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匹俦：配得上的，比得上的，匹敌。在这里作媲美解。唐·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天池之滨，大江之，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

8

嵇阮：魏晋时“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皆精通音乐律吕，性情狂放。

古文译读：

喝茶不一定要喝好茶，饮茶时壶底不干即可；饮酒也无须讲究上品，只要有酒盈樽，杯中不空即可；素琴虽然不加装饰也没有琴弦，无法弹出美妙的旋律，但只要领会其中的乐趣便足以调节我们的身心。无孔的短笛即使吹不出音调来，也可以使人精神舒畅，自得其乐。一个人假如能达到如此的人生境界，纵然难以超越上古伏羲氏的淡泊，也可与魏晋名士嵇康、阮籍相媲美。

■七

钓水1，逸事2也，尚持生杀之柄3；弈棋，清戏4也，且动战争之心。可见喜事5不如省事之为适6，多能不如无能之全真7。

迷津指点：

钓水：指临水垂钓。

2

逸事：安乐、愉悦之事。

3

柄：权柄，权力。《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既有利权，又执民柄。”

4

清戏：轻松的游戏。

5

喜事：好事、多事的意思。

6

适：合适。

7

全真：使心灵不受损。真，灵魂。

古文译读：

静坐在水边垂钓，本来是一件高雅的活动，然而在这活动中手握对游鱼的生杀大权；对坐桌前下棋，本来是一种轻闲的娱乐，但是在这娱乐中存在相互厮杀、争强好胜的战争心理。由此可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来得悠闲自在，多才多艺不如平凡无才能够让人保全自己的纯真本性。

■八

发落齿疏，任幻形1之凋谢；鸟吟花开，识自性之真如2。

迷津指点：

幻形：幻身。佛教用语。

2

真如：佛教用语。“真实如来”的简称，一般解释为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

古文译读：

在脱发落齿的垂暮之年，一任虚幻的身形自然凋落；但从鸟语花香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本性是恒久不变的。

城府，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潜移默化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想有就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唯物的思想占主流，随着年龄的增加，看透了世间的纷纷扰扰，唯心的思想开始占主流。处世与为人，善应变，有智慧，也就是指有城府。有城府的人像个外交官，只说该说的话；像个武林高手，懂得躲开明枪暗箭。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戴着“面具”待人，背着“行囊”生活。不可否认，这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一种功力，尤其处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城府”变得更加不可或缺。

从古至今，仍不乏一些心无城府、率性而为的人：馋嘴的张翰，在外地做官，秋风吹来，他忽然间想起老家鲈鱼真美，当即弃官回家；“书圣”王羲之也是如此，丞相派人到他家的子弟中选女婿，别的年轻人都穿戴得整整齐齐，举止规规矩矩，唯恐出错，而他却袒着肚子，躺在床上啃西瓜；还有“小人”金圣叹，听说城里最有心计的人死了，乐得大叫：“不亦快哉！”他做错了一件事，一夜不安，次日一早，赶紧在全家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说完了，他乐得大叫：“快哉！快哉！”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人的确已经很少，更多的是把率真的本性深深藏起来，力求说话有度、处事得体、上下和睦、面面俱到，生怕因率性和真切得罪了别人而造成误会。而张翰、王羲之、金圣叹之所以能够不察言观色，不矫揉造作，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人情世故，而是看透了人生——享受简单，享受真诚，享受生命。这种率真才是聪明至极，才是智慧超凡。因此，一个有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的人，都是在平凡中实践自己伟大的人生理想。《庄子·田子方》中田子方的老师正是这种思想境界。书中说：田子方陪坐在魏文侯身旁，多次称赞溪工。

文侯说：“溪工是你的老师吗？”田子方说：“他不是老师，而是我的邻居。因为他的言论谈吐总是十分中肯恰当，所以我称赞他。”文侯说：“那你没有老师？”田子方说：“有，我的老师是东郭顺子。”文侯便问道：“那先生为什么不曾称赞过他呢？”田子方回答：“他为人十分真朴，相貌跟普通人一样，而内心合乎自然，顺应外在事物而且能保持固有的真性，心境清虚宁寂而且能包容外物，外界事物不能符合‘道’，便严肃指出使之醒悟，从而使人的邪恶之念自然消除。我做学生的能够用什么言辞去称赞老师呢？”由此可见，只有在平凡中才能保留人的纯真本性，进而在平凡中显出英雄本色。

口味清淡的家常饮食，最是有益身体、百吃不厌，可以终生相伴。同样，平常、平淡、平实、平和、返璞归真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常言道“真味是淡，至人是常”，说的应该就是陶渊明这种人吧。

