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r特里尔所着《江青全传》，这样描述了江青跟陈云谈话的情景：

尽管带着怀疑，1938年的三四月间，蓝苹还是提出了申请，要求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躲避党校的那种僵硬的政治学习。陈云接见了她，这是一位工作有条有理的实干家，后来成为北京制定经济政策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蓝苹在讲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她总是喜讲连自己也不怎么懂的马克思主义，生怕这位不懂艺术的陈云认为她只知道戏剧。再说，蓝苹的性子也太急，她带着自己的行李去见陈云，好像她当天就想进鲁迅艺术学院似的。

正在这时，一座“靠山”给蓝苹帮了忙。康生从苏联回来了，而且成了党校的代理校长。在中国，从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彼此有一种亲近感，他们常常是互相帮忙。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群体中，有少数几个人来自同一地区，他们会像兄弟姐妹一样。蓝苹和康生也是如此。

从山东得到的信息说，蓝苹的母亲曾在康生家做过女佣。不管康蓝的关系始于何时，有多么亲密，在青岛时，康生曾引导蓝苹参加左翼活动，并把她引见给情人俞启威。

蓝苹去见康生。他们用诸城口音交谈，谈过去，谈山东。可能他们的关系还较为暧昧。过了不久，蓝苹不仅进了鲁迅艺术学院，而且当上了教学助理。

有人曾听蓝苹说：“有康生这位可靠的朋友，就没有敌人能伤害我了。”陈云没有像康生那样为蓝苹开后门，他很不高兴的是，康生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在鲁迅艺术学院为蓝苹找了位置。不久，在一次校内演出结束后，陈云就找到了批评蓝苹的机会。

后来，陈云和蓝苹在政治上有了交往，但是彼此一直互无好感。陈云和康生也是多年的仇敌。

细细查考，可以发现，陈云批评了江青，此事最初出于江青之口。因为在美国露克珊·维特克所着《江青同志》一书中，有类似的记载。众所周知，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是她在“文革”中来华采访了江青后写的，这一细节显然是江青向她说的。

维特克这么写道：

她（笔者注：指江青）到“鲁艺”申请入学时，接见她的是当时的组织部主任陈云。

她知道陈云个人掌握着入学许可的一切权力，她苦心惨淡地要给他印象：

她如何真挚地想在“鲁艺”学习马克思主义。她不能使他觉得这女子的兴趣只在演戏。她对陈云说，她把日用必需品都装在箱子里带来了，她是这样渴望进这个学校。她这场表演，大概使陈云相信对组织部的任何决定她都乐于接受，所以当场准许她入学（现在她把当年如何拼命当做笑话说，然后又急忙加了一句说，当时自己真是为了学习）。实际上，陈云从来没有捧过她的场。准她进“鲁艺”后不久，他曾到学校看她演戏，对她出演的戏，批评苛刻，使她难堪。

据陈云秘书刘家栋回忆，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1939年（笔者注：据笔者查考，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在1938年11月。有关考证，见笔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江青传》一书），在延安发生了一件影响不小的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一事。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是我们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由于毛泽东同志所处的领导地位，加上党内外对江青有着很多反映，导致这一婚姻问题成为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议题。

记得就在这一年春季的一天，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带着另外两个同志来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同志反映问题。他们在陈云同志的窑洞里谈了两个小时左右。等他们走后，我曾问陈云同志，什么事情谈了这么久？陈云同志说，他们反映部队很多干部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

1978年7月，我在北京见到陈云同志时，问他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还记得。他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天气还挺冷，他们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因为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木炭火，一边交谈，听胡耀邦等3位同志反映问题。

陈云同志身为组织部部长，对当时的很多人的情况，有着比较多的了解。由于工作性质决定，还容易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反映。他就是根据自己对江青的了解，根据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意见的。

但是，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多数同志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只是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结婚后，江青不得干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就坚决服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议。这反映出，陈云同志既坚持了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康生在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的问题上，起了极坏的作用。

康生妄图通过江青来影响毛主席，以达到他的一些个人目的。康生用尽了心机，恰恰使他成为害党害国的千古罪人。

当时，对毛江婚恋，反对最力者是张闻天和刘少奇，此外还有王明、博古和王若飞。最为支持者是康生。陈云早已讨厌“大明星”蓝苹，但是他并不溢于言表。

大量读书·不断写作

在延安，环境相对安定，陈云得以大量读书，不断写作。他写了一系列关于组织建设的文章。其中，最为着名的是1939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所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陈云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6项标准：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五、群众模范；

六、学习。

后来在1989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当时是在台下听讲的学生。

宋平曾这样回忆当年听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讲演的体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抗战开始，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我当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陈云同志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项标准，第一项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仅仅愿意抗日是不够的，共产党员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怎样才算奋斗到底呢？陈云同志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由于我们党始终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教育自己的党员、干部，使大批革命青年从民族的觉醒提高到阶级的觉醒，在世界观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才能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顺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于干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陈云提出了任用和提拔干部的标准：

“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陈云还说，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从哲学中总结出15个字

1942年，延安开展着名的整风运动，历时3年。1942年5月，延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陈云是总学委的成员之一。

在延安，毛泽东曾三次对陈云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主要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陈云非常推崇毛泽东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

薄一波曾经说：“陈云把他学哲学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在1987年7月17日跟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这么回忆起当年在延安的学习情况：

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6个人，有我、李富春、陶铸（当时王稼祥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正人、王德，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学习小组不要很多人，大体上都要处在同一理论水平。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

我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5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着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着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经过学习，陈云深有体会地在延安整风中提出了15个字，即：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这15个字，成为陈云的行动总则，成为他的座右铭。

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作了这样的回忆：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这样论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总结道：

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在延安时形成这15个字的思想，成为他思索、考虑问题的原则。我在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时，她说：“这两句话15个字，后来成为陈云一生的写照。”

1962年2月8日，在“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翌日，陈云在向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干部讲话时，明确地阐述了“交换、反复、比较”这6个字的含义。

此外，陈云还写了许多着作。例如：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

《党的支部》（1939年6月10日）；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939年6月10日）；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39年12月）；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秘密组织》（1940年10月1日）；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1943年3月10日）……

当上红色“掌柜”

自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来，毛泽东非常满意，曾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

1944年，已经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忽然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着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北红区——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中共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中共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的荣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1944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说：“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

陈云还说：“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用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接着，1945年2月1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题为“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

陈云指出：“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

陈云还说：“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

陈云告诫他的部下，人人要做红色“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