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底以后的6年，马克思一家先后搬到伦敦贫穷的索荷区第恩街64号和28号，低矮、阴暗、潮湿的两间一小厨。

钱，把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几乎趋于绝境。马克思在这里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论刊而很难以发行，他只是凭借经常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20马克。“美国佬”给“欧洲人”的稿酬低，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剥削，但是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思想传播到美洲，凭着这点稿酬，全家人过着极低下的生活。

这一年，连这一点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不再刊登“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非常愤慨，坐在书房里干着急，因钱的困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罢。

肝病开始折磨着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损伤。这时，8岁的埃德尔在贫困中死去，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5年内失去的第三个亲骨肉。

“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

这时，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写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给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为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

恩格斯除写信和来看望安慰外，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讨厌的父亲的工厂里去工作。他在曼彻斯特通过邮车给马克思汇钱和送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信中还经常抱怨马克思隐瞒自己的困难不向他明说。

面对生活上的绝境，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认：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一段时间，马克思连去英国博物馆研究和查找资料也去不成了。他却还风趣地说：“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说：“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时找那倒霉的6个便士，为了能往牙齿上放点什么……”

就连很少的稿费也断流了。这个绝望的时候，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回信中说：“这些美国佬简直是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像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人。……2月初我特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字。……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马克思把信中的这几行念给燕妮听，燕妮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说：“他之所以干这个不喜欢的职业，完全是为了能够帮助你，他是多么喜爱研究哲学或文学啊！”

马克思也流出了热泪，藏进浓密的胡须里……他曾经还最担心燕妮，这个贵族家庭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小姐，也同他一块在艰难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过来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还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饿死了。

这些年里，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们不团结，穷困的生活更加剧他们的苦恼和怨恨。马克思还要同流亡者中的蛊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们进行不倦的斗争。这些人对他中伤，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恼火。

各国反动政府对1848—1849年所经历的恐怖还心有余悸，不遗余力要消灭“祸根”，就是要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作“头目”和“鼓动家”的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促使英国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同时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和路易·波拿巴派来伦敦的密探愈来愈多，这些家伙们很内行。他们不把蛊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不嫌弃英国告密者的效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给英国报纸写信提出抗议，在一封刊登在《旁观者》周报的信中，他们强调：

“我们住宅的门房，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是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一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进第恩街的马克思家里。他给政府对马克思在伦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报告：

这个党（共产党）的头目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费（所谓的鲁普斯），在伦敦；海涅，在巴黎；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毕尔格尔斯和丹尼卡斯，在科伦；维尔特在汉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这个党的一般成员。马克思确是党的首脑和灵魂，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这个人物画像的原因。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但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体魄健壮，脸有点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过脸色比他黑，头发和胡须也比他黑，胡子从来不剃。他那双明晰的眼睛闪耀着恶魔般的、凶险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识和教养使他无可争辩地凌驾于周围的人们之上。

在个人生活方面，此人极端紊乱和无聊，他不会当家，过着放浪的生活。洗脸、梳头和换衣服，在他都是很少有的事。爱喝酒。偶尔会好几天无所事事。但是一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他想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起床，常常一干就是通宵不眠，直到中午和衣往沙发上一躺，一直睡到晚上，也不管来不来人。而那些人上他家里来找他的人就像是来到了风车跟前一样，反正也是止不住他的瞌

睡。

他的夫人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一个很有教养和平易近人的女子，由于很爱自己的丈夫，她习惯了这种放浪的生活，对穷困也安之若素。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孩子都长得挺漂亮，都有他们父亲那样的聪明的眼睛。

马克思虽然一般说来是急性子，很粗野，但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很温存和细腻。马克思住在伦敦最穷，因此也是住最便宜的住宅区，他租的套房只有两间，一间对着街，这是客房，后面那间是睡房。屋里的家具都糟透了，简直不成样子，都是些用坏了的、摇摇晃晃的破烂货，到处是一层厚厚的尘土，所有东西都七零八落。客房中央放着一张上面铺胶布的旧式桌子。桌子堆满了手稿、报纸、书籍、儿童玩具、破旧衣服和马克思夫人的手工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那里看到有缺口的茶杯、用脏了的勺刀叉、大蜡台、小酒盅、墨水瓶、荷兰烟斗、烟灰——这一切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

来访的人一走进马克思房里，立刻就会堕入烟炭和烟草的弥漫烟雾之中，开头他必得像在山洞里那样摸索着移步，直到眼睛渐渐习惯于黑暗，能够在这滚滚烟雾之中辨别出一些东西为止。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盖满灰尘，要想往哪儿坐下去是危险的：一张椅子，一共才三条腿，另外一张碰巧还完整无损，可是孩子们在上面玩着做饭菜，递给客人坐的正好是这张椅子，那上面孩子们做的饭菜还没有擦干净，谁要是坐下去，肯定会把裤子弄脏了。但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他们会很殷勤地接待您，给您递上烟斗、烟草，随便从手底下抓一杯清凉饮料端给您。交谈很有意思、很愉快，这就补偿了简陋的陈设和不舒适的条件，您会习惯于跟这些人交往，开始感到这个圈子很有趣，很别致，这就是共产党人领袖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知道那普鲁士政府的大臣——燕妮的哥哥看到这份密探报告后是何感慨？是哭？是笑？……