陶渊明，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是东晋末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自然朴实，洗尽铅华，率真洒脱。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十分坦诚地说：“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正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在另外一首《归园田居》中，诗人也曾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陶渊明不仅将对世俗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而且体现了他“质性自然”，“本爱丘山”的人生理想。

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陶渊明的率真性情不仅成就了他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更树立了陶渊明经久不衰的人格魅力。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世人对陶渊明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唐朝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中写道：“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中唐诗人白居易也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曾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苏东坡一生更是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渊明的率性不仅体现在诗歌中，在待人处世方面也是如此。《南史》在给陶渊明写传时，说他与客对饮，自己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可见陶渊明就像个孩子一样表里如一，简简单单，毫无城府可言。也正是因为他的“率真如此”，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幽人清事，“无所为而为”，不求达到目的，只求享受过程。喝酒不必大醉，下棋图个消遣，吹笛弹琴即兴欢畅，与友人不期而遇享受一份意外惊喜，不迎来送往，宾主间多了一分坦诚，少了几分功利。此等洒脱人生，令人好生羡慕。正如苏东坡所说的“大率才高意远”，陶渊明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才是人生的大境界——返璞归真。率真，非难事，却不易得，因为它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超凡脱俗的智慧。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处世无奇但率真。”的确，处世的最高境界并不复杂，是率真，即洒脱自由地活出真我，又不违背别人的意愿，伤害别人。自己的内心与行为和谐，与环境也和谐，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所谓“人如其字”，不同的人写出的字也是不同的。在书家群体中，大体可分为两种创作类型：一类是精工细作、点画规矩的书家，他们创作的结果是美形，具有很完整的效果，经得起笔画结构上的挑剔。而另一类则相反，率性而为，不拘小节，点画狼藉，似乎在法则之外。其实做人也是如此，有些人做人讲究规矩，做事一板一眼，而有些人就比较随性，至情至善，无伪无饰。

明代的文征明就属于前者，是个“守规矩”的书法家，他唯法则是遵，以此作为艺术创作之指南，不越雷池一步，每一笔言说出处，有时兴起，发乎情又要止乎礼仪。因此，他的书法之作大都工整、均衡、色匀，就是看不见书写者的性情。而明人徐渭恰恰相反，总是“性情于前，规矩于后”，全然一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派头，直到过足了瘾，兴尽而止。观赏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叛逆，看出率性，从而体会他当时的所思所想。

徐渭是明代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独树一帜，对当世及后代产生深远影响，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徐渭的艺术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坚持自己的风格，在创作过程中也是率性而为，注重个人的真情实意。当时明代诗坛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对此徐渭直言不讳地批评道：“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味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徐渭在戏剧理论方面始终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

徐渭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他的书法与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毫无造作、刻意之态。徐渭的书法用笔狼藉，一般人很难看懂，但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也许他的书法并不是那么出色，但那种“点画披纷散乱，形态如卷席，章法狼藉破损，精神狂放乖张”的创作，足以让观赏者过目不忘、惊心动魄。

俗话说“学艺贵有门庭”，但徐渭认为应该“师心横纵，不傍门户”。在他看来，只有以自己的性情去广泛地观察、杂糅、交融，才能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之中，而不至于沦为“规矩的奴仆”。

徐渭在生活中也是个性情中人，对于那些前来求画者，只有在他经济匮乏时，才有可能以千金换得一幅；如果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就是给得再多，也难得一画。在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如果见来访的是恶富贵者或礼法之士时，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人性率真则可视、可听、可言、可动，能思能想，能忧能虑；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这句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真心诚意地顺着天赋的本性行事和生活，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如此，徐渭“取诸其意气而已”也是如此，而像这种活在世俗中不失本真的人，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

清代著名书画家、诗人郑板桥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至情至善之人，尽管一生历尽沧桑，但他始终坚持以率性的态度对待生活。他因帮助农民打赢官司而得罪了豪绅被罢官，曾因官场失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毅然返回故乡。在待人处世方面，郑板桥不计得失，表里如一，坦荡率真。他曾经写过两条著名的字幅，即“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正是这种心无城府的态度，不仅使郑板桥恬淡快乐地度过了暮年，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对我们而言，城府就如同书法家的技法，它只是性情的一种工具。南朝范晔就曾说过：“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当规矩随书法艺术的进展越来越多时，那就违背一点规矩，得率性而为之乐，这也是很有美学价值的。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将“性情”放在“城府”之前，做个大写的“人”。