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流亡比利时后的9月间，马克思以其曾学法律专业的敏锐对自己的政治流亡实行保护措施。

马克思向特利尔市市长赫尔茨请求给予他一张“侨居北美的政府许可证”。为防万一，他还确切说明了在服兵役问题上他完全没有问题。

市长不愿意独自作出决定，便把马克思的这一请求转交给内务部，由三个顾问共同考虑。他们研究了马克思的案卷以后，认为可以利用他这次请求，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危险人物。此外，他们还指出，此事不能拖延：报界已经为马克思离境的事闹腾过一次，这次可不要再掀起新的喧嚣了。

内务部官员们惧怕这位已离境的当时还只28岁的公民。政府注意到了顾问们的考虑，对这位危险的青年的请求以不再是普鲁士公民作为条件准许他出国。

这样一来，马克思失去了国籍。他从未想过要侨居北美，只不过是想保护自己在国外的政治活动中不受普鲁士政府的迫害而已。

然而，对这个没有了国籍并离开原本国国土的公民的政治要人，普鲁士政府依然恐惧他在旧地的影响力，一直注视他在国外的活动。欧洲革命爆发、德国战火点燃时，就正如燕妮分析预见的：

“当对德国工人认定，他们必须拿起武器的时候到了，他们得到了短剑、手枪等等。卡尔很乐意为此拿出钱来，恰好当时他刚得到一份遗产。政府认为这一切是阴谋、犯罪的打算，因为马克思拿到了钱，买了武器，这就是说必须把他弄走。”

于是，普鲁士政府及时伙同比利时政府，企图赶走这个政治危险人物，让他的一家大小无生存落脚之地。

这时的燕妮，她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在普鲁士政府出任大臣的哥哥，心里在流血、流泪……

然而，“奇迹”也就这么发生了。

同一天，马克思收到比利时政府的驱除令，卡尔·马克思务必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国境，很快，又收到一张法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恭请马克思的一家侨居巴黎革命中心的邀请函。

后者，还是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在邀请啊！

比利时政府给马克思的驱除令发出后，警察当局却对其中的24个小时的权力也剥夺了，连夜将马克思逮捕，几个小时后又将燕妮也逮捕。

“3月3日傍晚5时，我接到了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国的命令。当天夜里，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10名警察闯进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时以前才给我的。

编辑先生，我的被捕和遭到的犯罪对待甚至在奥地利都是难以想象的，否则我也不谈这些了。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特兰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陪她一起去警察局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先生对警察提出的这些荒谬而无礼的问题表示愤怒，但警察禁止他说话，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他们以游荡为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11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2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谈了。只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24小时的限期已满，我们不得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马克思于3月5日来到巴黎后，他在《改革报》揭露了布鲁塞尔警察当局的这一卑鄙行径。

巴黎群众见报后引起了轰动。

“为马克思先生一家讨还清白！”……

呼声很快传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甚至整个比利时的群众，四处掀起了讨伐布鲁塞尔警察局的浪潮。

“为马克思老爹申冤报仇！”

“还马克思老爹一家清白！严惩逮捕无辜的警察当局走狗！”

“为马克思老爹雪恨！”……

讨伐的群众震惊了比利时国会，国会终于答复群众的要求——

逮捕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的警长在群众的呼声中被立即撤职。

巴黎的3月，春的讯息把居民纷纷吸引到郊外，吸引到宽阔的大街和公园去浏览。这时，到处都见有刚刚砍伐过的光秃秃的树墩。2月14日起义胜利的夜晚，砍伐了4000棵树建筑了市街栅寨。

城市里依然是一片饥荒，工人们都在观望，仍然寄希望新政府。

在博马舍大街上的一所房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坐着，他们知道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两位朋友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形势。在那里，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德国。”马克思激昂地、一字一句地说：“铲除小的邦国是符合一切阶级的利益！当然对诸侯和贵族是不利的，现在问题在于争取群众赞成我们的思想。”

马克思接着说：“既不要像巴塞尔曼设想的那样，在联邦议会里委派全德的人民代表，也不要像自由党人建议的那样，让一个制宪的普鲁士控制整个德国。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民主主义者也是目光短浅的。他们想按照美国的榜样建立一个以共和政论领导的联邦国家。至于让任何一个邦国，或为君主立宪君主制，或为共和政体，这不是一种更大的糊涂思想吗？这种联邦主义就意味着把小国群永远保存下来。”

“他们的想法很狡猾。”恩格斯插话说，“用永远保存小国群的办法来增加建立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困难。”

马克思在深思，雪茄烟吸得丝丝地响，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最好起草一个传单，全德意志应该宣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它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允许德国普鲁士化和小国群永久化。必须摧毁容克地主统治的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警察国家！这个国家是镇压德国革命的唯一的、真正的内部敌人。我们必须阻挡它对全德国的统治。国家的分崩离析只有消灭诸侯割据才能结束。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意思起草传单。”

恩格斯赞成朋友的意见，他补充说：“所以我们也要同时为解散哈布斯堡帝国而斗争，那儿除了有百万德意志人以外，还有无数其他各族人民在遭受压迫。”

夜深2点了，他们两人根本没有睡意，燕妮从隔壁房间一再进来催请他们停下来休息，等到第二天再继续工作。琳蘅也就这么陪着这两位亲密战友，不停地倒葡萄酒、倒咖啡……烟蒂和火柴梗又堆满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暴风雨中。他们还不愿离开，这时的燕妮也不会去说马克思的烟抽得太多，只好听了丈夫对她的安慰：

“燕妮，你去睡吧。非常时期，我们还要工作几个小时呢！”

“琳蘅也去睡，没必要陪着我们。”

马克思又转向恩格斯，继续按他的思路谈下去。

“在革命中，必须为全体德国人争取民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斗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成的那些事情终究必须补做。我们要求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目前在德国，每一个人民他的住所都有不经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理由而被警察随意逮捕和投入监狱的可能，因而建立刑事陪审法庭和公开审讯也是必要的。除了德国的统一，另外的目标就是民主化。我们必须号召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共同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农村中的封建奴役制必须予以肃清；军队应该改造为人民的军队；民主制度必将能为武装的人民所支持。”

马克思脸兴奋得赭红。他拿从法国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同他的思想和即将发生的革命概念进行比较。法国革命的这些教训十分清楚。

恩格斯的思想这时正停留在奥得河彼岸的波兰人民身上。10年来，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用刺刀和榴霰弹，用烧毁村庄和屠杀百姓，镇压了普鲁士占领区内的波兰民族追求解放的各种尝试，他们完全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在本国用武力镇压了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不仅要为争取一个统一自由的德国，而且也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对于这问题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补充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德国只有在让邻国获取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自己获得自由。”

这两位朋友一直面对面坐着，畅谈到翌日清晨还没有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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