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了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

对于毛泽东，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凡是”派和“非毛派”：

一种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把毛泽东奉若神明；

随着对于“凡是”派开展批判，则又出现了“非毛派”，即效仿苏联当年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样，全盘否定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作为中共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对毛泽东采取既肯定其正确面又否定其错误面的观点。亦即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信中所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准确的、完整的”，便排除了毛泽东的错误面。

接着，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对毛泽东应“三七开”。

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至1976年9月9日去世，在这漫长的41年间，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实行“非毛化”，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尽管他竭力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却又认为绝不能走“非毛化”之路。

为了对毛泽东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为了对1949年以来的中共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有个统一评价，以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中共自1980年起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陈云曾4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

陈云说：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成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

陈云还说：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他指出：“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身上也有封建残余，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他的错误。”

陈云还谈了三点意见：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

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曾去看望过陈云，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的着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

陈云则这么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应该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所区分：

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

即便是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江青，陈云也坚决反对所谓“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

当时，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函邓小平：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屈武的信，代表了众多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们发出的“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然而陈云却在冷静地思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时，陈云明确表示江青“不能杀”。陈云的理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当时的中共，有着“十二老”。这中共“十二老”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彭真、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

“十二老”皆老，开始考虑交接班了。

陈云说：“（老干部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陈云当过7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意识到干部青黄不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休息时，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回北京时送给邓小平一份，送给胡耀邦一份。

邓小平看了，说道：“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8日，陈云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六七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写出《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后来，陈云的《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这份文件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云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关于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的12条建议。

陈云指出：

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过去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经验，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材的。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陈云强调：

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领导干部。这种办法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也是应该努力去做的办法。

陈云提出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观点，虽然已经受到过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新老交替的会议。

在这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由于考虑到华国锋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中有功，这次会议仍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增选赵紫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这样，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6人，即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作了题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

陈云说：

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40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

陈云谈及，在中国，“提50岁左右的人，现在可能争论少一些。我只说‘可能少一些’，并不是说没有争论”。

陈云举了李鹏为例：

我看了国务院部长的名单，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叫李鹏，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是学电的，回来以后在小丰满工作，我参观小丰满的时候还看见过一次。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提出来的名单里头不是李鹏，到第二次，名单变了，是李鹏。这件事情刘澜波同志是力争的，说一定要提李鹏。为什么呢？他年纪轻，而且搞电是内行。刘澜波同志还跟我打了招呼，要我注意一下。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20几年，还有争论！所以，我说，提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但不是没有争论，会有争论。

陈云再三地说，必须“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清理“三种人”

陈云大力提倡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之际，特别告诫人们：

“绝对不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

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了“文革”中那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王洪文。

这时，邓小平便插话道：

“1975年，他（笔者注：指王洪文）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正因为这样，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不对“王洪文式”的人物格外注意，格外警惕。

此后，陈云在1982年7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陈云说：

党的干部交接班的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从此，“三种人”成了一种专有名词。

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

陈云说：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

除了“三种人”之外，陈云还提出要警惕另外“两种人”。陈云说：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82年12月30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

1983年10月12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陈云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通知指出：

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既要坚定，又要慎重；

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强调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

要求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

对“文革”中犯有各种错误或罪行的人的清理和处理问题，补充通知也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