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有人说，陈云失踪了。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毛泽东委以重任

在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了陈云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

当博古、张闻天、陈云在1933年1月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以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为领导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1933年6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1936年6月26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1935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李维汉曾回忆道：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笔者注：即张闻天）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原注：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

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

那是在1935年2月28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19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智，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

潘汉年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共产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后来曾对李一氓说起自己前往白区的经过：

贵州一带，那时盛产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便以“双枪兵”而闻名。所谓“双枪”，除了一支步枪，还有一支“烟枪”。于是，潘汉年便先让红军抓了个鸦片贩子，跟他关在一起。然后，他“救”那鸦片贩子，一起逃出监狱。他化名“杨涛”，混在一群鸦片贩子之中，到达贵州省会贵阳……

又据李维汉回忆，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一位名叫林青的当地人前来找他，经过谈话，知道对方是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由此，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跟贵州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李维汉让潘汉年到了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工委委员秦天真。秦天真又指派中共地下党员蓝云臧，护送潘汉年由贵阳经广西到达香港，再由香港来到上海……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级别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派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是在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当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由于处于行军之中，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据陈云1985年2月回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会议主要做出了两项决定：关于红军的前进线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再者就是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据刘晓回忆，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去上海的。

但是，有人作了仔细考证，证明陈云和潘汉年是分头去上海的。

实际上，潘汉年和陈云确实是分头出发的，陈云是在潘汉年动身后才启程的。

就是在泸定桥会议后，陈云奉命伺机离开长征的队伍，这时潘汉年早已出发。陈云是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的。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运到了苏联。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他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席懋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席懋昭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席懋昭，他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1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1军2师4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殿镇。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殿镇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殿镇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两名红军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要他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殿镇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他从县城被押解到灵关殿镇，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殿镇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殿镇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的。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见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民团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当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毕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梁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着先生，出示了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胡公着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

陈云还交给胡公着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

陈云不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

刘伯承弟弟家是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大户人家，那里叫“十八梯坎”——也就是18层台阶的意思。陈云一行在刘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

几天之后，刘伯承弟弟为陈云买到从重庆到上海的船票。陈云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陈梁告别，只身东去上海。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过程也颇为曲折，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根据这一内容，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

据当年从无锡赶往上海掩护陈云的孙诗圃回忆，陈云到了上海之后，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那里离苏州河不远。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翻阅报纸，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70多人认识自己。

据陈云之子陈元回忆，当时陈云曾经被国民党特务认出：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座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账！陈云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

陈云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请章乃器转告章秋阳，约他见面。

章乃器这人，曾两次名震中国：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二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反右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其实，章乃器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并曾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

据《七君子传》载：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6000元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转移，结清账户。国民党查到银行，一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亦避免了一场灾祸。

又据路易·艾黎回忆，他曾经手把一笔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带到上海，交给宋庆龄，凑足1万元，由章乃器以银行的名义汇给了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刘鼎。这笔钱，后来被刘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场。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又名章郁庵，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和陈云一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与陈云颇熟。

章秋阳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换成钞票，作为中共经费使用。

陈云通过章乃器，与章秋阳联系上了。

于是，章秋阳立即把陈云从上海新永安旅馆转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358弄尚贤坊21号。

当时，在无锡以新监书记员为公开身份的孙诗圃，奉中共组织之命来到上海，和章秋阳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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