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吴征镒年龄大了，走路不稳，经常摔跟头。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但是他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有一次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竟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吴征镒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2007年，他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应邀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凭借数十年积累列出了一千三百多种有价值的参考书目。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史籍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一一标注拉丁文学名。

解放初期，吴征镒才三十多岁，就已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同时他还兼着行政职务，有时开会会间休息十分钟，他还要去标本室看标本。晚上电话比较多，他有时候就把电话搁一边，专心做研究。即使在“文革”中，吴征镒也没有放弃对植物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吴征镒被剥夺了工作权，而在他被强迫去昆明郊区黑龙潭田间劳动的时候，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就赶紧悄悄记录归类，就这样完成了九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共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册的《中国植物志》是中国首部植被专著，全套著作共五千万字，并有五千余幅图版，记载了三百零一科、三千四百零九属、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五种植物。该书为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簿”，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中国植物志》工作于1959年启动，2004年全部书稿编辑完成出版，历时四十五年，吴征镒全程参与、领导，完成了全套著作约三分之二以上的编辑、研究任务。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到九十岁以后，吴征镒每天仍然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工作一个小时，而且一周工作六天以上。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了自己是个高龄老人。

对于科学工作者，对于所有的青年，他都是一面明亮的镜子，一面足以让我们羞愧的镜子。在这个科学老人面前，所有的不平和抱怨都应该自惭形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