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燕妮离世两月后，医生劝马克思外出疗养。1882年2月，马克思去法国的大女儿燕妮家度过了冬天。尽管女儿对他关怀备至，让他生活轻松愉快，但是深深的忧郁还总是常常让他茫然，他的全部思念都萦绕在他的终身伴侣身上。

几个月来，地中海阿尔及尔城的壮丽景色总算多少消解了他心中的忧郁，特别是阿尔及尔最好的医生斯特凡博士把他发炎的肋膜和左胸里的积水抽出来后，他的身体状况更有好转。

5月，马克思叫一位阿尔及尔的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和长发剪短，并且拍了一张照片分别从马赛寄给了他的孩子们和恩格斯。马克思取笑自己改变了的仪容并且高兴地着了色，仿佛要让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夫人身边重现似的。

马克思又转到了瑞士的女婿龙格家里住了，山区的新鲜空气和硫矿的温泉对他的疗养更起了作用。

9月，他欣然回到伦敦，先同恩格斯一块住了几个星期。

马克思又回到了梅特兰公园路自己的家里，回到了同燕妮生活过的地方。时间，如同纯净的水一般，从金砂中淘洗着自我，过去夫妻间微不足道的口角、不满或是委屈早荡然无存了，马克思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他在自己的书斋里背着窗子站了好久。可怕的悲痛使他极其消瘦和苍老的脸抽搐起来。“燕妮，燕妮……”

抽泣声惊醒了琳蘅和爱琳娜，几经劝解，马克思才渐渐安定下来。

身体一有好转，他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抓紧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清样后，完成第二卷的付印，而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自己心爱的亡妻。

然而，入冬后身体又很难支撑起来了。加上大女儿燕妮生下第六个孩子的第三代“燕妮”（为纪念母亲起的名）后，不久也病重垂危，这给马克思的精神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转入新年，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更为恶化，身体开始消瘦下去。

1883年1月1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最后一段话：“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被卡住，就像红色沃尔弗（已故的斐迪南·沃尔弗）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一样”。

1月11日，马克思获悉女儿燕妮在巴黎逝世的消息，他的心里一时很难接受，几分钟像瘫痪地倒在安乐椅上。

琳蘅真像母亲关心“大孩子”似地护理病人，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马克思身边，内心还要尽到女友燕妮相托的一份心愿。恩格斯坚持每天都来看望马克思。

3月14日，伦敦的上空布满了初春的浓雾，棉絮一样的雾团极力穿过窗户透进室内来。

马克思坐在他的安乐椅上。

从来都不闲着的琳蘅坐在一个角落里为马克思编织一副能坐在办公桌上写作戴着御寒的手套。

电铃突然拉响，琳蘅赶忙下楼梯为来访的客人开门。来访的原来是恩格斯。

“尼姆，他怎么样？”恩格斯低声地问。

“他坐在安乐椅上，”琳蘅一边回答，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上楼去，又转身来对恩格斯小声说：

“您请进，他快睡着了。”她请求地作了一个手势。

当恩格斯同琳蘅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

他在两分钟内停止了脉搏和呼吸，安静地无痛苦的永远地睡着了。只是在睁大着眼：看着桌前未定稿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盯着自己未竟的事业，等待自己亲密战友的到来……

恩格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卡尔·马克思，这位伦敦“二老”的剩存者用手沉重而轻轻地合上了战友的眼睛……

马克思安详地在安乐椅上睡着了。琳蘅和爱琳娜跪在马克思的胸前失声痛哭，他们都像小孩子偎依在大人的怀抱里……

恩格斯也在不停地顿足和抽泣……一当看到马克思案前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草稿……他又霍然振作起来，用手抚摩了一下自己那光润而平整的还没有一根银丝的栗色头发……

马克思的葬仪很简单。1883年3月17日，只有附近能赶来的几个朋友，只有孩子和琳蘅，遵照马克思先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安放与妻子同穴，生死与共。

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马克思墓前致悼词：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不过2分钟，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后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和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沙尔龙格宣读了西班牙工人党的唁电。马克思的朋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以德国人的名义向马克思告别。接着又宣读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挽词：

“……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春风拂弄着缠满了鲜花的红色绸带，新筑起的坟墓盖满了鲜花。上面写着伦敦工人、学生、报社、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等字样……；俄国彼得堡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为此寄来一笔钱，恩格斯根据他们的请求也代他们在新坟一一献了花圈…………《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初稿中断断续续留下颤悠悠的笔迹，这是马克思同折磨人的疾痛作顽强斗争留下的痕迹。恩格斯立即沉重地投入了整理朋友手稿遗产的工作。琳蘅也作为朋友和管家人搬到恩格斯家中，承担了一切家务，让恩格斯全力投身于工作。

这位剩存的老人感到不那么孤单了。全部身心投入马克思的遗稿时，似乎觉得他同马克思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紧张工作之余他还长时间凝视着那熊熊燃烧的壁炉——蹿动的火苗真像马克思那双灼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