也许“大臣老爷”对自己的妹妹的处境在笑在哭或非笑非哭的时候，燕妮的一家却已开始出现了转机。

1856年5月至7月，燕妮带孩子回特利尔守候在母亲的病床旁，母亲给了她一笔小小的财产，7月23日母亲去世，燕妮带孩子在巴黎停留后于9月10日回到伦敦。

这笔小遗产再加上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一家终于从第恩街的那个“洞穴”里挣脱出来。

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市场的霸主。

伦敦是世界金融、工业和贸易的首都。

伦敦同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的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在历史上虽有过伟大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影响下的全国工联总罢工和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但是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过后开始新的经济繁荣时期，英国工人放弃了自发的社会主义斗争。不列颠的实证主义和求实主义占了上风。工联和企业家们选择了实行政治妥协，磨去了有尖锐棱角的政策。

这种气氛使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意识受到压抑，然而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来说，伦敦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国际经济首都使他有可能全面看到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扩大视野，而在这以前他的视野只限于欧洲。

伦敦作为资本主义的先驱和典型的中心，使马克思能够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用新的事实来丰富自己的学说。

英伦三岛的政治流亡生活对马克思来说是个人和家庭方面的悲剧。可作为他们主要著作《资本论》的思想和材料，这种生活又是他纵有万贯家财和天堂之乐也无可替代的。

伦敦是马克思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好像是由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为他预先准备好了，好像是历史事件将马克思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了很理想的安排，帮助他登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促使他把在大陆上受到的教育加以完善。

英国正像他的英国博物馆一样也成为欧洲甚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博物馆”之一。因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离开大陆，这不单单是他不平静的生活中的一次例行的迁徙，它意味着马克思的命运随着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而发生了转折：以社会意味的高涨，1848年革命的爆发和失败为标志的整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

“前30年，人生的前半生——这个充满激情和乐观精神的青年时代……”马克思离开浮躁的“小家”时又在英国博物馆里尽情遨游着。他不时在回顾总结自己前30年走过的路：1842年至1849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这期间的观察社会、积累知识、获取经验，在社会意识急剧发展和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影响和鼓舞下制定了新的学说，创建了党，拟订了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无遗的革命纲领，并且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此外，也实现个人生活方面的理想：和燕妮结婚……同恩格斯的友谊、琳蘅的友谊……

马克思得出结论：婚姻中人生7年曲折的恋爱是最大的幸福，得到村姑琳蘅的那种敬和爱的神圣的默契、奉献是最大的幸福；寻求到人生最高尚的信仰，探索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结识恩格斯这样的一些铭友，并将全部身心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之中……这更是人生最最莫大的幸福……

流亡伦敦之前的30年，在马克思心中留下了美好幸福的回忆，他将前30年生活中的风霜雨雪全略去不计，他认为：

在柏林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哲学思想中心钻研了理论。

在科伦，用现实生活检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

在巴黎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中心，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动力——阶级斗争。

在布鲁塞尔，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体化。

在眼下伦敦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应是历史为自己着意选择的最理想的政治经济观测点。……

于是，他面对这里的任何困苦都不沮丧、颓废，似乎几个孩子饿死也是自然而然的，自己把外衣典当一个星期不能出家门也是自然而然的……

走进英国博物馆，他可以把什么烦恼都抛于九霄云外。规律是自然和必然的，在于发现而无法创造，就任自然之花结出丰硕的自然之果吧！

英国博物馆收藏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它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早晨钟声刚响，马克思几乎每天都到图书馆去。他在图书馆里，有个威廉·波佩尔的德国青年义务当他的秘书和英文翻译，两人这么坐在里面，直到晚上看门人关门为止。

马克思在博物馆图书馆有固定的坐位，他的桌子上也同他家里的写字台一样有堆积如山的书，人伏下身去，两边的书把他上身深深地淹没住。桌面上未打开的书放得很整齐，翻开的书一本叠一本的，书里折叠着角，甚至书里临时用什么文具代作了书签……这桌面上的一切的一切，马克思离开后，任何人都不可碰他的。在家里，燕妮、琳蘅知道，连孩子们也知道。这里的图书管理员更知道。

图书管理员每天给他拿来一堆新书。经济学问题和物理学、法律学、数学、化学、文学，甚至外国语的文法书，马克思都进行认真的研究，他身边常常摆着卡片和草稿纸，以便认真作笔记，他从每本书中摘录内容提要，凡属他所特别感兴趣的书，他就细心地作札记。他在钻研中一旦冒出新的思想火花，便立即用文字记下来。

一天，图书管理员好奇地问他：“博士先生，你同时可以研究好50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

马克思敏捷而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如果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要只在一块草原上去赏花啊！”

在伦敦，马克思完全掌握了英文和西班牙文，广泛研究了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帕麦斯顿勋爵》等好几本书。

去了图书馆不想家里的事，回到家里不想图书馆的事。这个非常时期，他要为维持家庭生活去奔波，还要同那些形形色色的反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严酷的、不停的斗争。这种非普通人所能忍受的、长期的艰苦工作以及多年贫困所造成的极坏的健康状况，从未动摇过他的意志而迫使他停止工作。

一天，他看着写字台上的一大堆稿纸失态得像孩子般大声叫嚷：“我已准备好，我要动手了，动手呀——！动手——！”

燕妮、琳蘅和孩子们都呆呆看着他，哑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