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使毛泽东下了“翻一番”决心的人，是柯庆施。柯庆施向毛泽东报告说，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在1959年钢产量可达到800万吨。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下了决心，在1958年实现全国钢产量1070万吨。

后来，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上谈及闯了“1070”这个祸时，这么说道：“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明，他自己当时固然头脑发热，可是柯庆施起了很大的怂恿作用。

“全民大炼钢铁”

那“1070”高指标，于1958年8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大炼钢铁！

笔者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求学，也不得不停止学业，奉命从北京来到毛泽东家乡湖南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笔者在当时曾发表《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其中写及亲眼目睹许多“大巴士”行进在湖南山区公路上，椅子上坐的不是人，而是赤铁矿矿石！公路沿线，到处可见冒烟的“土炉子”……

用这种“土炉子”炼铁，据云是陈云提出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用正规的炼铁炉，即所谓的“洋炉子”，实在完不成那“1070”。然而，那“1070”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公布的，不完成不行。陈云不能不为此想尽办法。如薄一波所忆：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薄一波则引用毛泽东关于“土炉子”的指示说：

“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向它学习。”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了“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毛泽东终于“压缩空气”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依然“壮志凌云”，居然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两倍”，即达到3000万吨！

倘若仍然按照毛泽东的“跃进指标”去办，中国又会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到了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所说的“1600万吨”，只及毛泽东定下的指标“3000万吨”的一半！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增加两倍，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的。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1250万吨。

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最后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毛泽东仍在冒进，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陈云曾经对于若木说，高指标危害太大，如果还要大干快上，不碰壁不会回头的。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27亿吨左右增加到38亿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万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笔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笔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决议）一起，18日见报。

毛泽东

12月15日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意识到了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5万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因为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才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算钢铁细账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分五个方面算细账，先算矿石账。陈云说：

关于矿石：生产1吨铁需要35吨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去年采3460万吨）……

全年开采7000万吨铁矿石，由于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还要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轻易。但是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小型土法生产的是740万吨）的情况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

接着，陈云算焦炭账：

关于焦炭：炼1吨铁，平均需要15吨焦炭；炼1吨焦炭，平均需要15吨洗煤；1吨洗煤，平均需要2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

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3项合计3000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36座是机械化的，其中19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243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1700座，能够生产530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800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170万吨。

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应该看到，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包括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是不小的，即使能够如期建成，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23，其余13，即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他又从耐火材料的角度来细算：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料（黏土、矽石、镁矿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最后，他算运输账：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在算了以上五个账之后，陈云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这与毛泽东制定钢铁年产量指标的思维方式相对比，可看出截然不同：

毛泽东先是定下的“战略目标”，即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英国的钢铁年产量当时为2000万吨。先是说“15年”赶上，然后说“10年”、“7年”赶上，后来改为“3年”，最后变成“2年是可能的”。定下了这“2年”赶上，于是便要求中国的钢铁产量如此“跃进”，造成了无法实现的高指标。

陈云正相反，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脚踏实地计算中国现在的铁矿石年产量是多少，焦炭、耐火材料产量是多少，冶炼能力是多大，运输能力又是多大。所以，他算出来的钢铁指标是切实可行的。

一个是先定高指标，然后号召“全民总动员”去实现；

一个是先算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再定切合这一能力的指标。

在“大跃进”遭遇麻烦之后，毛泽东不能不承认，陈云的算法是对的。

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一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