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自古以来，因为核心思想以及观念的不同，儒、道、佛三家之间的纷争从未停止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儒、道、佛三教呈现出一种互为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除了少数帝王外，一般都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认识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甚至进一步认识到儒、道、佛三教的不同功能，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道佛三教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因此它们在中国是长期并存发展的。例如，在泰山这块圣地上，不仅有二十多处道教宫观，还有多座佛寺及孔子庙。在文化方面，三者也是互相渗透的，而明代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就是一个典型。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它是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由于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整个民族，从而为儒家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

道家是一个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派别，崇尚“自然”，主张“清净无为”，反对“斗争”。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认为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存在的自由性，所以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拥护。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其他所有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佛教核心的思想是“苦”、“集”、“灭”、“道”，其精要为“本性”和“行为”。简而言之，就是“纯净、纯善”，即纯净的心、纯善的行为，不夹杂分毫不净不善，就可圆满成佛了。

既然《菜根谭》是一部熔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炉的书籍，那么其中必然会涉及儒、道、佛三教的冲突：儒家讲积极进取，道、佛主张消极静观。仅就儒、佛而言，对“功”、“名”二字的见解，就几乎正好相反。在这本书中，洪应明是如何将截然相反、相互矛盾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的呢？

在功名观上，儒家坚持“三十而立”，即立德、立功、立言。在儒家看来，家与国没什么质的不同，因此儒家很自然就引出了齐家与治国的同一性，从而得出了“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儒家认为有为的根本在于“隆礼”，但与纵横家相比，儒家强调有为必须要“有节”。总而言之，儒家主张功成名就的正当性，是一种积极的“入世”观。

正如《道德经》开篇所写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家认为“道法自然”，任何文明创制都只能给人带来烦恼，因此主张“无为”。因此，在功名观上，道家当然反对任何进取，主张人生在朝要隐于朝，在世要隐于世，是一种典型的“弃世”观。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将世俗生活与神圣天堂截然分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渗入了完全的“出世”精神。佛教认为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即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此，不仅劝人不必太贪恋、太贪求，更劝人要布施，修福慧，要能看破，要能挣脱名枷利锁。

在《菜根谭》这本书中，洪应明巧妙地将这三种不同的功名观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对于“名”，洪应明持的是认可的态度，求取功名，自是美事，但要取之有道，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思想。在一般的观念里，“功”是取得“名”的主要途径，但洪应明认为“功”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途径，这其中就蕴涵了道家的观点，即“功”代表“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因此在洪应明看来，“功”、“过”只有一步之遥。此外，就“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附权势者，凄凉万古。故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这句话来看，重身后之名甚于生前之名，其中又隐隐有现世苦修换来来世幸福的佛教观念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道、佛三教在书中的相互渗透是非常成功的，不仅丰富了内容，而且以辩证的角度重新树立了一种更为明确、更为科学的名利观、人生观。

从《菜根谭》的结构来看，前卷以儒家思想占上风，即就功名论功名，功名可以取，只是要取之有道、守之有道，属务实之道。而后卷则以佛教思想占上风，认为最高境界是舍弃功名，什么都不取，以保持心性的静默与自由，属超越之道。其实务实和超越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我们的立足点，后者则是我们的目标。然而，无论是以务实为基础还是以超越为目标，其根本都在于自我修炼。换言之，自我修炼的目的，既可以是治国平天下，以赢取功名为结局，也可以是超脱于整个世界，同时抛弃功名。就像文中写的“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求功名则可，却不可刻意求之。

随着“商品”与“商品生产”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的人生观和功名观也在不断变化着。从几千年来的“家”和“国”的社会生活空间的圈子，进入了“城市”和“工厂”，从过去坚信的“自然竞争”法则退到了人生和功名的“地平线”以下的“社会竞争”。人们抛弃了传统中国的“入世”观、“弃世”观以及“出世”观，选择积极建设社会，当然也会强烈要求分享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这无可厚非，因为对国家而言，正常的社会竞争有利于促进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对个人而言，这种功利观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基本平台，激励着中国社会和每一个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希望奋斗着。

然而，这并不是说洪应明在《菜根谭》的功利观已经过时，相反它在当今社会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大多数人都想追求功名，也都有追求功名的权利，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不过也有人淡泊功名，而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对生存方式的选择而已。一个人在事业上很有造诣，然而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将功名看做身外之物，这种高尚的精神当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淡泊名利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应该鼓励和激励人们去追求功名，当一位好领导，当一名优秀工程师，当一名出色科学家……但是这种功名观同样是有限制的：任何的功名欲望都要切合自己的发展水平，切忌那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功名，不宜操之过急，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见利忘义。功名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拼搏去实现，而任何不劳而获的功名都是卑鄙的，任何不择手段获得的功名都是可耻的、不道德的。

所以说，我们追求功名是正常的，但一定要将社会效益作为主要出发点。只有剔除了个人的野心和贪婪的私欲，才能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也正是前人洪应明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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