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许多红色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20世纪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口号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

在当时，国军的顽强抵抗，并非真的相信可以挡住日军的铁蹄，只是血气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王冰松那时还不在组织，她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四川，因此她的随行是无人干预的。她在临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们同舟共济，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说他们家包有船只，她会告诉她的父亲他们的关系，父母必会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经得到组织的指令，要他随省高一起迁往鄂西建始，几所中学将在深山中的三里坝小镇成立湖北联高。他必须在那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继续开展工作。

在凛冽的秋江之涯，大伯无奈地凝望着王冰松的泪眸，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组织身份和使命这是他不能违拗的使命，当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旧回到这个城市，他无数次要摆渡这条亘古的大江，当年他们如楚囚相拥，作新亭对泣的芦岸，早已变成时光的堤坝，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断在岁月那边，连那个楚楚深情的人儿，也走失在这个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们当年的吻别，在今天的我看来，一定浸透了生离死别的况味。眼中泪心上血，必将在未来的余生淋漓润湿，永远难以洇干。他们身处乱世，命如飘萍，国家的兴亡犹未可知，儿女的聚散则多如云水的离合了。水逝云飞，鸿爪雪泥，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何处敢卜它年的归期和团圆？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才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20世纪80年代任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收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

暌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轻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某，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某”，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某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须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他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某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负责地下党。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